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人对《荀子》注释的精义固多，却也难免还存在着缪误。通过对《荀子》各家注本失误的具体分析，侧面反映了唐代杨倞以来注释家们在理论、方法上所存在的缺陷及流弊，以期为探索传统训诂学的科学化道路提供一些反面的借鉴。 关键词:《荀子》;训释;失误 前人对于《荀子》词义的阐发、析疑与正误，多有可宝贵者，但难免还存在着缪误。他们或疏于文法，或拙于义理，或不审词例，或不明修辞、语法，或不明通假而望文生训，或增字为释，错误颇多。再加上荀子思想博大精深，《荀》书词义颇为灵活，有所谓＂奥谊艰辞＂之称，前人的注释往往各执一辞，众说纷纭，情况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眼光，能进行鉴别。现就众注家失误的情况，归纳出几点，以供商榷。 一、破假借时本字抉择不当 通假字实质上是同音字或音近字互相替代。同音字或音近字一般不止一个，因此求本字时不但要具备语音条件和有力的证据，更要审度文义，务求贯通。否则，仍不得谓之确诂。下面就是本字抉择不慎，因而顾此失彼的例子:《劝学》:＂《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王引之训＂交＂为＂姣＂之借，谓＂方来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缓＂[1](P79)，我们认为王氏语亦未当。《释名·释丧制》:＂绞，交也。＂《说文》:＂绞，缢也。＂段氏注曰:两绳相交而紧谓之绞。《小雅·采菽》中的＂匪交匪舒＂盖承上文＂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的＂赤芾＂、＂邪幅＂而言，＂匪交匪舒＂正谓＂赤芾＂、＂邪幅＂逼束适度，非紧非舒。读＂交＂为＂绞＂，训为＂急＂，与＂舒＂对文，方为允洽。 二、动辄破字，滥说假借 有些注家把《荀子》的假借现象看得过分严重，同时又错误地认为＂古声同者，其义亦同＂，不免滥用声训。如:《正论》:＂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宣次。＂梁启雄注:＂‘论’当作‘谲’，‘谲’、‘决’古字通。谓决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2]这段注解失当。《儒效》:＂若夫谲德而定次。＂王先谦云:＂‘谲’、‘决’古字通。＂《简释》显然是根据王说作注的。但在古语中＂论＂、＂德＂两字常连用。《王霸》:＂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曹植《文帝诔》:＂考诸先纪，寻之哲学，生若浮寄，惟德可论。＂皆＂论＂、＂德＂连用。《礼记·王制》:＂论定然而后官之。＂文意也相近。＂论德＂即＂根据德而论定＂，意思是很清楚的，＂论＂字不必当作＂谲＂字，也就不存在＂谲＂、＂决＂通用的问题。另外还有《修身》:＂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或谓＂懼＂通＂遽＂，或读曰＂瞿＂;《议兵》:＂秦人，其生民也陿阸……隐之以阸……＂谓＂隐＂与＂殷＂同，又或谓与＂慇＂同等等，例多不烦更举。其实这些被认为是＂借字＂的皆可由原字之义求之，有些注家却舍近求远，妄说通假，徒自滋扰。我们认为前人注释《荀子》一书，滥用通借的情况比较突出。 三、辗转相训，违反推理规则 辗转相训实际上就是采用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推导词义的方法，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训诂手段。但是在推导过程中稍有疏忽，如在前提中出现多义词、同音词等，就容易违背逻辑，导致结论不真实。如:《修身》:＂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刘师培注:＂菑与淄同……淄与缁同……缁又与滋同，滋，浊也。盖字之从菑得声及与菑音相近者义均训黑，引伸之则为浑浊之貌。＂[3]谨案:刘氏训＂菑＂为＂浑浊之貌＂，其公式是:因为＂菑＂犹＂淄＂，＂淄＂犹＂缁＂，＂缁＂犹＂滋＂，所以＂菑＂犹＂滋＂。但是，＂菑＂训＂淄＂，＂淄＂训＂缁＂，皆有古训为据，唯＂缁＂训＂滋＂并无古训依据，况＂滋＂有＂浊＂义，陆德明《释文》云:＂滋音玄，本亦作兹，子丝反。＂刘氏在这里应该说是犯了＂虚假论据＂的逻辑错误，因此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也就不正确了。而在古汉语中，＂菑＂字也并没有＂浊＂的意思，此句中的＂菑然＂仍应从杨倞训为＂災害在身之貌＂为当。 四、随意牵合故训字说训释多义词 古人对词的多义性认识不足，解释经传，有时专主一义，不知变通，致使文义窒碍难通。清代以来的学者对此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他们懂得多义词不但有本义，而且还有引申义，并且还能对词义系统作初步分析。但是词的.多义性客观上确实给主观臆测提供了某些余地，有的注家为追求＂说戒雷同＂，有时利用词的多义性，随意牵合故训，这样就很难真正做到＂诂各有当＂了。如:《修身》:＂辟违而不慤，程役而不録。＂杨柳桥注:＂王逸《楚辞》注:‘役，贱也。’《白虎通·京师》篇:‘禄者，録也。’《广雅》:‘禄，善。’