茬架拍婆子，知青的另类生活

　　Original北方30号院
　　有的人把在北京时的玩儿法旧戏重演，用打斗玩儿闹，作为寻开心找乐子的方式，借以排遣现实生活中的无聊与烦躁。
　　他们大都被尊称为顽主，当然这与王朔笔下的人物又有差别，按照当年的思维和叫法称他们为玩主，我认为更恰如其份。
　　现在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印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当年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应了这句话，很多人经受了艰苦磨练，积累了人生宝贵财富，在生活道路上一路走来，是坎坷或坦途，总之是不容易，回忆起来也是百感交集，不说则已，要说几天几夜也聊不完。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如大海中的一粒沙，或被大浪卷起冲到岸上，为绵延的沙滩增添新的沙砾，或被污泥卷入海底，不知何时有见到阳光的机会。
　　已到古稀，走向迟暮之年，聊起当年的知青生活，或一本正经或带着戏谑，有人拿着耀眼的光环照着自己，侃侃而谈怎样经受锻炼，如何参加积代会并早早加入了先锋队；有人感叹一声，好的招工机会总是轮不到自己，条件差待遇低，还是没离开黄土地；有人却插科打诨，说自己常不劳动，经常串队，还茬架拍婆子，稍带着赶集。真是世相百态，听得我也来了兴趣，不由得将早已丢到脑后的残存记忆，又重新翻腾回脑际，回到宅中捋了捋思绪，由此写就了以下记忆。
　　说起当时知青茬架，拍婆子，虽不是知青主流生活的写照，可他作为下乡知青的一种另类生活而真实存在。当年从北京出来到外地插队的知青，鲜有人不知道这事儿的。
　　前些年，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对特殊历史时期青少年的另类生活，都有文学类的描写，如电视剧《血色浪漫》反映了老红卫兵的打打杀杀；电影《老炮儿》，则刻画了老炮儿为哥们儿义气而拼斗。红卫兵和老炮儿，这两类人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的一群人，同时也是特殊环境下制造出来的特殊群体。毕竟文学作品的艺术化的描写，浓缩和夸张性强，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真实，所以对我们这些有幸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总是有些隔靴搔痒，恨不得自己到影幕上重演一回，才觉得真实可信。
　　说起老炮的历史的由来，在我的早年意识里，把他称为老泡儿更合适，这类人基本沉浸在社会底层，产生于老北京的市井文化中间，混迹在五行八作之内，仅从外表上看，豪爽仗义、两肋插刀，能平事，有威望，这一说，似乎想都不用想，浮上眼前的都是些光头满脸横肉，黑衫裹腿，扎着板带的形象，但也并非全是如此，青衣长袍，金丝眼镜，礼帽遮头，摇着一副山水扇，文诌诌的也大有人在，故不能单从外貌取人。
　　这些人能在世面上混，上交官府，下结百姓，全凭得是左右逢源，巧舌如簧或动辄硬上。可惜之后世道变了，解放军进城，污泥浊水全扫涤，只剩下一些跳蚤蚂蚱仍残活于南北老城。新政权那容得下这些人给社会添乱，所以稍一风吹草动便被政府所警诫，故也是白城、清河茶淀等地，你方出来我进去的主儿，也有出不来的，不少人管教期满留场就业，继续享受着不是改造的改造。
　　话说到了文革初期的红八月及稍后的那段日子，红卫兵杀上社会破四旧，也打了流氓，而社会上统称作流氓或痞子的人，也可以说是这些老泡儿们的衣钵传承人，只不过势力大为减弱，况且这时他们大都被尊称为顽主了，当然这与王朔笔下的人物又有差别，按照当年的思维和叫法称他们为玩主，我认为更恰如其份。
