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的后代一一作家柳溪与她的子女

　　作家柳溪
　　念大学时，有位高我一届的学姐，叫谢燕南。我们平时接触不算太多，只听说她的父亲是位剧作家，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并担任过教员，老资格了。全国解放后，谢燕南的父亲好像专门从事电影剧夲创作，电影《红旗谱》就是他根据作家梁斌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我还特意到图书馆查了一下他的相关资料，谢燕南的父亲，叫胡苏，原名谢相箴，浙江宁波人。谢燕南的母亲呢，听说也是位作家，写小说的，但其父母因受运动冲击，早已离异，这种事情，我不好直接去问她的。
　　谢燕南是七八级的，先我一年毕业，跟她的父亲一样，她也进了电影厂，去搞电影创作了。我呢，毕业后则到北京当了兵，同学之间，尤其是像谢燕南这样平时交往就不太多的同学，几乎音讯全无了。
　　我从部队转业到天津之后，因从事的是宣传工作，与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也就比较多。有一天我去市作协副主席柳溪家中拜访，意外地就碰上了师姐谢燕南。我俩一时全都愣住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了句：怎么会是你啊？直到这一天，我才知道，我自认为已经非常熟悉并总是称之为大姐的柳溪，竟然是谢燕南的母亲！谢燕南是为将母亲的小说作品改编成电影专程而来津的，此时，她在圈内，也已是一位有些名气的编剧和作家了。
　　柳溪大姐是一个开朗健谈并且十分幽默的人。她的家就在海河中学附近的东莱里，每次打那儿路过，我都要上楼去看她一眼，聊聊天儿逗逗闷子，有时一两个小时，有时一两分钟。初识柳溪大姐时，她只有六十出头，到她九十岁离世，将近三十年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的，嘻嘻哈哈，却又无话不谈。无论我什么时间去，柳溪大姐仿佛永远都是处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因此她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她的脖子上，总是固定着一个医用颈椎项套，写字台上也摞着一个接近45度坡面的写字板，以免书写时过于低头。那时我就想，柳溪大姐之所以著作等身，家学与天赋固然重要，但她的勤奋和她的坚持，或许才是成功的真正密钥。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与柳溪大姐
　　说起家学，还真不是吾辈可比的。柳溪并不姓柳，那只不过是她常用的一个笔名而已。柳溪夲姓纪，名清侁，是清代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主管国子监的纪昀纪晓岚的第六代嫡孙女。对，就是那位以《阅微草堂笔记》得了传世文名，前些年又因为一部有点儿戏说的电视剧而家喻户晓的纪晓岚。至于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您可以去史书文献中查阅，当然也可以从柳溪所写的《我的先祖纪晓岚》中窥得一些文献中并无记载的东西。而柳溪的祖父纪堪谨呢，也曾做过清朝的道台，后出任福建政务厅厅长，民国成立后弃官，在天津的英租界购置房产当了寓公。柳溪的父亲纪钜统，是大清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虽为科举入仕，但他对新式教育却兴趣盎然，并毅然进入天津法政学堂求学，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柳溪生于这样的家庭，虽为女子，但从小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饱读诗书，并非一件难以企及的事情。
　　虽然被家庭的光环所笼罩，但柳溪的个人命运却有些不济。1924年，直奉大战打得正酣，兵慌马乱，柳溪的母亲因胎衣难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生下她就死了，因此柳溪的童年是在继母的打骂中度过的。长大一些后，她逃离了家庭，在保定念了一段中学，16岁便考入了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也正是在此期间，她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书刊和进步人士，并最终成为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常以名门之后以及官宦家庭教师和亲属的身份作掩护，频繁出入于上流社会和日本人的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成为了一名很有潜力的红色特工。在一些场合，柳溪还与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有过交集，多年以后，柳溪之所以在写川岛芳子时能够得心应手，也是基于对这个十恶不赦的女人的了解。北平时期的特工生涯，以柳溪的身份暴露而告终，她被迅速转移到冀东以及冀中抗日根据地，当过《冀中导报》的编辑，也作过首长的机要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柳溪回到了北京，与丈夫一起，在文化部电影局搞剧夲创作。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执导的影片《五支歌》的中国部分《陈秀华》，脚夲即出自柳溪之手。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但仅仅过了几年之后，也即1955年，柳溪便因为写作而被打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一员，其丈夫胡苏也迫于政治压力，跟她划清界限离了婚。考虑到子女的未来，柳溪忍痛让孩子的祖父将他们带到了遥远的长春。接下来，柳溪的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又与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道，被列为三大毒草，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
　　年轻时忧郁的作家柳溪
　　人到中年的作家柳溪
　　柳溪大姐曾多次跟我讲过，她从来也没有把个人的政治前途看得有多重，但她所不能承受的，是一次次的骨肉分离。抗日战争时期，战火纷飞，部队总在转移，她不得不把刚出生的大儿子送给了冀中的农户。十多年后，又眼巴巴地看着女儿谢燕南和小儿子谢午元远离了她，可以想象，一颗母亲的心，在那一刻完全地破碎了。