＂谨案:杨柳桥训＂程役而不録＂为＂轻贱而不善良＂[4]，使人费解。 ＂役＂训为＂事＂，＂録＂训为＂具＂，与上句的＂拘守而详＂意义相对，前后照应，暗示了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截然分明的特性。杨氏不从常训，专欲求奇，解为＂轻贱而不善良＂，转失之迂。 五、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训 《儒效》:＂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億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之《荀子新注》将＂举＂释为＂奉承＂。 王念孙曰:＂‘举’读为‘相与’之‘与’。‘与’古通作‘举’。……《礼运》‘选贤与能’即《大戴礼·玉言》篇‘选贤举能’也……《史记·吕后纪》‘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徐广曰:‘举一作与’。谓交其上客以求助也。＂谨案:＂与＂属鱼部喻母，＂举＂属鱼部见母，当为叠韵通假，王说是。 六、涉上下文而衍，以致句读之误 《非相》:＂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杨倞于＂故言＂下注云:＂所以好言说，由此三者也。＂杨说非是。王念孙指出，＂故＂下本无＂言＂字，＂言＂字涉上文而衍。＂故君子必辩＂为一句，谓君子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是以必辩。上文云:＂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是以必辩。＂是其证。杨断＂故言＂为一句，以结上文，则＂君子必辩＂四字竟成赘语。杨倞不明＂言＂为衍文，故生句读之误。 七、不明全书的词例而误 根据同一篇的上下文以推敲词义，固然是训诂的一个好办法，但单是这样做还不够，同时还必须联系整部作品的用词，方能烛幽显微，释疑祛惑。如:《修身》:＂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文中＂自名＂二字不可通，其中必有奥秘。王引之据《韩诗外传》作＂以治生养性，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认为＂自名＂的＂名＂字乃＂强＂字之误。郭在贻按:考《荀子》全书，＂名＂与＂白＂常常用在一起，如:《荣辱》:＂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致士》:＂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乐论》:＂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尧问》:＂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大。＂《君道》:＂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由此可以知道，＂以修身自名＂应当是＂以修身白名＂，＂自＂乃＂白＂字形近之讹。 王氏虽为训诂大师，这一条却说得不确。《韩诗外传》作＂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足之，乃增文成义(增＂强＂字)，未可据以改《荀子》。 八、用句式比较机械地确定实词词义 洪诚先生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序言》中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因为汉语的语法作用主要地表现在虚词与词序两方面。虚词能表示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也规定了结构的性质，规定了某种虚词应居的位次及其作用。所以虚词的作用可以从它的前后环境中看出来。＂[7](P2)言外之意就是说简单化地运用句式比较去判别实词词义，结果往往不可靠。如:《修身》:＂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王引之训＂懼＂为＂怯＂，认为与＂勇＂对文。如此，＂怯于避辱＂，恰恰与荀书原意相反。况且＂略＂与＂早＂并非对文，＂勇＂与＂懼＂也不必相对。所以说相同的句子有可能内容相似，其中对应的词语有可能含义相近，但是，通过句式比较不能准确判别实词词义，这是因为实词的意义离开句子结构能够独立存在，同一结构形式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内容。王念孙在此注重了文法，而忽略了对义理的探讨，仅仅凭着句子结构表面上的某些130相似便确认它们互文，自然会导致训诂上的失误。 通过对《荀子》各家注本失误的具体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杨倞以来注释家们在理论、方法上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及流弊，以期为探索传统训诂学的科学化道路提供一些反面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