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昨他的抠在三里五乡是出了名的

　　外面响起急促的敲门声，门玻璃冻上了冰绒花，看不清外面的人，妈妈迟疑着打开门，随之，一个高大的人影，连同自行车和逼人的寒气一同塞进屋里，姨夫来了。
　　进入腊月，外面天寒地冻，姨夫早已冷得瑟瑟发抖，他的鼻子冻成一个红尖，脸上肌肉也有些僵硬，他摘下棉帽子，像往常一样在身上拍打几下，又嗤了下鼻子，眼一眯，五家十分滑稽地挤到了一堆儿，有些难为情地低头向母亲解释着这次来的原因。他还是保持着自己一贯谨慎小心的习惯，把那辆大金鹿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搬到屋里进间地，落锁，然后把车座上五花大绑的东西卸下来。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也是时年70岁的姨夫最后一次骑着自行车到我家。
　　第一次见姨夫，是我七八岁那年，上姥姥家拜年，那时姨夫刚从青岛返乡不久，还挺年轻，戴着一顶鸭舌帽，镶金边的高度近视镜，显得高大帅气，他与漂亮的小姨可以说相般相配。
　　那时我刚上小学，他把我拉到身边，眼镜后边游移的目光在我身上晃来晃去，问了我学校一些情况，叮嘱我一定好好学习，他给所有孩子的压岁钱都是一毛钱，而背地里却给了我两毛，并且把他上衣口袋里别的那支派克笔送给我。这支笔一直陪伴我到高中毕业，笔尖差不多磨秃了，我也没舍得扔。
　　我挺喜欢姨夫的，觉得他与我平日接触的人不一样。据妈妈说，小姨他们解放前在青岛开个商店，生意虽然不大，却很红火，但刚解放那几年，姥姥得了病，作为老生闺女的小姨思念姥姥心切，执意到福山老家照顾姥姥，姨夫拗不过，全家搬回福山乡下。后来划成分，由于在青岛那段经历，给姨夫定的是小业主，这个成分有点高，因此他在村子里并不太受待见，村领导也没有希得团结他的，他孤家寡人，整日一个人忙叨叨的。我记得我入党时，受姨夫成分的牵连，接受过不少次组织上的外调。
　　由于姨夫从小在青岛学生意，农村营生可以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因此，他在生产队里，只能干一些边边角角的活，像到山上看青、泊里放牛，整男劳力一天十个工分，他挣8个工分算是顶天了。加上表弟表妹相继出生，刚拉扯大了，又要操心他们的房子，操心他们婚嫁迎娶的大事，日子过得挺艰难。
　　回乡下后，姨夫每年都要上我家几趟，为了省钱，往返40里，他从不花钱打票，而是骑自行车。走东厅福山沙埠至烟台的那条省道，一个单趟，上坡下塂，差不多得半天时间，他怕被自行车链子夹着裤子，夏天通常把裤腿高高挽起，冬天则用一个铁夹子把裤角夹起来。
　　他带的东西大致是应时的农产品，一般秋天是地瓜、玉米，冬天是萝卜大白菜，快过年了，带的是些刚磨出来的可作发糕的玉米面，还有地瓜面和一些苞米叶。别看用自行车驮了满满一麻袋，但由于外甥们多，分到每个人手里，东西就很少了。
　　姨夫来了，家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姊妹们都来凑热闹，一边帮着妈妈做饭招待他，一边打听小姨及表弟表妹家里的情况，屋子里闹嚷嚷的，当然大家最主要的是给姨夫送点年货，这个送鱼虾，那个送猪肉，还有送小姨及孩子们做新衣服的布料，我送了一个猪头和猪下货。
　　姨夫显然很高兴，中午妈妈炒菜，我陪他喝酒，他显然有点喝高了，说话都不太清楚了，有些结结巴巴。爸妈担心他的身体，留他住一宿，他高低不肯，硬是把一麻袋东西捆到自行车上，在凛冽的北风里，踏上了归程。
　　姨夫承包的地由他儿子经管，这些年在村子里姨夫还是捣鼓小买卖，其实也说不上买卖，至多是个小贩子，村子下来什么卖什么，把农民家的农副产品和瓜果李桃倒出来，用自行车带到各乡镇集上卖，起早贪黑走乡串户，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姨夫一辈子省吃俭用，不抽烟，不贪酒，有时喝两口也是最廉价的老白干，他平素最看不起的是不会过日子的消财虫，他的抠在三里五乡也是出了名的。平时他赶集挣的钱全交给小姨，小姨每月给他几个零花钱，但就这几个，也被他从嘴里省出来，不舍得动一个子儿，村子里都传他背着小姨攒体己钱，说他有个活期存折，连小姨都没看见，户头写的是孙子的名字，手中只要有点钱，就赶紧跑到银行存起来，有人说钱老鼻子了，但究竟多少，也没有人知道。
　　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赶集时，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从此小买卖没法干了。可他似乎攒钱有瘾，想叫他闲下来比登天还难，总琢磨找门道挣两个，不出几天，就一瘸一拐地在本村一个砖厂看了大门。这看大门是个粘人的活，白天晚上都要在那里值守，但姨夫极愿意，因为月月还能见点钱，挺带劲！这门一看，又是10年过去了。
　　这年夏天，天特别热，热得人都受不了，这年雨水也特别多，村子的青河水都漫过了河堤，淹到庄稼了。这天吃过午饭，砖厂会计到门口值班室通知姨夫领工资，连叫了好几遍，可姨夫竟一声不吭，他张嘴仰靠在椅子背上，会计又仔细凑前看了一眼，吓得大呼小叫地跑到外边喊人去了。此时窄巴的值班室静得可怕，只有青河林由远而近传来的声声蝉鸣。
　　小姨夫享寿80，孙子户头上的私房钱是8万许。
　　文潘云强
　　原文发表于《烟台晚报烟台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