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铁匠胡同里的小学，藏着我的童年

　　东铁匠胡同西口
　　西单路口往南走，第二个路口教育部街，在百年之前曾属于其西侧的东铁匠胡同。
　　胡同形成于明代，初称铁匠胡同，猜测应为铁匠聚集地。到清代胡同析为东、中、西三条胡同此段在东，故名东铁匠胡同。1911年，胡同东段弯折的部分改为教育部街析出。
　　1914年《北京地图》中的教育部，其西侧便是东铁匠胡同。
　　关于教育街，此前曾在《西单教育街藏着一座古建 鲁迅在这里工作了14年 》一文中详细介绍过：胡同里曾有庄亲王府，清宣统年间改为学部，民国初改设教育部，后又改为市党部，而胡同也因此从教育部街改为市党部街，最后与1965年定名为教育街，沿用至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曾在此工作，梅贻琦等第一批留美生的选拔考试在这里举行，解放后，这里还曾是北京三十三中北院，后成为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的实习饭店。
　　如今，清学部已经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咱们不说教育街，不妨来看看老街坊眼中，70多年前东铁匠胡同小学是怎样的情状。
　　1948年9月，还是我三哥托人情，勉强让我上了东铁匠胡同小学的五年级。东铁匠胡同在手帕胡同南、察院胡同东口斜对面儿，离家不远。
　　1948年《北京地图》中的东铁匠胡同
　　备取学生另待遇
　　因为我只考了个＂备取＂，而且名次还在最后几名，按说上这个学校没什么希望。偏巧学校为装电表和我三哥打过交道（当时他在冀北电业公司）认识校长高腾海，于是便借机疏通，直到开学两三天以后，校方才勉强同意＂破格录取＂，但附加条件是：必须自带桌椅。
　　三哥和爸爸一说，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谁让这孩子没出息了。只好拿家里的一个旧茶几和一个小杌凳凑数。
　　去上学那天，是我四哥带着我去的。他扛着茶几、我端着杌凳，出了察院胡同东口，过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铁匠胡同，沿着胡同再继续往东走。一路上四哥再次告诫我，为让我能上学，让家里费多大事？这还不都是不好好念书造成的？以后再不学好，怎么对得起家人？
　　到了学校（路南）找到校长，告说五年级是在北院，于是派人把我们带到北院，找到五年级甲班教室。进门、向老师鞠躬、说明情况。老师一看我们搬来的＂桌椅＂，太＂出众＂了，尽管学校的课桌课凳都很破旧，但是茶几和杌凳也太＂另类＂了，而且都比比课桌、课凳高，只好放在最后一排；又一看我的个头又最矮，本想往前安排，可又让谁去坐那个特殊的位子呢？算了，还是先让我坐去吧！安排好以后，我四哥就走了。
　　这下，我成了班上的＂中心＂。先不说上课的时候，大家回头张望。刚一下课同学就都围过来了，先是对这套特殊的＂桌椅＂评论一番，而后又问我原来在哪个学校，为什么还要自带桌椅等。最后的结论是：＂原来是没考上的！＂。
　　大概过了个把星期，级任老师（叫谢胥忠）叫班上的几个大个子同学把我坐的位子搬到教员休息室，又从那里搬来一套和大家一样的课桌课凳；而后重新调了座位，把我调到了最前面。从这以后，我才真正成了东铁匠胡同小学五年级甲班的正式生。我从心里感激谢老师！同时也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念书，做个好学生！
　　后来知道，谢老师是山东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他教我们的时候还在念书。他的妻子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后来他们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小女孩。
　　马路分开南北院
　　东铁匠胡同小学分南北两院，中间隔着胡同的马路。南院是＂主＂校，院子大，教室多；校长室、办公室都在南院；全校集会也都在南院。北院是个东西长、南北短的狭长小院，只有南面三间教室和北面的一间教员休息室。当时北院只有三个班：五年级甲班、五年级乙班和四年级一个班。
　　这是我上过的三个小学中环境条件最差的一个学校。学校面积小，没有专门的操场，课桌、课凳破旧，教室不敞亮。就拿我们教室来说，只有南面较高处有两扇小窗，窗外就是胡同马路；北面有一个门，其余都是墙壁。教室里没有电灯，根本见不到阳光。所以一到阴天，或冬天早上上课都觉得光线太暗。