　　有件事儿说起来可笑，当时正是砸烂旧公检口号提出，一天，家附近的派出所，被90中的红卫兵半夜偷袭，抢了一些物品。这时有个刚从宁夏农建13师回来，叫小生子的玩主，犯傻替红卫兵拔撅子，想借着混乱局面，带着几个人去派出所准备捞点便宜，谁知正赶上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奉上面命令接管派出所，发现了小生子，立马把他抓住，拉到大门口被红卫兵弯腰薅头发示众，完了还一顿臭揍。
　　在京城，67、68年间，玩主们为了报之前的被打之仇，趁老红卫兵被中央文革打压，在主流较量场上逐渐消沉，式微之际，开始走上街头，和老红卫兵们展开了拼拼杀杀，因之成为了文革大好形势下的街边一景，最让我们这代人口耳相传的是：西直门内新街口一带，有个外号叫小混蛋的玩主，纠结了一帮人与大院老红兵轮番互斗，弹簧锁、刀具全上，结果在一起混战中被老兵用刮刀捅死。
　　当然，这种打斗场合也阵线不清，除了血统论从中作祟外，那有什么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且与政治运动更不搭界，这些乱像只是青少年们无课可上，没事可做，游离于文革主流之外的一种青少年学生之间互相不忿，挥刀舞棒，称霸地盘，发泄青春活力的一种角力。这些打斗游戏直到上面一声令下，中学生统统上山下乡，才逐渐走向低潮。
　　上山下乡使中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知识青年，初来乍到，农村生活不习惯，对艰苦的农耕劳作不适应，从而使一部分人产生了逃避心理，要么重返京城，要么呆在农村里混光阴，还有的人把在北京时的玩儿法旧戏重演，用打斗玩儿闹，作为寻开心找乐子的方式，借以排遣现实生活中的无聊与烦躁。
　　陕北老乡们说起北京知青的种种窘事趣闻总会津津乐道，有两条传播甚广：一条是，有的知青把从北京带来的面包喂狗，尽管说面包从北京带来时间长，发馊人吃不成了，可当地老乡看了也很心疼，人都吃不上还喂狗，真是有点暴殄天物。这个事儿很多在延安插过队的人都听说过，有些回忆中也多次提到。还有一条，就是北京学生可危险了（陕北话厉害之意），一言以蔽之，北京知青爱打架，在黄土高坡算是远近闻名了。当然这种游戏随着时空和身份的变化，与在京时的形式也不同了，我粗略归纳了一下有这样三种类型：
　　一、拔份儿型。这类人年轻气盛，以兴趣爱好、性格相近，家庭出身略同的本校及同班同学为一伙，男生为主，也有夹杂一两个女生的，成员不多团体紧湊。活动形式无外乎串队、赶集、逛县城，着装基本是一身蓝、国防绿或呢子、卡其斜纹袢儿服55式军官服，结伙走在路上，自我感觉人模人样，像那么回事儿，单个知青见此早就远远躲避，如偏巧遇到外县外公社的同类人，难免就会斜目相视，当然情绪好，或互相提个人，双方都认识，也就一笑而过，就怕的是，双方三言两语话不投机，接着拳脚相上，严重的直接从背包抽出菜刀就抡了出来，管他结果是伤或残，一场肉战不可避免。
　　二、挤兑型。同上类人的基本外在特征相似，唯独是在展示自我强大的时候，往往会把弱小的一方当成发泄物。他们结伙走在路上，一旦发现不认识的单身或两三个知青时，就会迅速围住人家索取钱财，还光明正大的声称，拆兑点儿烟钱。知青当时大都囊中羞涩，钱财区区可数，处于弱势情况下，也就无奈的掏出三两块钱赶紧了事。也有气不愤不服的，便容易双方动用武力，后果肯定不堪设想。也还听说有的知青被人扒了外套，掠走围巾的不测事情发生，好在没伤着人身，破财消灾也是幸运。
　　三、追逐型。有些青春期早熟的男知青，内心萌动着对异性的想往，诚然大部分人只是停留在幻梦中，有的个别先行者男才女貌也早早归属已定，只剩下一部分可怜虫，闲的无聊就经常谈论女生，如果是只过过嘴瘾也就罢了，但有些人嘴上不解馋就付诸于行动，没事儿到处串，见着女知青就搭讪，逗闷子，声称交个朋友，干起了人所共知的所谓拍婆子。这一近乎抢新娘的行为，导致了不少女知青外出要么抱团儿，要么拉上同村男知青做保护伞。尽管如此，也还是有女知青因长的好看，盘亮儿抢眼，让人追逐的滿山沟跑。不过这种追逐，虽然事成者概率极低，可真也有成就一段姻缘的。最惨的是，追逐不成，被女知青的保护神们一顿暴打，当然也是两败俱伤，造成一起不必要的冲突。
