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的国际借鉴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现状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指境内机构与境外机构进行跨境经贸时，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并且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人民币账户去方便国际结算的进行。
　　我国自2009年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以来，跨境贸易结算量迅猛发展。试点初期全年结算量仅36亿元，2011年范围扩大至全国后全年结算量为2。08万亿元，较2009年增长57678。截至2014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量累计达到3。27万亿元，同比增长59。同时，其占贸易总额的比例也从2009年的0。03上升到2014年上半年的26。25。
　　二、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国际借鉴
　　（一）美元经验借鉴
　　美元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货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占40左右，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也超过半数之多。两次世界大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均在助推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美元的有利条件已经不可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重现，然而美元的路程也为我们揭示了成为跨境贸易结算主要货币的基础条件。
　　1。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际结算货币的基础。美元经验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实力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从美元崛起的历程来看，国际货币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货币发行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才会有强大的货币。因此，无论是19世纪的英镑还是20世纪的美元，都说明跨境贸易主导货币都是由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提供的。
　　2。发达的金融体系是维持美元国际货币的保障。美国在一战前就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美元真正替代英镑成为世界核心货币却是随着美国金融深化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在经济实力基本具备的条件下，完善的金融市场能为需求者提供低成本、高安全性和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从而促进该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使用比例。
　　（二）日元经验借鉴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GDP年均增速高达9，与当今中国十分相似，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日元国际化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但迄今为止，日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与美元和欧元相比，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极其微小，日元远没有获得与日本经济相应的地位。日元国际化作为一个失败的案列，其国际化历程中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1。日本政府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日本政府未主动构建一个系统的、连贯的国际化战略。面对日元全球化的市场需求，日本政府从最初的消极抵制，转变为迫于美国对日元升值压力而采取的零散且不成体系的应对措施。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才开始提出日元亚洲化战略，但此时日本的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却早已发生了变化。
　　2。金融市场改革滞后于市场需求。为保护国内金融市场，日本政府实施的是内外分段的国际化金融改革：封闭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欧洲日元市场和东京离岸市场，此种方式与日元国际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冲突，严重阻碍了日元国际化进程。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但此时的改革已错过日元国际化的最佳时机。
　　3。日本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合理。在进口结构方面，日本作为资源匮乏型国家，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占比约50。按照国际惯例，初级品和国际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进行计价结算，日本的进口结构决定了日元在进口贸易结算上的弱势。在出口结构方面，日本作为出口主导国，出口对象多集中在欧美国家，而美国进口的产品80均以美元进行结算。
　　4。日元汇率波动剧烈频繁。日元汇率的频繁大幅波动导致日元无法广泛用于国际结算领域，在1971年至21世纪初的40多年中，日本年均汇率波幅大于10的年份超过30年，波幅大于20的年份超过13年。日元曾出现过一年升值40以及三年内贬值100的记录。日元汇率的大起大落致使贸易伙伴甚至是日本本国企业都避免选择日元进行结算。
　　（三）马克经验借鉴
　　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欧元诞生期间，马克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第二大币种，地位仅次于美元。在马克国际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升值压力，与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环境有类似之处。但马克顺利完成了升值过程，带来了与日元升值完全不同的结果，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1。稳定的货币价值。马克的币值稳定包括对内价值的稳定和对外价值的稳定。对内价值的稳定表现为自其投入流通以来一直保持着较低通胀率。在马克使用的50多年间，通胀率多保持在3以下的低水平，为美国同期的二分之一。马克对外价值的稳定表现为战后汇率稳中有升。在马克实行浮动利率的26年间，除19811985年、19971998年这7年马克对美元出现短暂贬值外，其他年份都是升值过程。马克汇率的稳中有升，使其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形象。
　　2。独立稳健的货币政策。1974年，在马克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德国政府面临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取一的选择。为维护国内物价的稳定，德国政府坚决地奉行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使得德国经济顺利发展，没有因为汇率的升值问题而受到伤害。1987年，美国为维护美元稳定，要求德国降低利率，德国表示中央银行拥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政府无权干涉，没有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三、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的宏观建议
　　（一）持续提升经济综合实力
　　经济实力是提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坚实基础。美元、日元和马克成为主要结算货币时，本国经济占全球百分比分别为51。3、9。18和5。27。2013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为12，已具备结算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但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上述国家人均GDP为全球平均GDP的4倍左右，我国人均GDP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66倍。因此，我国应继续提升经济总规模和人均规模水平。
　　（二）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性
　　结合日元汇率大幅波动和马克币值稳定的国际经验可以看出，货币国际化过程中汇率升值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过快升值、波动过猛，从而对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本文认为汇率升值问题并非不可化解，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和把控：
　　1。采取缓慢渐进的方式来调整汇率。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币升值一定要与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相适应，缓慢渐进的调整方式能有效避免人民币在短时期内急剧升值或贬值。20092014年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渐进发展，最大波幅仅为2。6，平均波幅1。09。
　　2。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自主性。德国经验表明，一国在面临货币升值压力时，在坚决维护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合理的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会破坏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应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不能依附于国际大国的意愿；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形势自主制定政策，不受政府的干预和影响。
　　（三）逐步建立健全金融市场
　　1。逐步开放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人民币资本账户不可自由兑换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发展的一大阻碍。从中长期来看，逐步实现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才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稳步发展的要务：一要逐步放宽限制条件，以出台优惠政策等方式提升境外机构对内投资积极性，从而引导人民币回流境内。二要在加强政府监管水平、适合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放宽条件，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业务规模。三要通过拓宽境外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地域、增加债券发行量和债券品种，逐步满足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需求。
　　2。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为人民币境外投资的主要渠道，在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要通过鼓励人民币债券证券和其他人民币金融产品在境外市场的挂牌和流通，增加境外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二要通过建立境外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形成机制，逐步拓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三要因地制宜地发挥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等几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不同作用。
　　3。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我国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改革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应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在利率形成机制方面，应努力发挥人民币市场基准利率对市场的定价能力，通过境外人民币的交易流通，形成和世界市场接轨的人民币利率，逐步融入世界金融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形成机制，努力协调好市场与政府间关系，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同时采取多种风险监控方法进行检测，防止汇率大幅波动。
　　（四）优化进口出口贸易结构
　　产业结构是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发展的一大动因。我国进口贸易中初级产品比重较大，约占30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总体的进口贸易中约30将使用美元进行结算，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为27、机电产品占比43。在出口贸易中竞争力较强的机电产品占60，高新技术产品占31，说明我国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产品方面，出口产品替代性仍较强。因此应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外延型转向高效率的集约内涵型，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二是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实现我国由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三是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制度创新和结构性调整，争取实现由世界工厂到创新策源地的转变。
　　（五）健全人民币跨境清算系统
　　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是推进人民币结算规模发展的支持和保障。现阶段我国主要通过中国现代化支付大额支付系统来完成人民币跨境清算，该系统不仅承担着国内人民币和跨境人民币清算的双重任务，而且仅按照国内时间运行8小时，且与SWIFT报文格式不兼容，影响清算效率。因此，本文建议建立与大额系统独立且相连的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该系统在业务处理时间和业务类型中均独立于HVPS系统，在清算时间和报文格式方面与国际标准兼容。同时为满足汇划需求，该系统与大额系统又可以相互连通。通过两个系统并行运行、相互竞争来不断提高人民币清算的自动化水平以及人民币清算总体运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