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隐私县长俸禄知多少？

　　作者：王奇生
　　县长，清以前称知县，入民国后改称县知事，国民党执政后改称县长。从知县到县长，并非只是称呼的改变。作为一县之长，县长与知县确有许多传承和延续之处。
　　但是，传承和延续只是近代中国县政的一个侧面。在从封建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基层政治运作亦不可避免地随着上层统治体制的剧变而改观。当国家政权不断向社会基层深入、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中，县不再是传统皇权与绅权的交接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
　　据1933年制订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及1937年的补充规定，县长的月薪，按照县等的高低而定，一等县县长340元至430元，二等县县长320元至400元，三等县县长300元至380元。
　　但是，上述规定各省并未严格执行。其原因主要是各省财政困难。除江苏、广东等富庶省份的县长薪俸与中央所定的标准相差不远外，多数省份的县长月薪，一般在160元至280元不等。如湖北1934年所定县长俸给表，一等县县长月薪为240元，二等县和三等县县长月薪220元。江西县长月薪（1932年7月至1935年6月间）一等县实支210元，二三等县实支200元。
　　1935年7月，江西省鉴于中央所定的按县等高低定县长薪俸的做法，仍未脱清代以前所谓肥缺瘦缺的遗臼，乃改以年功加俸的办法，规定各县县长不论所任县份的等第，一律从荐任九级（240元）起俸，任满一年进一级，至荐任一级（400元）止。这本是县长俸给制的一大改革。但未实行多久即废止，仍回复到国民党中央所定的县等薪俸制。1937年710月，江西省一二三等县县长的月薪分别为272元、256元、240元。
　　比照战前的生活标准和其他职业的收入情况，战前县长的待遇如何呢？在战前，各地物价虽有高低，但差距不大。以福建为例，抗战前，一元钱可购买白米20市斤左右，或猪肉35斤。如战前县长月薪平均以200250元计算，则可买米四五千斤，或猪肉八百至千余斤。再以江西萍乡为例，1937年上半年，每人每月生活开支约7。1元。依此，当时一个三等县长的月薪240元，大约可维持33人的基本生活。
　　与同时期其他职业的收入相比。1927年9月，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160260元，助教100160元。不过这个俸给标准只供各校参考。
　　如以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所定的县长俸给300430元的标准比较，则县长俸给略高于大学副教授。与战前陆军军官的薪饷相比，县长的法定月薪大约相当于少将的平时薪饷，实际月薪则相当于上校的平时薪饷和上将的国难薪饷。
　　如与农村地主的收入相比，县长的实际年俸，大约相当于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年收入的两倍，相当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百亩以上地主年收入的三倍。
　　如果说，抗战以前县长的薪俸尚属不菲的话，那么，抗战开始后，随着通货的飞速膨胀，县长的待遇每况愈下。
　　1939年，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县长的月薪仍维持在战前的水平，而同期各省物价却比战前增长了50200，水涨而船不高，县长的真实所得大为减少。1940年以后，各地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各行业人口均受到物价上涨的冲击，其中以军公教人员所受影响最大，而军公教人员中，又以县级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员的真实所得减少最多。
　　战时物价的不断增涨，导致报酬与职业严重脱节。1942年，县长的薪俸接近于国立大学的一名练习生或国营商业公司的一名工役所得。在昆明，县长的月薪仅及裁缝匠、洋铁匠、泥水匠、木匠等普通月收入的一半，而洋车夫、理发匠的收入则高出县长三至四倍。这种情形愈往后愈甚。
　　抗战刚结束不久，一位县长申诉道：今日若干报界，但知吹求县长，而不知地方土劣之藉趋自肥，所得何止十百倍于县长。如职在此，自问朝乾夕惕，寝馈未安，所得薪津，加养廉金计算，不如本地中央机关之公役，不若省级机关之雇员，不及县中之教员，不如小学之校长（兼职兼薪）。
　　同期，湖北的一位县长也辛酸地说：县长薪津及养廉金共计每月收入不过七万余元，赶不上田粮机关（中央驻县的机关）的科员或法院的录事待遇。县府高级职员最高额每员每月薪津及生补各费总计17920元，赶不上省级机关半个差役的待遇。
　　战时及战后地方公务员待遇的急剧下降，对于基层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有人说，县长是被逼上贪污之路的。人非圣贤，要求基层公务员枵腹从公，自无可能，而犹望地方政治能清明健全与有效率，更是痴人说梦。在大家都没有活路的情况下，县长手中有权，以权生钱就成为了必然。
　　北伐完成，国民党在党治名义下推行训政，同时着手基层政制的改革。县长这一角色，无论是职责、权力、地位或形象上，均与传统的县太爷有别。在县党部与县政府之间，蒋介石强调县政府的主导地位。对主持一县之政的县长，更是期望殷切，曾称县长力量可抵一万兵。
　　和中国传统县政一样，国民政府在县一级实行具有承包色彩的县长负责制。县长一人主持全县政事，所有政务之设施，员役之督察，积弊之廓清，均丛集于一身，因而希望县长一方面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同时要自视为公仆，而以民众为主人，以期上报党国，下慰民望。
　　在县长的具体职责上，规定更是巨细靡遗，其中民政31大项，财政28大项，建设48大项，教育17大项，卫生27大项，司法21大项，林林总总计172大项。每一大项中，又分许多小项，如民政类31大项中，细分160小项。清代乾隆时名臣陈宏谋将知县职掌罗列近30项之多，若对比国民政府所颁的《县长须知》，不过是小巫而已。
　　国民党执政后，声称要变无为为有为，改消极为积极，大力推进县政建设。在内政部编订的《县长须知》中，规定县长在民政方面，要接近民众，宣传政令，防治匪患，严禁烟赌，预防灾害，办理救济，改良恶习，编查户口；在财政方面，整理田赋，整顿税收，清查官产，办理公债；在建设方面，保护农工，筹办工厂，维持商业，兴修水利，修筑道路。
　　此外，还要求县长在教育、卫生、司法等方面齐头并举，不可偏废。事实上，以上所举还只是国民政府所要求县长的日常功课，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不同省区在不同时期还规定了县长必须举行的各项要政。
　　但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政权在从王朝政治体制向政党政治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伴随准现代政体的确立，国家官僚机构迅速扩张，民间社会空间日趋萎缩。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为了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一直致力于强化其政治合法化能力，军事统制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帝制时代，县为官僚机构最底层的末梢。国民党执政后，政权机构及权力触角由县延伸到区，再由区而乡、由乡而保甲，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一直铺筑到各家各户的大门口。随着国家政权的不断扩张，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因此，县长越来越不像干事的，而是越来越像当官的，人设也由知事演变为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