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艺理论体系论

　　一、小说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
　　小说艺术的发展，有三个圈子的矛盾：最外面的一个圈子是雅与俗的悬隔与汇通，中间的一个圈子是写实与自我表现及诗化小说等不同体式的歧向，内里的一个圈子是观念与写实的矛盾。这三个圈子的矛盾，都是基源于叙事与读解、读解与群体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产生的。三个圈子的矛盾，虽是由大而小的，但在不同阶段，其主导方面又是变动的。我们只有抓住这三个圈子矛盾的相互贯通、推移及其在不同时期主导方面的变动性，才能整体地把握小说史发展的内在的动力结构。
　　二、小说的优势及其本质特征
　　老舍曾在与诗及戏剧的比较中说明过小说的优点：戏剧的进展显然是日求真实，但是，无论怎样求实，它既要在舞台上表现，它便有作不到的事。再说，戏剧仗着对话发表思想，而所发表的思想是依着故事而规定好了的；戏台上不能表现单独的思想，除非是用自白或旁语，这些自然是不合于真实的；戏台上更不能表现怎样思想。诗自然能补这个短处，但是，近代的诗又太偏于描写风景与心象，而没有什么动作。小说呢，它既能象史诗似的陈说一个故事，同时，又能象抒情诗似的有诗意，又能像戏剧那样活现，而且，凡戏剧所不能作的它都能作到；此外，它还能象希腊古代戏剧中的合唱，道出内容的真意或陈述一点意见。这样，小说是诗与史的合体，它在运用上实在比剧方便得多。戏剧不能表现内在思想，小说的表现范围兼有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老舍所云活现，便是说的表现的具体性、客观性。所谓道出内容的真意或陈述一点意见，是说的叙事人对于事件的读解性。而象抒情诗似的有诗意，则是说的小说中含有的抒情性。至于小说是诗与史的合体，这儿的史，当是指陈说故事的史诗，也就是事、诗与史的结合，亦即叙事与抒情的相融。老舍的上述说明，在肯定小说具有最为广大的反映面的及最为多样而方便的表达手段的同时，正是朦胧地觉察到了小说在客观性中兼容了相当主观性的本质特征。
　　三、小说本质特征及其形态多样化的由来
　　小说在客观性中兼容了相当主观性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事件与叙事人的关系上而产生的。虽然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其原初的客观性，但原初的客观性是体现并融解于具体个体的叙述之中的。并且，叙事人的身份及其讲述的侧重与态度之不同，便会产生出种种不同的讲述方式。叙事人可以以事情直接的参与者的身份来说话，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说话，也可以只起一点引逗或贯穿作用，便躲了起来不说话，而另外设定一个或多个讲述者，但这样，自己则又成了叙事人后的叙事人了。参与者中有种种不同的角度，旁观者也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态度，叙事人后的叙事人也不是绝对超然冷漠的。这样，一个原初的事件，当它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不仅会有不同视角的切割，而且有不同色彩的浸染。不同的叙事人对于事件的集中和概括程度、对于事件的叙述所能具有的详尽性，都不会相同。当叙事人侧重于表达外物时，它的风格便是现实主义的；当叙事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更多地附现到所表达的事件上，或是注目于表达自己对于所描写的场景的感觉时，它的风格便是富于自传色彩的或是抒情性的以至是诗化的。现实的倾向有强弱，抒情的成分也有多少，对于叙述者感觉的表达以及对于作品主人公心理的描写又有强弱之别，社会性内容与个人的经历也可以有不同的糅合关系，于是便产生了小说形态的多样化。
　　四、叙事艺术的深层次矛盾及其展开
　　读解性是叙事艺术的灵魂，由此读解与叙事、读解与群体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便构成为小说文体的深层次的矛盾。前者体现为如何叙事的问题，后者表现为读解者的读解与群体的接受程度及其喜好是否符应的问题读解与叙事是浑融的，叙事中有着读解，读解决定着叙事，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叙事角度、风格及人称的变化。叙事艺术中容纳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搭配，也会形成不同体式的小说。从文体上说，散文具有最大的可变性、多样性，其次便是小说。小说与散文靠得很近，只要削弱了故事性，加强了写意性，则小说便会散文化。小说与诗和戏剧的区别都是很明显的。然而，往往有一些小说或散文，让人辨不清它的归类。虽然叙事艺术要求详尽，但散文性既然是从诗性中孕育出来的，那末它就难以也不应同诗性完全割断关系。加以，中国诗歌的传统悠久，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的本质，便是诗，诗具有向着其他文体渗透的强大的力量，这是由民族的审美习惯所决定的。散文性中所渗进的诗性，体现在深层，便是事件中所隐藏的意义空间之辽阔；体现在表层，便是叙述方式的简约与抒情，便是在叙事的进程中，不断出现一个个具有诗的境界感的写人、写景的画面，又或者是因感觉与情绪的多量融入、内涵的丰厚而形成的叙述语言的厚重、跳跃及其意味的深长。诗性成分、诗的技法的多量渗透，便会形成诗化小说。如果较多地限制主观成分，忽视了小说表达手段的多样性及便利性，而让事件的叙述仅仅沿着矛盾冲突愈趋尖锐的模式进行，场景化突出，且过于依靠对话，此种小说便是或多或少向着戏剧靠拢的小说。
　　五、胡风与周扬在典型论上的失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风与周扬在典型问题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胡风认为，将某一社会群体的普遍性具体化到一个人物里，便是典型创造。胡风似乎也主张人物应该有个性，然而他对于个性的说明十分模糊。我们只能从他反对常同症上反过来想，所谓个性，应是使一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相区别的特点，然而此种特点是一个人物的本质的特点呢，还是非本质的特点呢？胡风就没有说了。他虽然主张典型既有群体特征，又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但他并没有说明如何将本质特征具体化在一个人物里面。明显错误的是，胡风对于典型的特殊性的说明，仅仅着眼于与别的群体及其个人的比较，从而取消了同一群体内各个个体之间的差异问题。胡风的典型论还有一个特征，即他的典型论严重地被阶级性甚至是时代性所局限。胡风的典型论中的普遍性，受到了阶级的、时代的、地域的种种限制。他是用对普遍性的限制来弥补个体差异性的缺失。周扬对于胡风典型论的缺陷其实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他仅仅抓住了胡风忽视个体特性这一点做出修正。共性与个性的结合的典型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小说家们的普遍看法。这一理论似乎比胡风的典型论兼顾到了个体的差异性方面，然而，周扬恰恰对于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做出任何说明。这样，普遍性与个体性就互相游离了，个体性成为一种外加在普遍性上的东西。周扬观点的这一缺陷其实也是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上述典型论所存在的共同问题。当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小说家将人的特点分为共同的与特殊的两个方面时，他们已经犯了割裂两者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