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真的好吃大锅饭吗？

　　我的老家是五十年代末成立人民公社的，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才退出历史舞台。人民公社的存续期大致应该在二十五年左右。
　　人民公社的建制是：公社下辖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辖生产队，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最基层单位。1962年以后，人民公社逐渐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所谓＂三级所有＂是指农村生产资料分别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谓＂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进行核算，即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对农业生产收益进行分配。
　　如果说人们要问人民公社是怎样组织生产的，就是某个生产队是如何组织生产的。当时的一个生产队大概有二十多户到数十户不等，若干农户居住在一块，或者彼此居住比较靠近，自然就确定为一个生产队。
　　那么生产队是如何运作的呢?
　　一、干部是如何产生的?
　　生产队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两人到三人;副队长中有一人为财经队长，主管生产队的财务，是除队长以外的主要负责人。还设贫协组长一人，妇女队长一人，民兵队长一人，记工员兼会计一人，民兵政治辅导员一人。
　　什么是＂贫协＂呢？
　　当时农村中的所有家庭在土改的时候都划分了成分，具体的成分是：地主、富农和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其中地主和富农是阶级敌人，是属于革命对象，上中农是革命团结的对象，雇农、贫农和下中农才是革命真正依靠的对象。所以，为了所谓革命，在农村，人民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设贫协主席一职，大队设贫协主任一职，生产队就设贫协组长一职。上级有一部门，下级乃至最基层也设一人主管其事，这就是所谓与上级对口的原则。
　　生产队的干部是如何产生的呢?
　　大多时候都是上级任命的，任命权在大队党支部，驻队的县委工作队有建议权。有时候也经过所谓民主程序选举生产队长。凡属选举，首先要确定候选人，有权确定候选人的是上级组织，他们的推荐很重要。一般只有一名候选人，即现在我们所说的等额选举。在实施选举之前，都有大队干部或工作组队员在场督阵或把关，由他们介绍候选人，介绍的时候引导投票走向，这种选举基本上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推荐的人是注定会当选的。
　　至于其他的干部，基本上是任命的，他们几个干部商量一下，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就算告示大家了。由于上级有很大的权力，再加上当生产队干部也没有什么油水，最多出门开开会，可以轻松一下而已，再就没有什么特权了，因而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
　　担任生产队干部有什么条件吗? 当然有。
　　首先，担当生产队干部的人，必须在政治上合格。当时有种说法，政治是生命，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挑选干部当然要讲政治。什么叫政治上合格?首先是你必须是贫农、下中农的家庭的，上中农成分属于上限，一般不会突破这个上限。地主富农成分的或其家庭出生的人，那就免谈了。当然，当干部，特别是生产队长，还要求是共产党员身份。如果你还不是共产党员，也不要紧，上级组织会通过特别程序让你光荣地加入党组织，特别是上级如果要着意培养你，那么，入党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其次，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听话，就是听党的话，说得庸俗点，就是要听上级领导的话。当然作为一个生产队的领导者，还是要有点能力的，也还要有一些群众基础。
　　二、生产活动是如何进行的?
　　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生产队的生产活动是受上级计划的限制的，比如多少田用于种植稻谷，多少田用于栽种棉花，都要听从上级的指示，这些都是不容讨论，也不会跟你商量的事情，计划下来了，你就得照此办理。另外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一般也要听从上级的指示，当然，在这方面有时候也还是有自己做主的余地，上级不会把你管得太死。总的来说就是，种什么你们不需要管，你们要管的是怎么种。
　　每年旧历年的年初或新春，都要召开群众大会，确定新加入劳动的青年劳力的底分。
　　所谓底分，即劳力每天劳动一般能够获得多少工分。成年男子是主劳力，每人每天能够获得一个工分，成年女子为女性主劳力，每人每天能够获得八成工分。刚刚参加生产劳动的男孩子每人每天能够获得五成工分，放牛娃每人每天能够获得四成工分。同时每天还有出早工的惯例，每人每次能够获得两成工分。
　　另外，在劳动中还有临时确定多少工分的机制，比如插秧的过程中，队长确定将一块田的秧插完，可以得到一定的工分;到湖里绞丝草(一种作为绿肥的植物)，用船装回后要经过记工员验收，一个立方大致上也确定一定的工分：这种情况叫做定额工分。
　　我们姑且以夏季的一天的劳作作为例子来看每天的劳动是如何安排的。
