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文化发展分析

　　大别山地区是抗战时期全国的抗日大后方之一。其中，皖西地区是这一时期大别山区的核心区域，不仅是安徽省抗日的指挥中心和活动中心，而且文化发展迅猛，成为了安徽省的抗战文化中心，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梳理抗战时期大别山地区文化发展脉络及其规律，具有价值。
　　一、大别山文化的缘起
　　一般而言，皖西地区指安徽西部大别山山区，当前特指一市五县，即六安市与下辖的霍山县、舒城县、寿县、霍邱县、金寨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按照中共中央指示，7月中旬，坚持在大别山区开展革命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和皖鄂边特委，于7月中旬主动同以卫立煌为首的国民党豫鄂皖边区当局进行谈判，最终于当月下旬达成停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区域性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初，即南京沦陷后不久，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到大别山门户六安，不久又迁至金家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与此同时，张劲夫等一批干部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也从武汉来到六安，成立了中共安徽省工委，随后相继成立了一批中心县委和县委，中共的组织系统得到恢复和发展。1938年2月23日，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六安成立，代理省主席张义纯任主任委员，七君子之一章乃器担任秘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安徽左派省党部主要成员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常恒芳等爱国进步人士，皆为省动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一大批富有爱国热情的开明绅士、政界名流成为该组织成员。为了使动委会真正成为中共影响下的、能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中共不失时机地选派一大批干部到动委会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以省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公开合法身份，与副部长周新民等共产党员主管人事工作。在省动委会中成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及各部党小组，均直接与张劲夫联系。为了开展县以下的抗日动员工作，避免和排除各地行政官员、土豪劣绅对抗日动员工作的敷衍，经中共地下组织提名，由省动委会委派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和工作团长，组建了40多个直属工作团、30多个委托工作团和妇战团、少宣团分赴各地，成立了安徽江北各县及一些区、镇动委会，并在屯溪设立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形成独立的动员系统。此外，这一时期六安还有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江都文化界战地服务团、北平救亡服务团、留学学生抗日救亡团等抗日团体。他们分赴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动员活动，组织工、农、青、妇、商、学、僧等各类抗敌协会，使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一时间，政界党派和社会名流荟萃六安，皖西地区成为了安徽省暨大别山区的抗日活动中心，以及政治、文化中心。
　　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成为抗战时期皖西地区各类文化活动日益活跃的主要原因。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迅速行动起来，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发出到前线去，到内地去，深入人民群众的号召，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外地求学皖西籍学生陆续回到家乡，自发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此外，还有大批外地学生和文化团体来到皖西地区。例如，1937年10月至1938年初，先后有外地10几个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服务团来到舒城。其中，在舒城活动时期较长的有6个：（一）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团长柳乃夫，主要成员有李默予、曹奎、徐波（女）等；（二）上海留日学生救亡工作团（原名上海青年战时服务团），团长李竹平，副团长郝孑，主要成员有石雪书（女）、石竹、华兆江、侯枫、董启翔（女）等；（三）安庆学生工作团，团长刘丹；（四）扬州江都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流亡宣传团，团长卞瑾，副团长江上青，主要成员有陈素、莫璞等；（五）北平救亡工作团；（六）广西青年学生工作团。上述团体共100多人，均是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国际友人也纷纷来到皖西地区，如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日本民主人士石锦昭子等，他们积极参加皖西的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时期皖西地区的文化发展。