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复杂人性的集体共鸣

　　人去了战火噬苍生
　　桑梓覆丛莽
　　赤地万重尽悲荒
　　命易伤莽歌泣菊芽
　　荆棘刺梅香
　　绝壁幽幽悬心凉
　　望重生望重生
　　凤凰追桐芳
　　众生还故乡
　　江山碧透沐春阳
　　韩磊轻轻诉说的声音还未飘散，鬼子刺刀下的亡灵还在悲哭，民族苦难还在阵痛中时时苏醒，2014年12月13日，中国迎来了南京大屠杀的第77个纪念日，也是首个国家公祭日。与此同时，张黎导演将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再次带入了观众的视线。应该说电视连续剧《四十九日祭》在题材上并不讨巧，首先是张艺谋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的先入为主，想要推陈出新、别出心裁显得很难；第二，中国的抗日剧不下百部，如何叙述、表现，怎样才能拍出与手撕鬼子的脑残剧相区别的抗日剧显得很难；第三，在广大观众对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都熟知的情况下，对原著进行怎样的改编才能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审美性的标准同样显得很难。拍摄技巧、叙述手法如何当然是各花入各眼，在此不想赘述。
　　拍历史剧出身的导演张黎，给我们拉开了这样一幅历史的影像，血腥残暴的镜头之下想要达到的意图绝不仅仅是铭记历史这么简单；13名妓女不仅仅是简单的卖身卖艺的亡国商女；法比不仅仅是爱耍滑头的伪神父，戴涛、李全有、王浦生不仅仅是战败为寇的残兵败将；就连侵略者也不仅仅是嗜血成性的魔头，这些画中之人、画中之物在导演张黎的笔下更加富有复杂的未尽之意，而我就想说说这未尽之意。
　　一、战争民族的慰藉与救赎
　　我崇拜的一位作家说过，母亲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孩子潜意识中对母亲的依赖与爱恋，不仅可以从生理学上得到解释，也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作品中找到验证。战争中的民族，特别是被侵略的民族，最怕的是自己的父母亲人、骨肉同胞遭到摧残和蹂躏，而自己还必须在面对如此惨剧的同时随时接受侵略者对自己毫无预告的行刑；侵略他国的民族最怕的是抛妻弃子，远渡重洋，在每日混沌的血腥屠杀中变成杀人的机器和恶魔。所以，无论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在战争中，他们想要逃亡，想要找寻母体寻得安慰和疗伤的情结较之和平的民族更为深切和急迫。《四十九日祭》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传递这种情结的？
　　首先，要谈的是电视剧的女主角赵玉墨这个骨子里有着高贵孤傲、冷艳文艺的青楼女子。赵玉墨是藏玉楼的头牌，藏的玉就是她赵玉墨，与普通的妓女不同，她是出身大户的小姐，家境应该十分好，因此她比普通的妓女更懂得生命的尊严与意义。她和孟繁明的恋爱结束得干脆，那是因为她知道孟是不可能接受她这样身份的女子的，她将戒指与公寓的钥匙还给了孟，重新点起一根烟，说着：为你戒的烟，可憋坏了我。她有爱有情却不失尊严。这是我们对赵玉墨最初的印象，也是她区别于普通妓女的特有之处。她身上的母性光辉在闪耀，她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孟书娟的继母，是孟书娟极力想要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却不想在教堂的日子里渐渐成了她灵魂上的母亲。孟书娟的初潮来了，一向恶狠狠的眼睛瞬间变得无助了许多，赵玉墨迎上去，对她说：都没有人告诉你这种事来了，该怎么办吗？别怕，从今天起你就是女人了。在逃跑的路上，赵玉墨拼死要将已被日军蹂躏的女孩带走，并尽一切努力将王小妹救了过来，对王小妹百般呵护和照顾，是她重生后的依归。另外，还可以零零碎碎在剧情当中发现母亲的身影，抱着陈乔治的红菱，抱着王浦生的豆蔻，战争中的人们需要女人的怀抱，这样的怀抱超越男女之爱，是慈母的温暖与慰藉。在这样的怀抱中，王浦生会将心头的悲恸稍稍平息；陈乔治能够从幼小时被抛弃的梦魇中渐渐醒来；就连一个被困在教堂的日本兵，被俘之后大家没有杀他，妓女春池用干净的手帕包裹起面包送到他的嘴前，日本兵也对春池产生了一丝心头的暖意。人性善意的共通在这里被导演表现得淋漓尽致，任何人都希望得到宽慰、原谅、照顾、同情，战争中的民族寻找的便是像母亲怀抱般的温情和安然。