　　天刚麻麻亮，队长就起床了，他一清早就将每人每天应该做什么事情在心里估摸了一遍，然后到孙家墩，李家墩、王家墩去作安排。每天清晨听到的第一声便是生产队长安排一天的劳动生产的声音，张三，你今天去干什么，李四，你今天去干什么，声音清脆、悠长，同时这声音又像是催人起床的号令，人们不得不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年纪大一点的老头，被安排去耕田或耙田，耕田或耙田是技术活，年老的人有经验，有技术;女人则被安排到禾场上去打谷。中年男人年富力强，就安排到禾场去帮助妇女打谷。
　　所谓打谷，就是将稻草铺在禾场上，妇女们挥动连枷打，紧打慢打，将谷粒从稻草上打下来。但是要扬谷(即将打出来的稻谷中的碎禾草、灰尘用木锨在风中扬出来)，将扬好的谷堆好，需要身强力壮的男人。
　　至于像当时我们这样的刚刚出道的年轻男子一般是被安排到外边去挑土，可能某个水利工程需要修修补补，或者某个田块被水淹没，需要开挖小沟将渍水排放出来，我们这些人种田没有经验，做这种事情只要有力气就行。年轻的女孩子手脚灵巧，当然被安排到水田去插秧。
　　每天上工是有号令的，生产队在队屋的屋檐之下安装了一只铜铃，每天都是队长或副队长拉动系铃的绳索，开始敲打铜铃，铜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这时候农民们走出自己的家门，有的赤手空拳，迈着方步，悠悠而行，有的扛着劳动工具，神情昂扬地出发了。
　　到了一定的时候，队长或副队长把钟一敲，大家收拾一下劳动工具，拍拍身上的尘土，就可以收工了。
　　这样看来，当农民是不是还很悠闲呢?其实并不悠闲。当时上级或生产队经常开展以什么什么为主题的活动，比如在早稻收割之后，插晚稻秧，有一个主题活动，就是＂不插八月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起早贪黑，必须延长劳动时间。当时天气比较炎热，中午的时候可以多休息一会，但是晚上必须要干到八九点钟，第二天清晨四五点又要起床了，要到秧田去扯秧，一直干到上午八点左右，才能够回家吃早饭，吃饭以后又匆匆忙忙下地插秧或干其他的农活。到了秋天，有抢收抢播活动，到了冬季要参加水利大会战，这些劳动让农民置身其中，不得不卖力干活。即令是夏天下大雨的时候，也要到田里去劳作，站在水稻田里＂趟秧蔸＂——也就是用手或脚搅动秧苗的根部的泥土，让其根系舒展，促其发育成长，真正让你坐在家里休息的时间很少很少。
　　三、劳动所得是如何分配的?
　　当时实行的还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你付出的劳动多，得到的工分也就多，因而你所得的报酬也要多一些;反之，则所得报酬就少。这里要说明的是生产队的分配有一条原则，就是必须保证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生产队的一年的收入进行年终分配，首先必须交完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在分配之前，要召开群众大会，确立分配方案，然后上报大队和公社，经过上级批准，方案才能够实施。当时分配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实物分配，主要是分配粮食、棉花等;另一种是现金分配，到年终进行，当时人们也把这种分配方式叫做＂年底分红＂。
　　先说第一种分配方式。粮食一般按照每人每年400斤左右原粮的标准分配，棉花也按照每人一年若干进行分配。因为当时农民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和蔬菜，加上每年分配的食油也有限，所以总的来说，农民的食物是不够的，至少每年在吃饭这件事上只能算是勉强糊口。好在当时的粮食是不分老幼，平均分配，吃的多的和吃的少的平均之后，才能够勉强吃饱，如果还有余缺，可以用其他食物，比如用瓜菜、莲藕代替。有人会问，如果这个生产队还能够种一点苕、花生或萝卜，每家每户分配一点，可以增加一点食物，这些也要计算到口粮当中去吗?当然是要计算到当中去的，要不然上级就会以＂私分粮食＂的罪名惩治你，轻则受到批评警告，重则要撤职查办，当干部的是不敢如此造次，甘当傻帽的。
　　再说第二种分配方式。用每年的全生产队的总收入作分子，每年全队所有劳力的总工分作分母，相除以后所得的价值就是每个工分所得。
　　总工分里边还包括所谓的大队工，因为有些人在大队当干部，还有的当民办教师，他们的劳动都折合成了工分，一起参与生产队的年底分红。
　　一般年景，每个工分能够得到0.15元钱，年景好一点的时候，能够得到0.20元以上，这就是非常高的工分值了。
　　一个正劳力，也就是壮年男子，每年所得工分400个左右，每年劳动所值大概80元左右，其他的劳力所得就更加少了。
　　劳动力多的家庭，相对来说，所得工分多一些，减去平时分配的粮食、棉花等所得，然后分配的现金当然就多一些。
　　还有不少的家庭由于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得到的工分少，分配粮食、棉花等实物相对要多，最后测算下来，他们不仅不能够得到现金分红，还需要向生产队缴纳超过劳动价值所得的粮食、棉花款，这样的人家当时就叫做＂超支户＂。超支户没有钱缴纳所得的超过劳动价值的粮棉款，能够得到现金分配的家庭实际所得可能要相应打折扣，相互之间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
　　除了这两种方式获得粮食棉花外，农户还有其他途径获得一些收益。农民的自留地可以种点蔬菜什么的，以解决每天吃菜的问题;同时还可以种一点苕、豆子或棉花，解决生活中存在吃饭穿衣的困难;还可以在房前屋后、祖宗的坟茔旁边种点冬瓜、南瓜，作为家庭生活所需的补充; 农民还可以随意养点鸡鸭，可以养养猪，解决一点看病、亲戚间送礼用钱的问题。
　　那个时候农民有时还会得到一些意外的食物，并且可以不计算在粮食总数之内。每年春节来临之前，生产队的藕塘开挖，能够挖一些藕过年，每户能够分配到一份;如果这一年流年不利，耕牛老死或病死了，牛皮被剐下后，生产队将牛肉分割，按照每户一份的方式分配给各家各户，这时候，农民们可以吃到一顿肉，改善一下生活。
　　四、大家热爱集体吗?