例如，史沫特莱女士参观了妇女洗衣社，为妇女问题研究会作了题为《世界妇女运动的动力》的演讲，还为妇工会创办的《妇女》月刊题词，阐述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赞扬战斗在大别山的妇女为了祖国的自由而贡献她们全部的心力石锦昭子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妇女工作，她说：尽管我是个日本人，但我热爱中国人民。日本军国主义者丧尽天良悍然侵略中国，对中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激起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谴责。我现在郑重宣布：坚决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侵略者！
　　二、大别山文化的主要内容
　　大别山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政权之一，也是开展文化等建设的最早尝试地之一。抗战时期，包括皖西地区在内的大别山区文化在前期苏区文化的基础之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文艺活动
　　苏区时期皖西地区就有中共组织的宣传队、俱乐部和剧团等。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徽动委会）成立后，积极支持各县组建文艺团体。当时的文艺团体主要有寿县醒狮抗日话剧团，霍邱县救亡宣传团、青年抗日宣传队、青年剧社，霍山青年剧团。这些抗日文艺团体在宣传战重于兵力战的口号下，深入本区城乡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歌咏活动，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歌曲；同时，开办民校、识字班，办壁报、写标语、画漫画、街头演讲，排演《打杀汉奸》、《驱逐日寇》、《不当亡国奴》、《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自卫》、《打东洋》等戏剧。一些艺术家还将山歌小调加以改编，用以宣传抗日救亡。例如，霍邱县的《十二个月调情》格调低级，后被改编为《十二个月抗战》（用原调），以男女问答对唱的方式说明抗战的意义及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唤起人民抗战的信心与决心。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文艺活动也很活跃。例如，新四军四支队除教唱抗日歌曲、编演抗日戏剧，还召开集会，发表演说，编写墙报，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创作诗歌，绘制图画等活动外，还展出抗日胜利果实，组织群众观看在押的日军俘虏、缴获的枪支、弹药及军用品，破除日军不可战胜的迷信。
　　妇女战地服务团是中共领导的一支文艺活动生力军。妇战团的成员都是一些不堪日寇侵凌的女学生，从沦陷区先后流亡到战时省会六安。当时，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安徽省工委决定通过省动委会公开招收女青年，成立妇女战地服务团，培养妇女干部，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们分成儿童、妇女、农民、工人四个小组，运用组织儿童识字班，召开妇女座谈会、进行家庭访问、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戏剧等形式，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据其中的成员回忆：
　　为了能让更多的群众看到我们的演出，从中受到教育，我们有时顶着炎炎的烈日，有时冒雨爬山涉水，到一些村上去演出。有的同志病了，还坚持演出。群众只要听说我们将要演戏，高兴得象办喜事似的，提前吃饭，扛着凳子，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来。往往我们还在化妆，演出地点的村头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
　　演出《打鬼子》等戏剧，团里没有男同志，我们就女扮男装，有的扮演成贫穷老汉，有的扮演成日本鬼子。每当我们演到日本鬼子杀我同胞，一批批难民携儿带女四处乞讨的悲惨情景时，群众中就会传来一片叹息声和啜泣声，当我们演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时，群众便和着歌声的拍节，跟着唱了起来，歌声震动了山谷，和松涛相呼应，沉静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
　　（二）教育事业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皖西地区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是在苏区时期教育事业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苏区时期皖西地区教育主要是围绕军事斗争和开辟新区、组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着重抓红军部队教育和干部教育，同时也开展了组织宣传群众的社会教育。这一时期皖西的普通教育主要是列宁小学，它面向工农子女。是专门为根据地学龄儿童开办的普及文化知识教育的学校。列宁小学的任务是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者。列宁初级小学制3年，按照皖西苏区规定，712岁的儿童都必须上列宁初级小学。
