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桓解放军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四）

　　编者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以下简称＂汉高＂)被撤销五十周年(1969-2019)之际,汉高大院的部分子弟组织了一次聚会活动并印制了一本小册子《往事并不如烟》,小册子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收集了汉高父辈的五篇文稿;下篇收集了汉高子弟的十一篇文章。读一读这个小册子，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汉高的历史沿革和看到汉高子弟的大院童年生活趣事。
　　难忘军校情
　　文/肖 明
　　1949年3月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除鲁迅艺术学院外，其余部门工作人员和部分学员，从锦州出发坐火车到北平，编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我被编入该团第四大队×中队任×区队的区队长。
　　我们在北平听了朱总司令、薄一波、陈绍禹等领导同志的大报告。庆祝五一节后，第三分团奉命从北平坐火车到开封，在开封对已招来的学员继续进行思想教育，并初步进行了解审查。
　　1949年9月初我被调入华中军政大学（后改名为中南军政大学）工作。当时该校在武汉，我从开封坐闷罐子军车到武汉，到校后，才知这个学校的前身是东北军政大学，而东北军政大学的前身，就是名震中外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该校还保存着抗大浩瀚的校史文献资料，连毛主席当年给抗大学员讲《辩证唯物论》，其中就有后来公开发行的《实践论》、《矛盾论》的记录稿都还保留着。
　　当时在学校的干部中，也还有抗大总校留下来的。因此，这个学校在全军享有盛誉，当时全军许多有名的战斗英雄如赵兴元、郭俊卿等，曾来这里学习文化。新来的干部或学员都要学习学校的历史，以便能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我能在这个学校工作，颇感高兴。
　　我被分配到学校直属总队第四大队二队三区队任区队长。学员大多数是湖北一带的知识青年，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近、现代史，进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
　　我那时年青，没有工作经验，不懂得怎样领导，怎样组织，再加上我是学生出身，平时散漫惯了，从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对军队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定不习惯，自已做不好，比如，区队长要带领学员出早操，我连口令都叫不好；起床后的被子要叠得像豆腐块那样齐整，可我就搞不好，军事学校比南工团在这方面严格多了，因此，我的区队工作就不如别人好。
　　1950年评级时，有一次连长不在，副指导员主持开会，评我为付排级，其实我在南工团时，就已经是正排级了。连长回来后，狠批了副指导员。连长是工农出身，是我连的党支部书记，他又召集会议，重新评定我的级别，不过当时我年青，对正、副排级，也不大在乎，但这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
　　后来，大队部政治干事调走了，我不是党员，但领导仍把我调到大队部当干事，这也是党对我的信任。
　　我到大队部后，生活不像连队那样严格要求，自已也适应多了。我调去大队，主要是协助管理员搞好对勤杂人员的管理工作；另外还有大队领导交给的一些临时任务。在这个工作上，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
　　大队管理员是个老红军，人很厚道，出身穷苦，没有读过书，第四方面军长征，路过其四川家乡时参加了红军，他给我讲了长征过程中的许多艰苦情况，还讲了他负伤掉队，被一家农民收留，想叫他当上门女婿，但伤稍好后，他仍然前去追赶部队，终于到了延安。
　　当时大队勤杂人员（当时都是现役军人），有的是东北翻身解放的农民，有的是从山东闯关东时，被日本鬼子抓去煤矿当劳工，每个人都有自已的血泪史。他们给我讲了在日本人控制的煤矿挖煤，没有人身自由，若得了病，看你不行了，不能干活了，就把你扔进山谷，活活死去。人们悲惨的命运，使我深深地懂得了只有努力创建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才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
　　我们的司务长是个朝鲜人，在东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又进关南下，已是中国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尽了自已的国际主义义务，他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不过有时碰到节日，常喝口闷酒，可能是思乡之情。后来回到朝鲜，在外交部工作。
　　我在大队部工作期间，经常和这些同志打交道，他们的经历，在许多方面启迪我了解人生，了解社会，这都是我从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 不过，在大队部工作期间，我也给大队的勤杂人员，经常上文化课，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1950年3月，我还写了一篇《教文化的经验》一文，正好适应了全军即将开展学文化活动，因此，登在学校《教学导报》上，约有一整版；后来又写了一篇关于大队炊事班节约的经验，还登在头版。这些稿件发稿时，我不懂得应给有关领导审阅。第二篇稿子登出后，炊事班有的非党员同志说，为什么只表扬党员，不提我们。后来大队长亲切地对我说：＂以后写有关大队工作方面的稿子，叫我们先看一下＂。这件事，也说明自己当时缺乏组织观念，根本不懂得组织原则。关於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来说，的确需要加强教育和锻炼。