　　人民公社时期是集体主义得到大力张扬的时期，大家走的是集体主义的道路，一心想的是集体，那个时候的人不爱集体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对具体的事情的处理上就可能很难说，比如说对集体的事情是不是那么上心，是不是将集体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那就不一定了。
　　现在很多人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出工不出力，这倒是有的。我自己就偷过懒！
　　我记得我刚刚回乡，光荣地做回乡知识青年的时候，队里人认为我是有文化的人，想将我作为未来的农业技术员培养。我经常被安排带着几个刚刚下放的知识青年给棉花打农药。有一天，气温非常高，这几个小姑娘们也想偷偷懒，于是跟我建议说，这天气太热了，我们可不可以到树荫下休息一会儿;更何况棉花上面打没有打药，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我当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把背着的药桶放了下来，然后到清水边洗了手，坐到树荫下，就不想再做事了，我们在树下坐了几个小时，一直到中午收工。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都担心队长会发现我们没有按照常规工作，但是那一天我们运气似乎很好，没有任何人发现我们偷了懒，耍了滑。我相信我们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都有偷懒耍滑的时候，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或发现得比较少罢了，因此我们并没有因为那次偷懒而感到丝毫的愧疚或不安。
　　其实大家都把集体当做唐僧肉，都想吃点唐僧肉，吃不到肉，至少想揩点油。妇女们在豌豆田里栽种棉花的时候，顺手将半成熟的豌豆偷偷地装在荷包里拿回家，收割稻谷的时候，捆稻谷的人有意丢弃一些谷穗，让自己的小孩跟着捡拾，诸如此类的事情可谓多矣!更有一些人竟然大胆地偷窃生产队的粮食、财物。
　　有一天下午，几位老农在禾场上收拾谷物以后，按照惯例在谷堆上做了记号——用印盒在谷堆四周盖上了白色的石灰印。但是第二天，人们惊奇地发现谷堆似乎变小了一些，再看看上面的石灰印记也发生了变化。几个人一块儿仔细勘察，然后确定，有人偷了生产队的粮食。于是他们就在禾场的四周查勘有没有作案者留下的印记，不看倒没有什么，认真查看，竟然发现了非常明显的痕迹，是一双解放鞋踩出来的脚印，脚印印在一条田埂上，高高低低的，不很规则，可以看出偷粮食的人挑着担子走路不稳，慌慌张张，跌跌撞撞的，这样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队长的家后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我看到刚才还义正辞严，要求严查到底的队长脸上已经红一阵，黑一阵，也再不敢正眼看人，一副慌张、惶恐的神情。再看看队长脚上，还是穿着那双解放鞋，其大小完全和田埂上的脚印吻合。但是查到队长家后门外的分岔路口的时候，居然没有了脚印。有很多人觉得再往下查，就得让队长出乖露丑，于是有人便提出动议，不要再查了，这件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至于说是谁偷了队里的粮食，队长大概心里应该有数，大家在心里也在估摸，十有八九应该就是他老先生干的。
　　当时我们生产队长可是我们公社的红人，交售公粮，交售爱国粮、战备粮、抗灾粮，他在所有队长中都是一马当先，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和嘉奖，但是，谁知道他在背后干了些什么勾当呢?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一次真的是队长偷的的话，他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我们似乎还可以这样说，在那个缺吃少穿的时代，偷生产队的粮食或财物的可能也不止他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