　　抗战爆发前，中共在皖西地区的根据地缩小了。为了战争的需要，中共在这一时期主要开展干部教育，学员多是原来的红军战士，其中大部分为贫农，其余的是工匠，其中大多数已经有了八年到十年的战斗经验。学员们的生活与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一间大课堂里张贴着一大幌墙报，各个课堂里都悬挂着写有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和巩固统一战线之类字样的标语牌。宿舍十分整洁，然而却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宿舍。每一间房间里，沿着长向摆着两排搁在凳子上的木板，一头放着每个人的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这种被子是由两层两码长的深蓝布制成的无论冬夏都用它。床铺上方的木钉挂着每个人的步枪和子弹带，底下挂着书包。被子，书包、步枪和他们身上的制服，就是那些游击队员的全部私有财物。
　　学习的资料主要有部队的报纸，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战争的新阶段》和有关战略战术、军事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教科书，以及新四军发的一些小册子，如《在伪军中的政治工作》、《对敌工作》、《日语入门》、《军事条令》、《军哥集》、《怎样写墙报》、《战时儿童教育》。
　　李宗仁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鉴于许多学校已经内迁，只能因陋就简，开展普通教育。据载，安徽省教育厅在皖西山区设立4所省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流亡学生就读。这4所学校是：省立第一临时中学，设在立煌县流波石童，由原凤阳县的省立3所学校（省立中学、省立女中、省立师范）与滁州的省立中学为基础组成；省立第二临时中学，设在舒城（后迁晓天），由原合肥的省立3所学校为基础组成；省立第三临时中学，设在宿松县城，由原怀宁县的省立3所学校为基础组成；省立第四临时中学，设在至德（今东至县），由原省立芜湖中学、省立芜湖女中与原宣城的省立3所学校组成。4所省立临中均设有中学部（高中与初中）与师范部，实行男女同校。上述学校均于1938年3月上旬开学。另据美国民主人士艾格尼斯回忆：
　　我们一度来到一个树木葱茏的山谷，其中有由五所中学联合建立的一个以竹子和茅草构成的营房群。有三个这样的中学集中点分别设置在这个省安全的偏僻地点，共有学生一万五千人。日本人向汉口进军期间，一万七千名学生和三百名教员及家属已经迁往远在中国西部的内地。然而还有成千上万名学生留下来帮助军队、游击队和人民，现在又能继续他们的学业了。在这个集中点里，学生和教员全都象士兵一样穿着粗糙的家织绿色土布制服，生活方式也和军人完全相同。没有地图，没有科学仪器，只有几种能够从西部远道运来或在立煌印刷的教利书，教员们几乎全凭记忆教课。我以前在江南泾县附近已经见到过这样一个中学集中点，还有一个设在较远的安徽北部。这三处构成了正在敌后组织起来的新的行政和教育生活的文化核心。有些中学毕业生参加选拔考试合格后被送往西部，以公费生资格到高等院校学习，但是大多数学生都留下来成为这个省未来的各级领导人员。此外，国民党在皖西地区也开展了群众教育，主要是军事和政治训练。据艾格尼斯回忆：
　　在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镇毛坦场（有一万人口），我对这个省的当局正在改组的保甲制度作了一番概略的考察。我们一踏上这小镇的街道就遇到了五个学生，三个是姑娘，两个是男青年。他们都在省会一个新成立的军政训练班里受过训，刚从省会来到这里。有两位姑娘是这镇上的小学教员，另一位姑娘是附近一个村子的教员和村长。两位男青年负责对当地由五十名有武装的正式队员和三十名预备队员（全是农民）组成的自卫队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秋收完毕后，这两个年轻人还要开始对这个镇上千名身体健全的男性居民进行训练。
　　（三）报刊业
　　抗战时期是皖西地区，也是安徽报刊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极为重视报纸的作用，报业由此获得巨大发展。安徽动委会积极推动报业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在皖西地区只有一份由安庆迁来的《皖报》，该报由国民党CC系把持，对桂系的统治极为不利。为此，动委会动员桂系创办了《大别山日报》。此后，在动委会的支持下，各县先后创办抗日小报，如《六安日报》、《立煌抗日小报》、《舒城战报》、《新潮》、《霍邱日报》、《霍山日报》等。这些报纸的编辑人员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报纸除报道抗日消息外，还发表文章，声讨日军侵华暴行，批判汉奸投降言行，激发人民同心同德抗战到底。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除发行《皖报》外，1943年10月，在立煌县（金寨）又创办了《安徽日报》，以詹云青为总编辑，抗战胜利后迁至合肥。1938年5月，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政训处舒城工作组在舒城创办刊物《轻骑队》，并在当时省府六安出售。该刊稿件来源绝大部分由动委会工作团团员提供，共产党员李竹平，吴荻舟以及一些进步青年先后在该刊发表抗日宣传文章及文艺作品，在舒城及整个皖西影响甚大。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刊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除发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外，各县区还创办许多报刊，如舒城创办了《舒城战报》、《新潮半月刊》、《舒城妇女》等报刊；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在白水河成立后办有《三日新闻》油印小报，每三天一期，版面四开，主要转发新华社消息，未公开发行，读者踊跃，争相传阅。
　　（四）其他