　　学校北院和师大第二附小（正门在手帕胡同）只隔着一道山墙。当时我弟弟正上二附小的幼稚园，我去过二附小。这个学校可是太好了！当时就想，如果能够把我们这个北院墙打通，把我们合并到二附小该有多好啊！那时，我才后悔我先前怎么就不知道用功？才懂得，只有学得好，才能上到好学校！
　　西单欢迎解放军
　　1948年年底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围城。我和四哥去复兴门那边＂看动静＂，只见国民党的部队用沙袋把复兴门堵得严严实实的。离城门老远就用铁丝网拦了起来。当时，光听见炮声响，却没见有炮弹打进城来。
　　五年级第一学期期末好像都没考试就停课放了假，也没留寒假作业，这个寒假最是轻松，成天就知道玩了。四哥总跟我说，解放军对老百姓特别和气。快解放了，生活要好起来了。
　　终于北平和平解放了。好像刚过完年没几天（经查阅资料，那天是1949年2月3日，正月初六），四哥告诉我说，今天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城，到西单就能看到，我们去欢迎解放军！我们到了西单，马路两旁站满了人。有不少人举着上写＂欢迎解放军＂的彩色三角旗。过了一会儿，解放军的队伍由北面开过来了，他们穿着灰布军装，扛着枪，还不时地向两旁的人群招着手。我随着欢迎的人群一遍一遍地喊着口号：＂欢迎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那天，真是兴奋极了。
　　参加学校秧歌队
　　北平解放后不久学校就开学了。我特别愿意上学，天天都有新鲜事。谢老师天天给我们讲解放区的事。讲歌剧＂赤叶河＂、＂白毛女＂；讲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教我们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光明赞＂＂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把全班分成六个学习小组，让我们从家里带个小板凳来，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都到院子里，每个小组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象解放军那样，开讨论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讨论今天的作业，造句、背课文等；有时候全班围成一个大圈做游戏、讲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学扭秧歌等；因为形式新颖，同学们的情绪都很高。
　　后来，谢老师选了一些秧歌扭得好的同学参加学校的秧歌队，我也被选中了。秧歌队要求我们按解放区扭秧歌的标准打扮回家准备服装。我让我妈给我准备一条白毛巾、一件白色的中式短褂（我没有白褂子，是用大人穿的给改的），还要一条长围巾；下身的裤子好办，黑的、蓝的都行，平时穿的就是这个；我们扭秧歌时，男生上衣穿白小褂、下身穿深色裤子，腰上系条围巾，两边还要甩出一段可以用手攥住来回甩动；头上用白毛巾包上头在额头上打个结；女生的打扮，上衣是花褂子，头上不带毛巾，其余都和男生一样（到后来才知道这个打扮模仿的是陕北老乡）。秧歌队里还有几个男生负责锣鼓，课外时间，他们都要＂锵、锵、七、锵、七＂地敲打起来。
　　最早是谢老师教我们扭秧歌，后来上面派来一位军管会的同志，由他来教我们扭秧歌。我们发现，这位军管会的同志扭的秧歌动作特别大，不但两手甩得高，而且步子迈得大。扭起来风风火火的。扭一会儿就都出汗了。他还教我们男女两队交叉、原地扭十字步等花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老师说可以上街了。
　　这以后，每逢解放一个城市，我们就都上街扭秧歌庆祝。这项活动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
　　登台演出小歌剧
　　六年级上学期，我们的教室调到了南院。谢老师调走了，我们都舍不得他，送他走时，班上一些女生都哭了。新调来一位杨老师担任我们的级任老师。他就住在学校里。开始总觉得他不如谢老师好。后来他经常让我们到他宿舍里去玩，和我们聊天，一来二去也就熟了。他没有老师架子，他还会拉二胡。女生在全校集会上跳舞：＂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的姑娘＂，都是我们男生伴唱、杨老师给伴奏。