　　早先在1949年6月，我在南工团第三分团某连当排长时，就在这方面闹过一个＂笑话＂。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已从北京到了开封，有次晚会开得太晚了，团里宣布次日早晨晚起床，并宣布了起床时间。第二天早晨，连长来了一看，已到了平时起床时间，学员还未起来，就命令起床，而那天正好轮我当值星排长，我知道后，心想团里宣布晚起床，起床时间还未到，你怎么叫起床，再说我是值星排长，这事由我负责，你管它干啥！就对学员喊叫＂都睡！都睡！＂很明显和连长唱对台戏。连长是个工农同志，知道后笑着叫着我的名字，呀了一声就过去了，我知道他原谅了我。后来有的同志见了我，就开玩笑说＂都睡！都睡！＂，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作为我这样学生出身的人，培养组织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是多么重要呀！
　　学校改造青年知识分子的任务结束，1950年8月我被调到学校直工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一年以后，又调我到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1952年6月结业后，先到广州步校支援文化教育，将近三个月，立了个三等功，回总校，分配到政治系任政治教员，一直到1969年9月学校被撤销。学校撤销至今已有三十八年，但该校对我之情实难忘怀，尤其是难忘我在政治系受批判以后，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之情。
　　事情是这样的。我参加革命头儿年，背着个思想包袱，对自已的家庭出身和父亲坐牢问题，虽然也觉着是个事，但并未在乎。再加上连续两年在教学上都立了三等功，所以，平时讲话无所顾忌，因此，1955年审干时，我就受到了冲击和批判，把我讲得有些话，联系家庭情况，上纲上线，问题就大了，自认为思想进步，却变成了政治落后，我的职务也从政治教员改为文化教员，这对我打击很大。
　　但与此同时，领导上也还是给我以希望，仍让我留在政治系工作。此后，我加强了自已的思想修养，注意了自已言行，再不像过去那样不知天高地厚了，怕别人再联系自已的家庭情况，说自已立场有问题。
　　审干结束，我们系中，有的党员都转业了，而我仍留在政治系。当年暑期政治部主任带领我系几位教员，到东北一些军事院校去参观、学习人家政治教育方面的经验，仍然带上我，不久又把我的职务改回政治教员，这些都使我体会到领导对我的关心。
　　当时我不是党员，而我们的学员都是党员，领导仍派我下连队（我校学员连队相当於团级）讲课，有时还住在连队，学员的活动除了党支部大会，我不参加外，其它活动我都可以参加，包括学员的党小组会，以便我能掌握学员的思想情况，搞好理论联系实际。
　　领导对我的照顾不仅如此，1958年初，上面有个政策，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要到基层锻炼半年到一年，或到连队，或到农村，当时我正在恋爱，已经三十岁了，还未结婚，因此，领导照顾我的这种情况，抽教员下农村时，就没有叫我下去，一直到同年7月我结婚后，才叫我下到我们教员下去的农村，我在农村只待了不到三个月，就跟大家一起回来了。
　　回校不久，我去野战军某连队当战士，当战士不到三个月，当我正在跟部队参加蒲圻陆水工程建设的时候，学校又调我回校。原来是要派三个人到陕北延安搜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留下的有纪念意义的遗物。领导考虑我是陕西人，就抽我参加，顺便还可以回家看看。这次到延安，我们不仅搜集到了抗大的历史实物，而且也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我们到延安后，正好遇到某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是抗大学员，来延安缅怀当年战斗和学习的地方。他听说我校就是当年抗大总校的老底子，像见到亲人一样，对我们非常热情，带我们去看当年毛主席的故居、＂七大＂会议的地址、抗大总校及校门的所在地、抗大挖窑洞的地方。他还告诉我们当年知识青年在延安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带我们沿着延河，走向象征着中国人民必将走向胜利和光明的延安宝塔。我们还在招待所碰到有的老同志，来延安寻找自已的子女。所有这些事情，都使我深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革命胜利都是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奋斗、牺牲流血得来的。
　　通过这次延安之行，使我对我能在抗大留下的这所学校当教员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我在领导和组织多年来的关怀下，思想和工作上，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在教学上评了两个三等功，后又被评为政治系学习标兵，由武汉军区发给奖状。我也终於在参加革命12年后入了党，这同领导与同志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教育分不开的。党终于把一个盲目自高自大，政治上又非常幼稚的我，培养成为党的一员，实在难忘。
　　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我心难安。这所军校早已不存在了，但我永远忘不了军校的领导和战友。而他们也没有忘掉我。军校撤销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老首长仍然出来关心我的问题。
　　回忆这段往事，我心沉重，关心我的那位老首长已去世多年，我的一些战友，现在每年都有走了的，每个人最终都要走这一步，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但人是有感情的，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勿要忘记党的恩情，勿要忘记军校之情，勿要忘记关心和爱护你的同志之情。
　　编者个人简历：
　　1955年出生，上学、下乡、湖北省军区当兵10年，转业后为公务员，现在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