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的影响论文

　　受地理环境、人文渊源、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其生活的地域关系紧密。对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地域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文化生成和表达所需要的固定场所，地域所包含的地理要素和人文因素，塑造出各民族卓异的文化气质，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交汇点，地域还承载着文化身份认同、建立关系和历史叙述的功能。文化学者依格瑟将地域视为文化持续性传播的必要条件：＂地域的接近一直是人类群体开展和维持交流联系的前提条件，固定的居住地点对发展更频繁和更有意义的交流是必需的。＂②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活动也受到地域的影响，其文化传播空间与聚居的地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但是，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这种天然联系正在逐渐被割裂。一方面，社会发展促发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使其与原有的地域产生了距离，刺激了远距离传播，以地域为中心的传播减少甚至中断；另一方面，信息社会将各种文化纳入到一个传播体系中，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的现实需求，使少数民族文化也因需要进行大范围、远距离的传播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直接导致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旁落。新媒体的信息扩散能力，使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丧失了传统的地域特征。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逐渐＂非地域＂化的过程。
　　新媒体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使其与培育它的地理区域不再具有对应关系。新媒体之＂新＂，首先在于其先进的传媒技术，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通道，同时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在客观上具备远距离即时传播的技术条件，原有以地域为中心，通过自然交往影响周边地区的传统传播方式转向大规模信息传递。由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与地域空间不再存有对等关系。新媒体这位时代的推手，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从某个特定的地方拓展到全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受众数量增加且参与度提高，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文化传播空间的扩展通过与异质性文化的交流反作用于文化本身，促进文化自身关照，加快文化融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走向全球化。而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即是文化传播突破传播障碍、促进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必由之路。
　　新媒体对地域中心地位的冲击并没有停留在拓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传播空间，更为本质的表现则是新媒体营造出完全不具备地域特征的网络空间。其一，网络空间是虚拟、超地域的；其二，网络空间呈网状分布，信息以其中一个节点为核心向周边传播，任一节点皆是传播中心，网络传播是无中心式的传播；其三，这一网络空间不强调参与者原有文化身份，相反，网络的同一性以及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身份，而传者与受者之间随时可以互换角色。今天，人们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通过这个空间进行，受上述网络特征影响，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弱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不再受到时空局限；在网络空间内，所有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建构，所有的文化客观上须重新定义自己，相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平等表达的机会。
　　总而言之，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使其不再与地域空间相对应，具体表现为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交往的地球村。另外，新媒体营造的虚拟网络空间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时空意义。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从具现实物理时空意义的地域，转变由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同建构的意义空间。通过新媒体网络，受传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障碍随时获取文化信息，其传播效果甚至远超传播者愿景。如苗族文化网站＂三苗网＂，创办初衷仅是将内部通讯刊物发至网上，因特网却促使其成长为一个苗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如同其所宣称的那样：网站的首要宗旨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展示与传播＂。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三苗网成为世界各地苗族群众文化聚会交流、其他文化背景人群接触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之后，全国相继成立了一批苗族文化主题网站，共同构成苗族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群。这一传播群逐步取代地域成为分居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家园，使其相隔万里也可在网络空间中实现村落式的面对面交往。在这一群体的共同作用下，苗族文化传播的空间扩大，文化影响力也得到较大提升。随着手机媒体兴起，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型媒介产品有望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特别要指出的是，新媒体的这种去地域化的传播，除扩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外，也导致地域的文化承载功能随地域丧失，人在虚拟空间中容易迷失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故而经常发出＂我是谁＂这样的疑问。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过程中，不乏传播者缺乏归属感而迷失的现实例子。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传播，充分了解、适应新媒体媒介特性，坚持自身文化核心变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