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音乐茶座风靡广州，回故那段日子

　　音乐茶座唱上一晚
　　能赚常人半月工资
　　＂花城之夜，四方倏然奔腾着音乐澎湃的江流，音乐茶座是江流浮起的歌的星座……心灵的闸门应当永远打开，让人都获得真正的生命；让生命的每一首歌都闪烁光明，让生活的每一寸光明都带着芬芳……＂这是1986年12月一期《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首热情讴歌广州音乐茶座的诗作。虽然诗人＂有力过猛＂，字里行间失去了一些韵味，但我觉得＂让人获得真正的生命＂这一句话倒是说出了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的音乐茶座在短短数年间席卷大街小巷，且夜夜都能吸引上万顾客的秘诀，一曲曲劲歌金曲，使人们饥渴到近乎窒息的心灵＂活＂了过来，而一切真正的文化和创作，只有在大众心灵＂活＂着的时候才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音乐茶座的＂千娇百媚＂，值得我们一再回眸。
　　东方宾馆率先开场
　　精明商家火速跟风
　　读者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用＂复活＂二字形容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兴起的＂音乐茶座风＂呢？其实，音乐茶座在广州还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以前也在文章里提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略高档一些的茶楼里，都有女伶唱曲，一壶茶，两件点心，还有耳畔绕梁不绝的南音，这便是风行于老广州的＂音乐茶座＂，纵然茶资要比普通茶楼贵上好几倍，但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广州还出现了专门的＂音乐茶室＂，茶室布置优雅，并准备了大批唱片，供客人点播，据说点播率最高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和马思聪的小提琴协奏曲，由此可见茶客的文化档次。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广州还有十几家茶座式的音乐曲艺厅，＂文革＂一来，这些演奏＂糜糜之音＂的场所才被当成＂封资修＂的尾巴一刀割去，音乐几乎在人们的生活里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之后，东方宾馆是第一家开办音乐茶座的宾馆。本来吧，这音乐茶座是为了丰富外宾的夜生活才办起来的，慢慢地，它吸引的市井平民就远多过外宾了。提着双卡录音机，一路将＂财神到，财神到＂放得震天价响的小青年有了这么一个＂高大上＂的去处，自然趋之若鹜。市井平民能进星级宾馆尝新鲜，当然也得益于广州＂先人一步＂的开放态度。1986年7月的《人民日报》在报道广州＂星级宾馆内的茶室、舞厅、咖啡厅、游泳池等游乐设施，都向社会开放＂，乃至＂宾馆洗手间也可免费使用＂时，感叹着说了一句：＂这是记者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没有见过的新鲜事＂。在北京上海的老百姓还望洋兴叹的时候，广州的小青年已经在各大宾馆的音乐茶座里＂high＂翻了，这不能不说是生在广州之幸。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自打东方宾馆于1980年办起第一家音乐茶座后，短短几年间，广州街头大大小小的音乐茶座增至70多家，每天都有上万顾客进场消费。那是一个＂全民创收＂的年代，商家争先恐后办起音乐茶座，自然是看中了它的前景。一张音乐茶座的门票，便宜得卖几元，贵得要卖20多元，场场顾客盈门，收入十分惊人。仅1984年一年，广州70多家音乐茶座的收入就高达2000万元，平均每家入账近300万元，把这个数字与普通人百来元都不到的月薪放在一起看，就知道这真不是一笔小数字了。
　　超叻
　　空调成为揽客神器
　　音乐大多＂重口味＂
