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课题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之外，大平台在

　　8月12日，由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主办的互联网治理中的开放与封闭研讨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来自北京多所高校、实务部门、业内专家学者围绕平台互联互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难题，互联网开放的法律认知、现实因素与制度障碍，互联互通的标准、实践、制度建设，以及数据流通中的数据治理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课题组黄尹旭博士介绍了关于互联互通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黄尹旭博士首先介绍道，中国互联网围墙花园问题最早由2008年阿里巴巴封禁百度事件揭开序幕，2010年的3Q大战和2012年的3B大战将围墙花园问题演变成重大社会事件。2018年至今，互联网平台自身的高度封闭、寡头化，用户合法权益在恶性竞争中被严重压缩。平台博弈完全进入存量竞争、赢者通吃的局面，封闭垄断加剧，尤其是即时通信平台产业链兼并趋势明显；在超级APP小程序商业模式趋于成熟的背景下，市场寡头化程度与市场平衡性呈反向发展势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微信等社交平台网络效应不断增强，先后对淘宝、抖音、多闪等进行屏蔽和封禁，并以不正当竞争为名要求抖音和多闪停止使用来自微信QQ上的用户头像及昵称，尽管这些信息已获用户授权跨平台使用。
　　结合我国互联网行业专项行动情况来看，屏蔽网址链接成为重点整治事项。大多数企业积极响应互联互通政策，但部分企业执行上却并未贯彻这一指导思想，部分超级平台甚至仍然存在逃避执行互联互通政策的倾向。
　　首先，超级平台的歧视性开放措施依然持续存在，市场割裂问题并未解决。例如在此次互联互通政策落实中，头部社交平台采取了包括限缩解除屏蔽的范围、增加用户访问外链步骤、难度等在内的新措施，表面上是解除封禁，实际上通过差异化对待、歧视性对待的手段扭曲了互联互通的本意。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互联互通措施，允许用户直接访问部分链接，而竞争对手的链接需要用户在二次确认后方能打开，造成诸多不便。这种差别待遇问题明显与互联互通的政策初衷相悖，而这一逻辑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反对竞争、反对开放、对抗监管的拖延策略。其次，当前互联互通政策的治理，依然以开放链接为主，对平台之间的数据开放、数据可交互层面涉及较少。最后，超级平台自我优待问题仍未解决，中小企业公平竞争环境受限。超级平台通过优待自身投资或附属的企业传导在上游市场的市场力量，导致中小企业无法与其附属企业竞争，市场竞争环境严重恶化。
　　对此，课题组表示，互联互通的基本内涵首先应当是开放网络，其次是网络节点的互相联通，最后是信息系统的可互操作。
　　他介绍说，目前互联互通在实施层面存在一些难题，但是实际上，互联互通存在理论基础。
　　首先是必需设施原则。这是指当某一设施对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具有着关键决定性作用时，设施所有者在特定情况下负有允许他人使用该设施的义务。认定相关数据是否构成必需设施，一般需要综合考虑数据对于参与市场竞争是否不可或缺，数据是否存在其他获取渠道，数据开放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开放数据对占有数据的经营者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因素。
　　其次是网络中立性原则。这是指网络中立指网络服务提供商对流量传输持以中立态度。平台被视为了公共物和基础设施，因为它的能力比传统线下的商业主体能力更大，它更加具有一些公共性和基础设施性，相比传统的商业主体，平台尤其是超级平台应该被赋予更多的公共义务。
　　最后应当关注的是平台公共性，大型平台和超级平台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介入是与日俱增的，它的跨国性、超时空性、基础设施性，都导致不能将这些平台视为简单的私营的商业主体，应该根据相应的公共主体对其进行相应规制。例如，作为拥有超过10亿日活跃用户数的微信平台可构成必需设施，其负有的维护相关市场竞争秩序之义务大于其自身的经营自由。
　　互联互通是互联网的初心和互联网技术架构的本质特征。平台封禁成为典型的损害竞争行为，已经威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一些数字平台主张私人财产、商业自由和技术安全抗辩互联互通，这些理由在工业时代有一定的理据，但数字空间的数据公共性、必需设施原则适用和监管科技足以回应互联互通困局，数据的公共性消弭了必需设施原则既往面临的私有财产公共化危机。
　　在部分互联互通典型案例中，3Q大战、头腾大战、格兰仕诉天猫二选一、美团取消支付宝渠道等，这些技术封杀和运营封杀已经成为了超级平台之间互相竞争的主要手段，超级平台不断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通过自我优待和外部链接屏蔽封杀等措施限制竞争对手，既包括相关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包括其他相关市场但具有业务关联性的其他市场经营者。
　　面对互联互通的要求，有一些平台企业提出技术安全的担忧，报告建议将开放促安全作为基本准则，但安全不是封闭生态的理由。单纯以防范违法外链为理由拒绝互联互通，缺乏正当性。
　　从平台互联互通的制度建构方向上，有观点认为开放数据违背了商业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的理念，对此，课题组主持人表示，数据从诞生之初就是公共的，是由平台与多方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开放和授予数据相关一些额外的规制是不违背财产的私有和商业自由的。
　　这与数据的确权本质上也不矛盾，因为数据确权不一定确权给唯一的对象，一个对象可能有相对比较多的权利，而其他对象也有一定的权利，是一个复杂的数据树。课题组说道。
　　课题组指出，数字时代应当将必需设施原则重构为开放平台原则，强化互操作性要求，推进API开放，以开放为原则，以不开放为例外，通过数据开放、利益共享激励主动开放，并完善互联互通后的衔接措施。
　　研究发现，拥有巨大流量的平台企业通过屏蔽断链措施限制流量输出也可以实现对竞争对手的降维打击，影响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触达消费者，导致消费者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时出现明显的不便和摩擦。支配地位平台企业针对竞争者的产品人为设置链接屏障和接入障碍，实质就是逼迫消费者和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小经营者二选一。消费者不是天然喜欢用微信，而是不得不用。以微信对多闪、聊天宝、马桶MT的封杀为例，屏蔽断链限制了这些企业获取更多流量，也使其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前提，难以做大做强。靠屏蔽保护市场竞争优势是低效无用的，以争夺流量巨头垂青而获取的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并不是真正基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创新企业负责试错，独角兽公司负责验证，巨头负责清场成为了行业习以为常的怪现状。这反映了躺在垄断关键流量入口上的巨头开始不思进取，较之面临试错成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更愿意依靠简单的收割流量薅羊毛的做法获得垄断利益。而解除屏蔽可终结互联网巨头依靠流量入口坐地收租的商业格局，倒逼互联网巨头不再贪大求全，转而深耕核心领域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差异化策略提升服务质量。
　　平台互联互通具有长期向好的未来愿景，大平台、第三方平台和消费者等多方参与主体均能从中获得增益。对平台自身而言，通过吸纳第三方平台的业务，平台不仅可以进一步充实其生态系统，在其自有流量逼近峰值的情况下，数据的多样性和质量的提升将有利于数据红利的发掘，进一步加强算法训练，提升平台整体运作效率；对第三方平台而言，通过共享大平台的流量和数据，可以帮助其更快完成用户流量和关键数据的积累，实现正向反馈回路，充分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对消费者用户而言，平台的开放增加了其可选择的业务范围，且数据共享和互操作也为使用和切换平台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