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唯一女性

　　上面这张照片大家想必很陌生，这是1927年4月28日一位荷兰记者被大军阀张作霖请来拍的，这是一张难得的珍贵旧影。
　　照片中的她双手插兜，面色从容而淡定，你能想象得出她马上就要去赴死吗？你能想象得出她已经亲眼目睹3个多小时的大杀戮吗？在她眼前已经有19个战友被绞死，她是20名难友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也是最后一个走上绞刑架。
　　如此坦然的表情，得是有多大的信仰力量在支撑着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啊。她很年轻也很瘦小，让人见了不觉心生怜悯。
　　她叫张挹兰，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封建家庭，她的祖父开私塾学堂，张挹兰也想到祖父的学堂去读书，可是祖母不允，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即使这样，也捂不住张挹兰那颗勤学向上的心，她偷祖父的书借助字典，遇到不懂的便请教祖父。
　　到了17岁那年，她依媒妁之言嫁给邻村的龙姓一户人家，男人忠厚老实，挹兰会勤俭持家，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子，这小日子过得也更加美满幸福了。
　　可是，老天总是不遂人愿，孩子刚满周岁就因染上瘟疫而夭折，这对张挹兰可是致命一击，她每天沉浸在思念孩子的痛苦之中走不出来，渐渐的变得傻了，痴呆了。善良的丈夫不忍妻子每天这样神神叨叨，便鼓励她出去读书，分散思儿之痛。
　　于是，张挹兰便来到县城女子学校的洋学堂学习，她把丧子之痛以及对儿子的思念都转化为学习上的动力，一门心思勤奋苦学，慢慢地成为远近闻名的女秀才。一年后，她被家族中的一家大户请去做家教，当了一年多家教，张挹兰为了感谢夫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赞助，便用白话文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下惹怒了夫家，从此断了她在外每年给予150元的救济。
　　1919年，张挹兰离开湖南到北大求学，生活异常艰难，她一年到头穿的就是一件灰布褂配一条黑裙子，她半工半读，做过抄写员，当过家教。后来因为她的成绩优异，获得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捐助的每月15元的奖学金，这才得以维持学业。并在此结识李大钊和廖伯英，1924年张挹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
　　1925年4月，张挹兰参加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4月，张挹兰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创办了女性刊物《妇女之友》和缦云女校。一直到1927年李大钊和连她一起的革命志士被捕，《妇女之友》才被迫停版。
　　张挹兰唤醒了中国被压迫的妇女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有来自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还有来自于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压迫。
　　1927年3月，张挹兰又接任了北京党部妇女部部长，重任在肩，张挹兰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废寝忘食，日夜工作，身体上也日渐消瘦，健康上也出现了状况，但是她从不为自己考虑，在张挹兰带领下，社会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界舆论强烈反对，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当有人告诉张挹兰的名字在抓捕黑名单中，建议她离京去外地，都被她谢绝了，她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夜以继日忘我的工作。
　　4月6日的凌晨，敌人闯进张挹兰的家，把还在睡眠中的她押上了囚车，也许她知道自己不再回来了，那天走的时候，她穿得很整洁，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齐耳的短发显得她干净精练。
　　在狱中20多天的折磨中，敌人先是劝降利诱，都被张挹兰一一拒绝，张挹兰受尽敌人的酷刑摧残，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消息，没有连累一个同志。
　　4月28日，敌人把李大钊、邓文辉、张挹兰等20位烈士押到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对他们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秘密绞刑，当轮到最后张挹兰的时候，她双手插在袍子的口袋里，镇定自若地走上行刑台，此时的敌人还在作最后一次劝降，张挹兰否决了敌人的劝降，她大声怒喝敌人：行刑吧！张挹兰牺牲时年仅35岁。
　　张挹兰牺牲了，她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绝然赴死，她是发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永远被历史铭记，被人民铭记，她的死重于泰山，青史永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