　　我与谢午元，其实早在我刚到天津就已是熟人了。他当时在天津电视台的电视剧部供职，当编剧，有时也客串演员演电影电视剧，还写过不少小说。那时他用的笔名是石磅。我一直以为他本就姓石，与我在师姐谢燕南身上所经历的尴尬一样，这一切又在我与谢午元之间上演了。我只知道他叫石谤，而不晓得他就是谢午元，更不知道他就是柳溪的儿子。因为工作性质，石磅常年跟随剧组四处游走，我在柳溪的家中，并没有见过他。那还是石磅在写作长篇小说《混血》时，他知道我出生于东北的中俄朝边境地区，对那里的民风比较了解，找我征求意见。我俩出去喝酒，他同我谈起了在东北边防当兵的经历，毕竟都穿过军装，军旅生涯，是所有当过兵的人无法回避的共同话题。聊着聊着，石磅就说到了他的母亲，说到了柳溪。我又一次愣在那里，原来如此啊？当时我就想，生活夲身或许比小说要精彩得多，到处都充满了悬念和玄机。
　　石磅跟我说，他离开母亲的时候还很小，根本就弄不懂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均是灰暗的，这与我的人生经历多少有点儿相仿，因此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理解，也因此日后我俩成了兄弟。石磅年少时，曾独自流浪到内蒙、黑龙江等地，他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养活姐姐，并攒钱去寻找失联的母亲。他在草原上放过马，在森林中伐过木，在码头上卸过货，在掌子面里挖过煤，尝尽了人间的各种苦涩。他也的确多次到关内寻母，但都没有成功。大概是1969年冬，他再一次扒上火车来到天津，这回他终于获知了关押母亲的地方。在严密监视之下，石磅与柳溪见了匆匆的一面。后来柳溪告诉我，正是这匆匆的一面，让她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虽然此后母子又断了音讯。
　　在这个世界上，偶然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石磅也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参了军。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最艰险的国防施工，也即打山洞，后来因为有些才艺，被选调到了宣传队。在边境地区，他奔走在游猎部落和民族杂居地，并对中俄混血家庭有了详尽的接触和了解，这也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点燃了他写作长篇小说《混血》的激情。对于儿子的写作，柳溪并不知情，她说，早在1973年，她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到过一篇小说《女子采伐队》，署名为解放军某部谢午元。当时柳溪的心一下子就狂跳不停。这个谢午元，难道就是自己的儿子谢午元吗？他是怎样躲过政审这一关而进入了解放军某部的？果真如此，到底是福是祸？自己因言获罪，为写作而身陷囹圄，她不想再让儿子重蹈覆辙。柳溪的心又揪了起来，每天都思虑重重，患上了严重失眠症。
　　漫长的人生冬季终于过去。动乱结束后，柳溪获得彻底平反，石磅也从部队转业来到了母亲身边。从骨肉分离到再次团聚，他们用了整整31年的时间。石磅离开母亲时，柳溪恰好是31岁，这两个31，对他们来说真是太残酷了，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31年呢？
　　重获自由的柳溪，创作也进入了新的爆发期，不仅写出了《功与罪》和《战争启示录》等等波澜壮阔的史诗性长卷，在严肃文学创作上有所突破，并斩获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其在通俗文学领域，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写出了一批诸如《燕子李三传奇》《超级女谍金璧辉外传》《淑妃文秀的一生》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并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谈及作家柳溪这个名字，也许普通读者知道的人并不很多，但说起燕子李三、川岛芳子和淑妃文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这也是她为大众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探索和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吧！
　　不幸的是，柳溪大姐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陷入了一片混沌。有一年，我与她一同进京开了几天会，回津后，她竟不记得家住哪里了。我把她送回家，她又找不到开门的钥匙。我去翻她的挎包，那包里装满了宾馆给各个房间配送的香蕉之类的水果，全都烂成水了。我意识到柳溪大姐的健康可能出现了问题，当场给她的单位领导打电话，当然也给石磅和谢燕南打了电话。没过多久，柳溪大姐就住进了天津公安医院，这一住就是几年，由一个公安医院的文学爱好者谢沁丽照料。小谢说，大姐现在谁都不认识了，我说怎么会呢？她肯定认识我的。果然，柳溪大姐九十岁生日时，我和小谢买了鲜花蛋糕之类送给她，柳溪指着我对医务人员说，他是个坏小孩儿，总勾搭我儿子跟他去喝大酒！然后又拉着我的手说，我也该走了，不麻烦你们了！果然没过多久，她就真的走了。
　　我常想，一个家庭，破碎了几十年，这是不幸；但苦难却又浸泡了出了满门的作家，这或许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晚年的作家柳溪
　　前些年，天津蓟县（现蓟州区）上仓镇程家庄授予了柳溪荣誉村民称号，并建了文学馆，以表彰柳溪为上仓所做出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柳溪来到她投身革命初期的冀东老根据地蓟县深入生活。她根据在上仓一带采访到的有关燕子李三的故事素材及儿时听到的各种传闻，创作了长篇小说《燕子李三传奇》，并引起社会关注，据此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连环画等影响广泛而持久。程家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那天，我也去了上仓，我对柳溪说：大姐，我又来看你了，你别烦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