　　抗战时期皖西地区其他文化活动也极为活跃。通过各类群众集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火炬游行。1938年4月初，徐州保卫战中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为大造抗日声势，6日，动委会和各救亡团体，借庆祝台儿庄大捷之机，组织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数千人，在城关举行火炬游行。游行队伍举火把、提灯笼，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穿过全城主要街巷，大造了抗日舆论，大振了抗日声势。美术。民国28年（1939）6月，安徽省政府在立煌县组织绘画研究会、绘画标语队，并出版美术刊物《大别山画报》。民国29年元旦，举办抗战漫画及战利品展览会，征集名人字画义卖，将所得慰劳前线抗战将士。6月，立社主办美术展览会，展出绘画、木刻、雕塑等作品。7月，抗战艺术社为纪念七七3周年举办画展，展出作品198件，画家於种展出《蒙城之难》、《台儿庄大捷》大型油画。11月，青年服务社举办抗战画展。摄影。抗战时期皖西地区的摄影业也得到发展。立煌县设有专门的照相馆。民国29年（1940年）立社及新生俱乐部等单位曾联合举办摄影图片展，反应我军英勇抗敌事迹，揭露日寇暴行。电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队第七队驻立煌，至民国34年（1945年）随省府迁至合肥。此外，皖西地区在这一时期还有省电影队、省教育厅电影队等，他们定期放映宣传抗日的影片。民国30年10月，安徽省政府电影放映队由队长陈继梦和蒋开瑾、韩浩等8人带小型家用放映机（好母拉尔特）1部和发电机1部，到寿县隐贤、正阳、保义等地，先后放映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在松花江上》等影片。
　　三、大别山文化的主要特点
　　抗战时期皖西地区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特色和实践特色。
　　（一）鲜明的时代特色（抗日救亡）。抗日救亡是抗战时期皖西地区各类文化活动最核心的内容。在皖西地区拥有巨大影响的《大别山日报》在发刊词中详尽抗战时期皖西地区创办的部分报刊一览表阐述了办报宗旨：今日报人，尤其游击区域里面的报人的任务，首先必须以坚决勇敢的精神，与敌寇汉奸的欺骗宣传作无情的斗争，我们要加紧精神总动员工作，发扬我国固有的道德，提高我们民族的意识，揭破敌寇之残酷阴谋，暴露汉奸傀儡的荒淫无耻，从文化斗争的血火中，肃清一切妨碍抗战建国之妥协、动摇、模糊、颓废的思想，显示国民斗争的目标。本报愿在新的抗战形势下，尽一种鼓励前进的号角与报急警钟的作用。该报办有《前导》、《全民动员》、《文化月刊》、《国际问题》等专刊，均以一至两个版面的篇幅交替刊出，每个专刊在首刊时都发表发刊词说明要旨。同时，该报一版坚持发重要抗战新闻和论文，其它版面发国内抗战最新动态、政论，国际欧战形势和抗战文艺作品。实践证明，在那个时期，各类文化团体、媒体只有宣传抗日救亡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得到发展。据时人回忆：他们每次演出抗日话剧，群众都很早就拿着椅子或凳子坐下，台前左右都挤满了人，有的爬到树上，有的骑在墙头上，好不热闹；演出结束时，台下的群众总是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不仅如此，抗日救亡也感化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据时人回忆，他们在毛坦厂宣传时遇到土匪，被三个三个地捆绑在一起。队员们对土匪不仅不怕，还要去动员教育他们呢：抗战失利，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变成亡国奴，有良心有力气的人都应团结起来，把枪口朝日本侵略军，保卫家乡，保卫中国土匪们对于这些道理无话反驳，不置可否。最终，土匪头目郑重发话：你们是坚决抗日的，那好，你们就继续抗日去吧，我们不打搅你们了。临别之际土匪提出一个要求，要在走之前听队员们唱一支歌。队员们虽然很劳累，仍集中精力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匪首临行抱拳说了句青山不老，绿水常流，后会有期，然后扬长而去。
　　（二）鲜明的政治特色（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具体而言，全面抗战爆发至皖南事变发生，这一段时间为皖西地区国共关系较为融洽之际。其中，安徽省动委会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战高于一切的共识，广泛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载体。在各级动委会的领导和协助下，各地普遍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商民以及文化、教育界抗敌协会。各抗敌协会根据各自的特点，或组织武装，侦察巡逻，维护社会治安；或组织报告会，教唱歌曲，演出戏剧，进行抗日动员；或组织救护队、运输队，开展募捐活动，支援前线。从1938年2月至1940年3月，安徽省动委会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办，而实际上转化为中共影响下的、具有安徽特色的一种特殊统战组织了。这一时期中共还深入到驻皖西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据载，二十一集团军驻舒期间，共产党员鲍有荪通过动委会与国民党集团军政治部保持经常的联系，经常接触政治部主任贺希明及政治部其他官员余宗武、宗岳等人，同他们磋商舒城抗日救亡运动工作。她还以此深入到集团军各连队，进行宣传活动，并在炮兵连里发展两个积极分子（后都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十军汤森部驻守南港一带时，鲍有荪一方面组织群众支前，一方面在部队里开展抗日宣传，影响很大，对提高国民党军队抗日士气起了一定作用。皖南事变后，皖西地区的国共摩擦不断增多。