　　也有不少女知青心正人威，天生是不好惹的主儿，冷眼相视，一句：我不认识你，把男知青的春心萌动打回胎中，再不好经常去骚扰，大不了偷偷暗恋过个眼瘾。
　　关于婆子叫法的来历，据有些说法流传，当年抗战时的晋西北根据地，是大批平津女学生投奔延安的必经之路之一，结果被驻扎此地的老八路们入了眼，按当时队伍上的规矩，只要基本符合258团，即年满25岁，8年党龄，团级干部就能结婚。故够条件的人，都变着法儿与这些女学生接近，最终拢在身边，成就了姻缘，于是也就有了婆子这个带四川方言味儿的用语。老红卫兵们受此家传，不知怎么将老一辈的习惯叫法传播到了社会，代替了圈子这个声名不济，有点儿侮辱女性的名词，婆子一时成了京城青少年们追逐女生的共同用语。如此看来，所谓拍婆子一词，看来也没什么贬意，说白了就是找对象而已，只是方式方法太生硬，让有的女知青到处逃避。所说这段典故不知真否？辜妄听之。
　　上述三种游戏类型，一方面反映了知青们远离家乡，一时脱离了社会和家庭管束，任身心在黄土高坡自由放飞；再者在农村落后的环境下，知青们除了干活儿，没有任何的精神释放之处；还有就是人类本性使然，离不开财与色的诱惑。
　　这三种游戏类型也并非界限分明，往往是混杂进行，总之达到自我愉悦就行。
　　现在说这些是游戏，也是考虑当时环境，用词是宽容的，主要是后果都不特别严重，对社会面危害不大，没有酿成大的事端。还有这时的延安刚刚经历过动枪甩手榴弹的武斗事件，当地老百姓把这些知青所为也见惯不怪。但严格讲，有的严重行为也违反了治安条例，公安机关这时也不在乎你是什么知青身份，先关押两天再说。
　　这些游戏存在的时间不长，主要发生在69年，这以后知青们度过了浮躁期，相对思想稳定，加之招工有了出路以及北京干部来延安加强对知青的管理，这些游戏活动也便日渐消退了。
　　初到生地儿，前途未卜，思想还一片迷茫，就发生了在北京时所看到过事情，相信给不少知青敲了警钟，一切小心为妙。
　　插队期间，跟前的同学既没老兵也没玩主，却大多胆儿小身单力薄，没能力参与这些游戏，不参与不等于没听说，有些还是亲眼所见，更有些是直接冲你而来，有几件事至今未忘。
　　初闻茬架
　　69年2月6号早晨，我们刚刚经过两夜一天的行程到了延安，夜宿延安师范，才恢复旅途疲劳，第二天早上去饭堂吃饭时，就碰上了我们公社的，身穿一身将校呢，脚蹬将校靴的一名男知青，前额缠着白纱布，不用问，肯定头部受伤了。之后才得知，他和几个同学，前一天晩上因与不认识的几个女知青搭讪，实际就是拍婆子，惹起了事端，谁知名花有主，对方几个男知青闻讯赶过来，双方动起手，对方抄起一只饭碗甩到他头上，顿时前额鲜血流出，被花了。初到生地儿，前途未卜，思想还一片迷茫，就发生了在北京时所看到过事情，相信给不少知青敲了警钟，一切小心为妙。
　　东关血案
　　六九年初冬的一天，和同校两个同学走在延安东关汽车站附近，准备买票搭车返回村里，当时东关街道马路不宽，车辆不多，但东来西往办事、买东西、转车、闲逛的人却是不少，行人尽可以在马路中间行走，无交通秩序可言。我们正准备过马路往车站售票厅走去，突然看见从那边跑过几个人，前面的似乎在逃，后面的好象在追。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是目光尾随看着，跑过我们身边时，才看到是前一天见过的几个川口公社北京知青，其中一个手握一把军刺，大步追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说时迟那时快，军刺一下捅向被追人的后背，只见棉制服劈开一个长豁口，顿时鲜血浸湿了棉絮，被刺者忍痛仍然往前跑着，而行剌者则转身向东关外飞机场方向逃去。整个过程几乎是分分秒秒之间的事儿，让人来不及细看，恶战就结束了。当事人不见了，剩下的就是旁观者，且事发突然，加上旁观者的不留意，实际上谁也道不出事情的整个过程，更别提事情的原委了。
　　遇险脱逃