　　没过多久，新调来一位语文老师，她叫傅睬，后来又代替杨老师当了我们的级任老师。1949年9月，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傅老师教我们做国旗、唱国歌，剪字贴标语等。当时满大街都贴上了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记得清清楚楚，西单牌楼上挂了一条横幅，上面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校开了庆祝会。当然，是少不了扭秧歌的。
　　快过年的时候，傅老师找了我们三四个同学，还有杨老师，一起开了个会，说是要我们排练一个小歌剧，参加区里的新年联欢会。这个小歌剧是说一个在刚解放的农村，因为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敌特活动，翻身农民不能就只想过安稳的小日子，还必须提高警惕，武装起来，和敌特分子作斗争的故事。我在剧里演一个民兵小伙子，另外两个女生分别演小伙子的母亲和他的媳妇，而傅老师演女特务；杨老师用二胡为我们伴奏。
　　联欢会是在西单十字路口西北角的大光明电影院（后改为二七剧场，今中国人民银行大厦的位置）的举行的。演出的过程我已经记不详细了，只记得当时我一出场就弄了个满场哄笑：因为我的个子比我＂媳妇＂矮一头，身上又背着一条比我高好多的大步枪（真枪）；还有傅老师用她抽烟的姿势和她的眼神把个女特务扮演得很阴险；我们的演唱总的来说还是很成功的，最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演出及联欢会结束后，因为太晚了，老师让我们住在学校，六年级乙班有一个男生叫尚作奎，是乙班的班长，像个老大哥似的照顾我。晚上杨老师就让我们住在他的宿舍里，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回家。
　　少先队员第一批
　　1949年冬天，父亲被调到太原铁路局工作，过了年，即1950年春天母亲带着弟弟迁居到了太原；当时爸爸的工资由解放初期在北京的600多斤小米一下子调整到在太原只拿300多斤小米，生活很是窘迫，所以不可能把家搁在北京。因为我还差半年就小学毕业了，所以家里决定让我在三哥家暂居半年，等毕业后再去太原考中学。当时三哥还在念大学，三嫂工作，我的侄子、侄女都很小，三嫂的母亲（我叫她伯母）身体不好，有严重的气管炎，有时咳嗽起来，成宿不能卧床。当时三嫂家租住在头发胡同小市38号。离东铁匠胡同还不算太远，因此对我来回上学没有太大影响。
　　1950年春天，北京市成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我是第一批队员，我们六年级甲、乙两班都集中到乙班教室，由老师带着我们学唱了由郭沫若作词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少先队成立了，我带上了红领巾，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这一年我在北京过了第一个＂六一＂儿童节。
　　那天，我和几位平时要好同学吴庸、常振镗、李保良一块去北海公园玩。六一儿童节那天，所有的公共电车、汽车对孩子都免费，所有的公园对孩子都开放。我们在北海主要玩的是钻山洞（假山山洞）、捉迷藏，既惊险，又有趣，玩得十分开心。
　　回来时还在长安街的新新电影院（后改为首都电影院）看了半场电影（已经开演了）＂西伯利亚狂想曲＂——这一天电影院对儿童也是免费的——虽然没看懂，但是也享受了一回节日的待遇。
　　背着侄子听评书
　　三嫂家生活很是艰苦。三哥大学没毕业，他自己和三嫂都让他坚持把大学读下来，因此家里的生活全靠三嫂一人工作挣钱。可是三嫂那时还背着个＂历史问题＂的包袱，接长不短地就得去＂学习＂、＂受训＂（直到文革以后才知都是冤案！）；伯母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犯病，一喘起来不但不能做家务，就连觉都没法睡，有时我早上起来看她整整趴在被垛上坐了一宿。侄子三岁、侄女不到一岁。因此带孩子是我的主要家务活。
　　每天下学以后，抓紧时间把作业做完，而后就帮助带孩子。因为是带侄子出去玩，所以我也顺便可以玩玩，只是有看护的责任。当时住在小市附近，都是做木器家俱的；人多、路窄，出来进去的很不方便，特别是小孩，最容易磕着碰着。于是我都是把侄子背起来，带他到大街上去玩。三转两转，后来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在西单南大街路西的＂元长厚＂茶庄门口。