但整体而言，国共两党都不敢公开撕毁国共合作抗战协议，都在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艾格尼斯回忆：当她离开新四军驻地，来到曾为新四军占领，目前为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所谓另一种政治主张占据支配地位的区域时，仍可以看到新四军留下的谴责汪精卫和其他卖国贼的标语和彩色招贴画在四面八方的墙上大声疾呼也到处可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优待抗日将士家属、三民主义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准则、拥护全民教育，扫除文盲等之类的口号。由此可见，国共团结抗战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三）鲜明的实践特色（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能否有效，抗战能否取得胜利，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能否最大程度地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因此，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都采用了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方式，因为只有易懂易记才能真正为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抗战时期皖西地区的文化活动，无论是文艺活动，还是教育、报刊等，均采用了大众化的方式，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例如，《大别山日报》的办报方针就是宣传抗日，表彰进步，做大众喉舌，坚持抗战，促进团结，建设新安徽。再如，江都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的团歌是：我们不怕风霜，不怕艰苦，要振作精神，喊破喉管，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铁蹄踏破和平的梦，伤心东望可奈何？可奈何？只有宣传、组织、训练，武装丁群众，才能重整山河。安徽省动委会深入山乡，运用一切形式和方法，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在舒城，动委会队员书写标语，教唱歌曲，编演戏剧，召开集会，发表演说，编写墙报，撰写文章，传播抗战消息，组织群众听取时事报告，举行庆祝前方胜利的火炬游行，创办《舒城战报》、《新潮半月刊》、《舒城妇女》等报刊，出售《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和新四军《抗敌报》等。同时在广大农村建立农抗、妇抗、青抗、工抗、商抗等抗敌协会191个，会员计22194人。通过大量的宣传动员活动，舒城人民的抗战情绪大振，热情倍增，全县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出现了路路有五彩标语、人人在抗日团体、救亡歌声响遍山山岭岭的火热景象，一个出人、出钱、出力的抗日浪潮覆盖了舒城大地。
　　四、大别山文化的社会价值
　　抗战时期皖西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价值。
　　（一）这一时期所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例如，在金寨地区，各类抗敌文艺团体经常深入城镇农村宣传演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共捐银元5000多元，鞋4。8万双，棉背心5万余件；金寨县妇抗会还组织了洗衣社、缝纫社，为住院伤兵洗衣做饭，为前方将士制做军鞋，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在这一时期，金寨地区共有200多名青年踊跃参军。而在舒城，抗日救亡热潮此起彼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舒城就有2000余人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抗战期间，皖西地区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援，使入侵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其中，霍山鹿吐石铺之战毙日军1370余人，是安徽抗战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据统计，抗战期间六安军民在境内共歼日军4000多人，皖西军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皖西地区文化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形成是大别山地区历史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既承续中国传统的文化根脉，又彰显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人文个性，具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等特质。抗战时期由中共领导组织的皖西地区文化发展体现了皖西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特色和实践特色，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显然属于大别山红色文化的范畴，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正确引领皖西地区乃至大别山区以及中国的社会风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力提振中国民众的精神，推动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