　　自从北京知青下放到陕北，作为陕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延安城这下热闹起来，南关、北关、城中心，尤其是东关和延河桥头，经常看到三五成群的知青，不是购物，就是闲逛，更亮眼球的是，东关大桥东北角，栏杆旁，柳树下，经常有知青在这里背靠着宝塔山和延河水在照相。这些知青大多来自延安县各个公社，也有周边外县的。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延河饭店吃饭，碰见几个安塞知青，刚好也是邻桌，还好，两桌都是面善之人，打个招呼就聊起了天，有一个高个子戴眼镜，比我们大几岁的男知青特别能侃，吃完饭出了饭店门，一路并肩神聊，从一双红绣鞋讲起，说道梅花党，又讲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人生传奇，听得我们入了迷，直到过了东关大桥，才分手散去。这是碰上有点缘份的同乡，见面说的来，话语投机，也有说不来的，就隐藏着危机。
　　一次，我们在东关延河桥头走着，迎面过来几个知青，走到近前开口就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一看来人与我们人数相当，出口犯刺儿，便没有直接回答，还壮着胆子反问你们是哪儿的？来人听后没回答，凶狠的嘟囔两句就走了。到了晚上，其他同学各奔东西有去处，剩我一人只好去南关知青接待站暂住一夜。走进接待站院子，挨着排子房扒着窗户看，找到一间有空床的房间，进了屋在灯光下看到有三四个知青已在床上躺着，眼睛余光打量一下觉得有些面熟，但也没多想，直接上床合衣而眠。躺下没一会儿，就隐约听见那几个知青在耳语，这让我不由警觉起来，脑子也在飞速旋转，突然想起正是白天在桥头打照面的那几个人。真背呀！落入狼窝了，让人家包了饺子痛打一顿就完蛋，当机立断只能选择尽快离开，否则下场不堪设想。要离开还不能让他们察觉你要逃跑，片刻，我轻身下床，装作解皮带，手伸向裤子前门，边自语说撒泡尿，便推门而出，刚一掩上门便听到房间里有响动声，我急速跑出大门顺着南关大街往城里方向奔去，跑出很远累得直喘气，这才回头发现没人追赶，方一块石头落地。天已很晚无处投宿，一人走在寒冷空旷的街上，到了城中心电影院附近，邮局处的一个施工工地，工人在搅拌沙子水泥，旁边燃着一堆火，上面架着烧沥青的大铁锅，我走到近前烤火取暖，就手倚靠在旁边的麻袋片上，火烤前胸暖，风吹背后寒，蜷缩着身子，半睡半醒一直熬到天亮。
　　以上记述只是知青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尽管参与人数极少，但这是当时知青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近半个世纪后回忆以往，不能不说当时年轻人的轻狂与无羁，如上文提到被花了的同学，至今心态已完全释然，和我私聊时笑言道：那时候年轻气盛，在外面胡闹，也打过人，也挨过打，上天有眼，到老了还能落个全须全尾儿，言语之中无不流露出对以往的反思，以及一路走来，到了晚年，对生活和生命的珍惜。更要说明的是，这也是特殊年代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无序，所带来的混沌行为。
　　以上这段口述实录，虽然真实存在，但在一些场合中，却很少有人秉笔直书或者被人热衷提及，估计是曾经的年轻放荡行为，羞于启齿，实际到了这岁数，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故抛砖引玉，欢迎亲身经历者们自己现身说法去回忆。
　　作者：姜华信，笔名北方、荀皓，男，北京市人，初68届毕业，曾赴陕北延安县插队，上过大学，教过书，做过行政管理，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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