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同维度和阶段服务需求的变化，精神卫生前辈们开展了很多从无到有的工作，包括精神卫生工作高层研讨会、精神卫生工作会议的召开、工作规划的制定、几大学会的建立和发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探索、灾后心理救援、精神卫生法的出台、精神卫生的综合管理、心理健康服务的推进等，推动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规模和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后续发展回顾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于欣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周东丰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院赵靖平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施慎逊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自从CSP在1993年成立以来，张罗每年的年会就是一宗大事，精神科医院都不富裕，能够出钱资助出来开会的不多。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内药厂，效益都不算好，掏钱的时候不管痛快不痛快，数额都不大。因此年会规模始终维持在一两百人，老面孔居多。然而这一局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之一变。几个国际大型制药企业或者以合资，或者以独资身份进入中国市场，西安杨森、中美史克、礼来……他们的市场推广和营销模式都令人耳目一新：手笔大，开会都在星级酒店；起点高，办会通常都有老外讲者和国内学术界顶级大佬站台。来自药企特别是跨国企业的支持，令年会的举办不再有财务上的担忧，年会的档次和规模也不断上台阶。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学会的主要领导和学术界领袖，经历过长期的清贫，也没有为眼前的富贵所淫迷，仍然坚持了学术至上，没有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学会的另一个宝贵资产就是始终坚持民主办会的传统。张明园教授自从1994年担任CSP成立后的首任主委，连选连任，直到2003年换届，由周东丰教授接任主任委员。2007年，是学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不仅在北京举办了CSP的年会和第一届世界文化精神病学大会，同时开启了学会＂新陈代谢＂的机制。这一机制，在中华医学会的坚持和组织下，成为众多学术团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民主选举、新旧更替。每一届委员会三年任期，同时由前任主委、现任主委和候任主委领导，主委任期三年，仅限一届。同时，严控委员人数，常委和副主委的数目自然也按比例受到控制。这一年，来自湘雅附二院的赵靖平教授当选为候任主委，从此，csp走上了规律的领导层更替轨道。此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于欣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施慎逊教授、中南大学湘雅附二院的李凌江教授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陆林院士，相继按程序被选为CSP的候任主委，走上了CSP的领导岗位。
　　CSP对内代表了中国精神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接受政府相关业务部门委派，完成各项任务，如在原卫生部医政司领导下，评审精神科的临床重点学科；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后，组织专家编写《精神障碍治疗指导原则》和《心理治疗规范》两个配套文件，在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领导下，编写了＂精神科相关疾病诊疗路径＂（包含器质性精神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类型痴呆、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同时，学会积极组织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编写、更新临床指南，或对某些临床问题形成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导意见。
　　对外，CSP代表中国的精神科同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如CSP在张明园教授、周东丰教授的带领下积极参与世界精神病学会(WPA)的活动，翻译出版其官方杂志＂World Psychiatry＂分别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在2010年举办了WPA的国际会议；2011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夏威夷召开年会时，特地举办了主席招待会，会后特邀CSP时任主委赵靖平教授介绍中国精神卫生发展情况，并在年会上安排了中国专场；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2013年举办了亚洲神经精神药理学会议；2018年CSP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中俄精神病学交流。同时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CSP当时的主要领导特别是周东丰教授的组织协调下，CSP成功应对了世界精神病学会组织的针对中国＂滥用精神病学手段迫害异见人士＂的现场＂核查＂，也令某些国家在WPA上提出的＂开除中国精神病学分会＂的动议最终流产。
　　CSP的发展，是几代中国精神科医生努力的结果。她的成长与壮大，既是新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折射，更广义上来说，也是新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
　　来源：摘自《致为精神卫生共同奋斗的70年》第十章 第六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编写
　　编辑||邱宇甲
　　排版||白羽
　　审核||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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