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别了，南湾岭

　　天气原因，我在刘家岭被困了六七天。雪停了两天后，山路基本上可以走人了，那天，我和几个去南湾岭赶集的社员结伴同行，平安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湾岭，和令我心寒的供销社。这次下乡，历经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甚至差点把命留在了刘家岭，并且又完满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我不求有功，但求领导＂大发慈悲＂，再不要找我的麻烦，这就算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可现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乐观。
　　在我回来第二天早上的职工学习会上，主持会议的副主任兼文书董志勇，让我把这次下乡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做了个汇报。我特别提到这次任务，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满完成，多亏了刘家岭大队支书和会计的大力支持帮助。而且，队干部对我吃住方面的关照，更不用说了。大伙听了都对刘家岭干部对供销社工作的支持，赞不绝口。然后，我把这次遇到的曲折经历，和发生的一些意外事情，以及走在路上的误会，当作＂故事＂给大伙说了说。当然，他们都感到吃惊和后怕。同志们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和安慰，使我深受感动。可我们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是冷冷地说，＂照这样看来，这次下乡还让你受委屈了？＂。为了让他高兴，我只好违心的说，＂一点都不委屈，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锻炼＂。我心想，只要你高兴就好，我不管你对我的态度怎样，只要咱们能相安无事就行。所以在他面前，我如履薄冰，事事谨慎，再多的委屈，我都要把它咽到肚子里。我原以为他以前对我心怀成见，处处为难我，是因为受过去的传言影响，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训＂我＂长点记心＂，不要再犯以前的＂老错误＂。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一年多来，他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完全是＂服服帖帖＂，＂百依百顺＂，不管他对我怎样厉害，我都从无怨言。可他还是不依不饶，我实在都不知道，咋样做他才能满意。有时，他是这样说的，我也是这样做的，结果也错了，这又能怨谁？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才想到我的同事、好友李长发，曾经多次跟我说过，我们的领导压根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势利小人＂，他劝我绝不能处处、事事都让着他，他本来就是＂老太婆吃柿子，专捡软的捏＂，你越软，他越欺负你，直到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现在看来，事情果然如此。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和他＂闹翻＂，就这样，继续委曲求全，等候公社安排下乡的消息。只有到农村去，我才能得到解脱。
　　1973年3月，春耕前后，公社新的一年，下乡工作计划已经决定，供销社还是抽调一个人，按正常情况非我莫属。其实我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就等领导发话。可没有想到的是，他给我通知下乡＂指示＂时，叨叨了不少令人伤心的话，说我游手好闲了好几个月，成天无所事事，白吃公家饭，不干活对得起谁。这话如果放在以前，我就忍了，我刚来时他对我说的话，比这难听多了。甚至有几次对我破口大骂，我都忍了。可这次我却第一次感到，受了莫大的屈辱。这几个月，虽然我没参加公社下乡，但在单位并没有闲着。掏厕所、扫院子、弄菜地，啥脏活我没干过。更何况去刘家岭，受了那么多的坎坷，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还说我没干活，白吃公家饭。你作为领导，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对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下属，就这样的无情！难道难道你的良心叫狗吃了？你真的非要把我逼到绝路上不可吗？心里虽然很难受，但我还是带着随身不离的＂三件宝＂，棍子、挎包、半导体，准备出门。临走时，我随口反驳了他两句。没想到他竟然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从房子冲了出来，我只看到他那双老眼，放出了两道黄色的凶光，恨不得置我于死地。他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其实自从，从刘家岭回来，有几次我就想＂破罐破摔＂，对他＂反戈一击＂。只是因为我担心，一旦彻底撕破脸皮，后果恐怕比以前要严重得多。如果商业局领导，依然不替我主持公道，那我还能有退路吗？可现在，不反击同样没有出路。与其这样窝窝囊囊活着，倒不如＂破釜沉舟＂，大不了被开除回家。想到这儿，我满腔怒火冲天而起，我决定＂新仇旧恨＂，今天做个了断。我回过头，怒不可遏，举起手中的枣木棍，朝他冲了过去。这时院子已经来了不少同事，李长发和文书老董把我牢牢地抱住，劝我不要冲动。可我怎么能轻易放弃这次＂报仇＂的机会？。本来＂不可一世＂的他，一看形式不妙，抬腿就跑。我挣扎着正要去追赶时，公社赵主任来叫我和他一块去下乡。怒火冲天的我，这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冲着他大声＂宣布＂，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让我和你一块去乡下了。他开始还不明白咋回事，当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一点也没有生气。他和几个同事，把我连拉带劝，回到房子，不停地劝慰我。赵主任笑着说，＂今天才知道小伙子脾气还不小＂。随便一句话，不由得使我失声痛哭了。在赵主任开导下，我的情绪慢慢缓和了。赵主任一再劝我，消一消气，跟他一起下乡去。到农村＂广阔天地＂里，再大的气，都就消了。他开玩笑说，＂主任都叫你吓跑了，你不走他还敢回来吗＂。他这么一说，倒把我给逗笑了。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跟着赵主任，走为上策。这次我们去南湾岭条件最好的一个大队，尚家寺大队。这也是我在南湾岭下乡的最后一个点。
　　我下乡后，听说主任第二天就下山，找商业局领导，汇报我的＂劣迹＂去了，顺便回老家休了两天假，消了消气，第三天一大早回来了。后来听同事说，他回来后，只要提起我，就恨得咬牙铁齿，发誓今后绝不和我为伍，南湾岭供销社＂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俨然要和我不共戴天。尽管他恨我如仇敌，但有两个长期受他压制的同事说，我总算帮他们也出了一口＂恶气＂。大多数同志都说，我是为了＂得道多助＂，故意＂卧薪尝胆＂，＂装可怜＂，等候机会，新账旧账一起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管商业局咋样处理，我都接受。即就是丢了来之不易的＂革命工作＂，我也无怨无悔。我也不在乎回去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们说什么了，我不能为了面子活受罪。
　　后来听同志们说，主任回来的第二天，商业局李局长亲自来了。也许由于涉及我的事，所以也没有叫我回来。他除过和主任交谈外，分别和各门市负责、文书、会计了解了，关于我的表现情况，以及和主任发生冲突的前因后果。关于我的去留，主任态度很坚决，如果我不离开南湾岭，他就要求调走，绝不和我在一起共事。最后李局长答应回去后，由局务会再作决定。由于我一直在下乡，所以我们暂时相安无事。直到＂五一＂节前后，单位接到商业局人事科通知，让我限期回局报到，另行分配。就这样，结束了我在南湾岭，近两年艰难而痛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