　　茶庄在门口放了个收音机，成天播放节目招徕顾客；每天下午5点半的节目是王洁奎先生说的评书《小五义》，我就天天到那里边听评书，边带侄子玩。直到现在我还爱听单田芳说的《白眉大侠》和《七杰小五义》，这都和原来听过评书《小五义》有很大关系。
　　王洁奎先生在说评书的节目中，他每说一小段，他儿子就给做一段广告。评书内容只讲一次，可广告内容却天天都要重复两三遍，我都能背诵如流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广告的内容：＂骆驼牌爱尔染色，能染白布五尺、毛线半磅＂、＂明明眼镜公司有高级技师为您验光配镜＂以及什么＂口香糖牙膏精＂等等。
　　三哥启发我上进
　　我住在三哥家的时候，三哥还在念大学。我的三哥和四哥在解放前夕同时考入的是北平的中国大学（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今国家教委所在地）数学系，解放后，我四哥放弃了学业，参加了中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四野），我三哥还继续读书。1949年国家对大专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中国大学理学院并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院，后又调整到山西大学理学院，据三哥说，当时他们数学系总共9个学生，他们这个年级就有6个学生。但是他非常喜欢数学的。
　　这又要说点我三哥的历史经历。我三哥从北平四中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去读高中，因当时日本统治时期家庭生活困难，是我三哥主动提出要帮助我爸共同负担家庭生活，所以就提前工作了（是在当时日伪的广播电台做机务）；日本投降后，又转到冀北电业公司做营业员。解放前夕，正值我四哥在四中高中毕业，就跟着我四哥一起温习功课考大学，最后考取了北平的私立中国大学。
　　我三哥非常喜欢数学，而且学数学完全是靠他的天才。他常常对我说，一定要好好念书。他看到我在小学六年级的功课确实很不错，也是非常高兴的。
　　一次他带着我去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还路过前门大栅栏请我吃红果冰棍（那是我第一次吃这种冰棍）；我们边游边谈。他对我说，你上学早，脑子也不笨，条件比我们都好，最好是念两遍大学，先念数学系，而后再选一门其它理科，这样一定会学出成绩来。别看现在我们的生活艰苦，只要肯念书，什么都能挣出来。我很信服我三哥的话。所以从那时起，我对学习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直到小学毕业。可以说我在东铁匠胡同小学是一名好学生。
　　小学毕业离北京
　　1950年夏天，我在东铁匠胡同小学毕业了。爸爸给我请了一张免票（当时铁路员工家属有这个待遇），并交待给列车长帮忙照顾。11岁的我便离开北京独自乘火车去太原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无论什么都感到很新鲜。当时列车的车厢装饰虽然陈旧，但是普通硬座车厢里也给配备有茶杯，这是一种很厚实的瓷质茶杯，外面印有一个很大的蓝色铁路路徽；旁边有一位年轻的旅客，他不用这种茶杯喝水，而是用自己带的搪瓷茶缸，我就觉得他是很＂讲究＂了。周围的旅客向我问这问那，我都很礼貌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列车长也过来照看我，问我吃饭了没有？渴不渴？并一再叮嘱我，有事找列车员，千万别在车停站时下车，只能趴在车窗上向外看看景。
　　我在列车上和周围的大人们交谈；可以在列车行进中去上厕所，；用车厢的水龙头洗手；坐在座椅上吃着三嫂给我带的烙饼和煮鸡蛋，喝着开水……；感到很自豪——觉得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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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我的小学》，作者＂落叶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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