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同维度和阶段服务需求的变化，精神卫生前辈们开展了很多从无到有的工作，包括精神卫生工作高层研讨会、精神卫生工作会议的召开、工作规划的制定、几大学会的建立和发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探索、灾后心理救援、精神卫生法的出台、精神卫生的综合管理、心理健康服务的推进等，推动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规模和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后续发展回顾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于欣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周东丰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院赵靖平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施慎逊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自从CSP在1993年成立以来，张罗每年的年会就是一宗大事，精神科医院都不富裕，能够出钱资助出来开会的不多。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内药厂，效益都不算好，掏钱的时候不管痛快不痛快，数额都不大。因此年会规模始终维持在一两百人，老面孔居多。然而这一局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之一变。几个国际大型制药企业或者以合资，或者以独资身份进入中国市场，西安杨森、中美史克、礼来他们的市场推广和营销模式都令人耳目一新：手笔大，开会都在星级酒店；起点高，办会通常都有老外讲者和国内学术界顶级大佬站台。来自药企特别是跨国企业的支持，令年会的举办不再有财务上的担忧，年会的档次和规模也不断上台阶。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学会的主要领导和学术界领袖，经历过长期的清贫，也没有为眼前的富贵所淫迷，仍然坚持了学术至上，没有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学会的另一个宝贵资产就是始终坚持民主办会的传统。张明园教授自从1994年担任CSP成立后的首任主委，连选连任，直到2003年换届，由周东丰教授接任主任委员。2007年，是学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不仅在北京举办了CSP的年会和第一届世界文化精神病学大会，同时开启了学会新陈代谢的机制。这一机制，在中华医学会的坚持和组织下，成为众多学术团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民主选举、新旧更替。每一届委员会三年任期，同时由前任主委、现任主委和候任主委领导，主委任期三年，仅限一届。同时，严控委员人数，常委和副主委的数目自然也按比例受到控制。这一年，来自湘雅附二院的赵靖平教授当选为候任主委，从此，csp走上了规律的领导层更替轨道。此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于欣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施慎逊教授、中南大学湘雅附二院的李凌江教授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陆林院士，相继按程序被选为CSP的候任主委，走上了CSP的领导岗位。
　　CSP对内代表了中国精神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接受政府相关业务部门委派，完成各项任务，如在原卫生部医政司领导下，评审精神科的临床重点学科；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后，组织专家编写《精神障碍治疗指导原则》和《心理治疗规范》两个配套文件，在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领导下，编写了精神科相关疾病诊疗路径（包含器质性精神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类型痴呆、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同时，学会积极组织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编写、更新临床指南，或对某些临床问题形成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导意见。
　　对外，CSP代表中国的精神科同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如CSP在张明园教授、周东丰教授的带领下积极参与世界精神病学会（WPA）的活动，翻译出版其官方杂志WorldPsychiatry分别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在2010年举办了WPA的国际会议；2011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夏威夷召开年会时，特地举办了主席招待会，会后特邀CSP时任主委赵靖平教授介绍中国精神卫生发展情况，并在年会上安排了中国专场；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2013年举办了亚洲神经精神药理学会议；2018年CSP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中俄精神病学交流。同时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CSP当时的主要领导特别是周东丰教授的组织协调下，CSP成功应对了世界精神病学会组织的针对中国滥用精神病学手段迫害异见人士的现场核查，也令某些国家在WPA上提出的开除中国精神病学分会的动议最终流产。
　　CSP的发展，是几代中国精神科医生努力的结果。她的成长与壮大，既是新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折射，更广义上来说，也是新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
　　来源：摘自《致为精神卫生共同奋斗的70年》第十章第六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编写
　　编辑邱宇甲
　　排版白羽
　　审核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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