　　音乐茶座的门票跟人们的收入比起来，也不算太便宜。之所以还是人头济济，一来当然是因为有多达十几万人个体青年作为＂市场基础＂，二来经营者也各出路数提高竞争力，星级宾馆拼的是＂高大上＂，不但有咖啡糕点，最重要的是还有空调，＂街边仔＂们摆了一天摊， 出了一身臭汗，没有谁舍不得花几张＂大团结＂，在这里＂叹＂一晚空调，听一晚的劲歌金曲；公园开办的音乐茶座，＂拼＂的则是优雅惬意。1981年的《广东园林》杂志刊登了一篇介绍流花湖公园和百花园开设音乐茶座的文章，设计师为了营造出＂宁静优雅、对景赏乐＂的环境，也颇为苦心孤诣，不过，音乐茶座开起来以后，天天晚上都是客满，这也算是对他们苦心的回报。
　　环境固然重要，但要旺人气，关键还要靠歌手。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的音乐茶座得分两类，一类是有歌手驻场歌唱的，大约有20多家，另一类是播放卡带唱片的，大约有四五十家。最受年轻人青睐的，当然是前者。当时，由于音乐茶座发展迅速，＂人才＂奇缺，于是各文化剧团纷纷组建轻音乐队，到各茶座献唱，当时活跃的轻音乐队有近20支之多，说是归属于文化团体，但轻音乐队里拿＂铁饭碗＂的并不多，为了捞外快而来炒更的人倒是层出不穷。他们不管是在唱风还是在打扮上，都尽可能迎合＂唔劲唔听＂的广州仔的口味，用老人家的眼光来看，就是一味＂求劲求嗲，趣味堪忧＂。话说北京著名乐评人金兆均曾在1984年到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一游，他对＂轻音乐队＂的＂重口味＂大为惊讶，用他自己在《南国社会音乐生活一瞥》一文中的话来说，这＂轻＂字大成问题，因为现场的音量足有120分贝以上，令人耳膜及心脏觉得十分艰难，歌星更是劲歌劲舞，＂或穿梭于台上，或漫步于烟雾之中，强烈的彩灯变幻莫测，颇觉另是一番韵味。＂轻音乐队如此＂重口味＂，当然是因为＂不这样，年轻人觉得不够劲啦＂，广州青年的听觉神经如此坚强，令来自北京的文化人叹为观止。
　　那么，歌手在音乐茶座唱一晚，到底能挣多少钱呢？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当时一个轻音乐队不过十来个人左右，在音乐茶座演出两个小时，收入可以达到两三百元。曾在1985年因翻唱《霍元甲》主题歌走红大江南北的本地歌手吕念祖就曾回忆，他当话剧演员时，演一场的报酬是0.4元，而在音乐茶座唱一场的报酬是10元，一晚上还能唱3场，一晚上就挣了别人小半个月的工资，所以，他很快就转型当了歌手，并因翻唱港台歌曲而出名，被誉为＂广州的刘文正＂。靠翻唱走红的也不只他一个，当时音乐茶座的舞台上还出现了＂广州郑少秋＂陈浩光、＂广州罗文＂李华勇、＂广州苏芮＂张燕妮，这些从茶座里走出的歌坛明星，至今仍为众多＂老广州＂津津乐道。
　　超劲
　　劲歌金曲一股独大
　　茶座孵化黄金时代
　　翻唱歌手的走红，也显示了香港劲歌金曲在音乐茶座里一股独大的地位。根据金兆钧的现场观察，台湾的校园歌曲在音乐茶座里几乎没有市场，欧美流行歌曲也很少见，就算一样来自香港，节奏舒缓一点的慢歌，也不如劲歌受欢迎，他为此感叹说：＂广州这些年轻人对音乐的要求，何以不似吃饭那般讲究一些，丰盛一些？＂
　　香港劲歌金曲的独门热潮甚至引起了文化部门的不安。1981年12月，广东省政府成立了专门管理音乐茶座的＂社会文化管理办公室＂，并明确规定茶座演唱曲目要以我国优秀民歌和世界名曲为主，但要落实这一规定却非易事，有心人还专门做了一番统计，发现严规之下，各茶座轻音乐队演唱的香港劲曲仍占了三分之一强，更有人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忧心忡忡。不过，虽然忧虑者大有人在，但却很少有人真的想把这个新生事物一棍子打死，当时管理者提出了＂排污而不排外＂的原则，报纸上也常有＂要消除‘左’的影响，要处理好艺术与商业、提倡与包容的关系＂，要保有＂音乐茶座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的一席之地＂，这样的论调，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色彩，今天的读者看来难免会有些心理距离，但其间蕴含的包容与开放的态度，却是这座城市最为可贵的地方，少了这样的包容，很难想象音乐茶座的翻唱之风盛行之后，原创热潮紧随而来，终于孵化出广州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当然，这是后话，我们留到以后有机会再细说端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