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新文学文体

　　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相接触，促进了中国戏剧的文体演变，催生了中国现代戏剧。胡适认为，中国文学的各式体裁中，戏剧最受束缚至今还没有摆脱那种跟乐曲、歌舞和杂技的传统联系，尚未形成一种说话自然、表演自发的戏剧网。所以，特别着力推进西方戏剧与中国戏剧相接触，促进中国戏剧形式进化戏剧自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也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19171927年间，中国戏剧界人士不断试验把西方的戏剧形式介绍到中国来创造中国现代戏剧。
　　胡适留美多年，不仅阅读了大量西方戏剧文本，而且喜欢亲临剧场观看现场演出，深受西方戏剧影响，认为中国戏剧必须学习西方戏剧，把西方戏剧当中国戏剧的模范。他认为：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庄十倍。近代的莎士比亚）和莫逆尔，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就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c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言在意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做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相接触，促进小说文体的演变，颠覆中国旧文学，指明新文学小说向西方文学方向发展进化的路线图。
　　《新青年》存续期内，共刊发翻译小说39篇，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屠格涅甫的小说《春潮》《｛刀恋》；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基尔米里》，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梅吕哀》，瑞典作家的小说《不自然淘汰》《改革》，希腊作家的小说《扬奴拉娠复仇故事》《扬民思老爷和他驴子的故事》，波兰作家的小说《酋长》以及托尔斯泰的小说《空大鼓》，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剑、小的一个人》，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挪威的小说《新闻记者》，尤其是翻译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小说，打开了文学的新天地。
　　胡适认为，西方文学己进化到高级阶段，中国文学还停留在古典时期。南宋以前，中国虽己有叙事性文学作品，可以称作短篇小说，如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但大多是文言小说。南宋才真正出现小说，有了《宣和遗事》《唐三藏诗话》等古代的故事主要叙述短的事件，它们只需稍许的，或根本就无需加工。大多数情况下，事件的逻辑进程就足够作为情节使用了。最早的长故事全都属于讲史性质。故事本身在不断地演讲，供给说话人在顺序性描绘中运用的最恰当材料。元明时大量出现演义体小说，但技术和趣味都显得幼稚，成熟一点的只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出现后小说才独立成为一种文学样式，被逐渐认可。清代不仅出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李汝珍的O｝s｝花缘》，还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小说，如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老残游记》等。但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做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而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而，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而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因此，中国文学只有与西方文学相接触，才能促进中国文学的加速进化，创造新文学。因为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胡适因此推动翻译引进西方小说，提供学习、借鉴的范本，推动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
　　胡适认为，中国诗歌只有相接触西方诗歌，才能催进中国诗歌诗体大解放，完成跳跃式进化，创造出白话新诗。因为诗歌是诗人感悟生活的反映，与诗人生活的语言相适应。人类社会在不停地进步，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社会文化越来越复杂，人的思想和精神也更加丰富和细腻，诗歌的形式也必须跟随这些变化而发展进化，传达新内容和新精神，否则产生不出表情达意的好和妙的文学效果。但诗人因为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故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虽是二十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固，造成中国诗歌体式停滞不前，没有发展演进。
　　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发展、演变多是自然进化，所以虽有白话诗的传统，也有过四次诗体大解放，但始终构不成诗歌的发展主流。新文学要创造白话新诗，就必须推动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相接触，吸收西方白话诗歌的创作经验，变革语言工具，推动诗体大解放、体式大演变。胡适因此提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都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而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思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
　　胡适白话新诗平直、粗疏，意象浅拙、单薄，带有鲜明的实验色彩，这受胡适实验主义思想方法影响即所谓自古成功在尝试！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由此可见，胡适的白话新诗主张过分强调工具化，把文学放在语言工具的后而：文学是途径，白话是目的，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只有以白话为工具，创造白话文学，确定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白话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才能成为中国语言的正宗，将文学革命推进到语言，白话不仅仅是文学的语言问题，更是民族的思维变革的问题。因此不仅把白话作为文学的语言工具，更是把它作为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倡导，通过创造获得文学语言来激活民族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支撑了思想启蒙运动，通过语言形式的变革延伸了思想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