　　一切让人摆脱险恶困境，给人生命、自由、希望的，都应被称为救赎。救赎这个词来自于基督教，我们看到剧中人物将自己的命运首先交给的是教堂，是神，是美国。英格玛神父说：神能救众人，可我不是神。在法比看来，日本领事馆的告示、用衣服碎片拼接起来的美国国旗是门神，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世间既无救世之神，连美国的国旗都起不到丝毫的作用。救人之神无非有强大意志力的人本身，无论是玉墨、红菱、春池、豆蔻，还是圣马德伦教堂的学生们，亦包括王小妹、疯丫头，所有的女人在教堂中都充当着自己抑或是他人的神。玉墨是藏玉楼姐妹们的神，是王小妹、孟书娟的神，是戴涛、法比的神陈乔治是红菱的神，王浦生是豆蔻的神，而王小妹又是王浦生的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神无非给的是他们活下去的毅力和勇气，相比较神父和国旗，这样的神更能让他们在困境中重燃生命的灯火。救人者须先渡己，如果说王小妹的命可以救赎，而她的活却要自己救赎；如果说法比找到了通往生命的地下通道，那么内心活下去的意志和勇气却要自己给。母亲，神；神，母亲。其实是异体同构的，他们有着相同的功用，无非给人安乐，救人水火；他们有着相同的地位，他们是游子、孤魂共同的依归；人在尘世恋母，魂归天堂拜神。我以为，电视剧中众多女人的形象其实就是母亲与神的合体。他们是受世俗牵绊的，他们是羸弱无助的，他们有着市井女人所有的缺憾，但是在面对被压迫、被践踏、被奴役的弱小躯体的苦痛呻吟时，他们能化身母亲给以温暖的慰藉，也能化身神佛施以生命的救赎。
　　二、战歌如虹的抗争与牺牲
　　《四十九日祭》中，人物形象最丰满的应该是教堂的伪神父法比，在孟书娟和女学生们的眼中，他是偷怡和洋行大班银烛台的小偷，是跟夫子庙专门搞坑蒙拐骗的无赖，还是个打牌十赌九输，欠了一屁股债，被惟善堂里的人扒了衣服半夜光着身子回教堂的倒霉鬼，这么一个不着调的市井泼皮，却在整个教堂的避难中扮演着管家、卫士，甚至是父亲的角色。法比的崇高既不来源于他通过各种让人感觉卑鄙的手段为教堂的女人们获得食物，也不来源于他能充当女人们的挡箭盾牌拦住日本兵的挑衅和屠杀，他的一些行为甚至是渺小的、懦弱的、无能的，让人轻视和嘲笑的，可是这样一个男人，却很有魅力。他的魅力来源于他所肩负的责任感。他知道女人们在地下室憋得太久，于是把早就损坏的收音机修好，能让大家听听音乐；他让女学生们缝制美国国旗，想要利用美国国旗充当教堂的门神；他几次充当家长的角色调解女学生和妓女们的争执，他试图通过打通地下水道，让女人们走出南京城。他所做的一切都似乎不能像戴涛、李全有干掉几个日本鬼子那样大快人心，但是他的行为却让女人们获得哪怕是一时的鼓励、满足和希望。他既不是一个热烈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绝望的悲剧英雄。他是和平年代的市井无赖，他更是战争年代的抗争斗士；他是教堂的伪神父，他更是女人们真实的守护者；他是看到屠杀会吓哭，拿着枪也不敢杀鬼子的弱者，他更是带领大家逃生，没有出路也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摩西。
　　还有两个军人形象，是全剧的亮点。一个是戴涛，他是国民党教导总队的队长，他赏罚严明，军纪如山；他杀敌无数，坚毅勇敢；他有柔情似水，也有哪怕被打倒就剩最后一口鲜血，也要喷到鬼子脸上的顽强。还有阎王都躲着走的李全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两次的他依然不放弃保护教堂，他说，就算是没有菜刀，手指头也可以和敌人拼命；他对待王浦生和疯丫头像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他敢抗命绝不投降日本人，他设想着战争结束可以回自己的老家娶妻生子。这么两个当兵的，写的篇幅不多，却丰满到不单纯是抗战杀敌的中国士兵，他们是父亲、是儿子、是兄弟，也是难过美人关的多情男子。我们设想着许多像他们这样顽强抗争、英勇牺牲的战士，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失守的南京城绝不可能靠他们就能重新收回，可是他们还是那样厮杀着，即使是垂死的困兽，也要咬断敌人的一根肋骨，这就是中国军人的英气。
　　战歌如虹，本应战旗不倒，军歌嘹亮，却不想主要部队已经选择弃城逃跑，老百姓任人宰割的结局真的只能责怪日本恶魔对中国的入侵吗？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部队、我们奉为神灵的总统、主帅如果也能有法比这样的责任，也能有戴涛和李全有这样的坚守，我们真的可能被侵略被蹂躏吗？
　　三、苦难民族的集体共鸣
　　任何遭受苦难的民族，他们都会有怎样的集体共鸣呢？一句话可以概括为：人无高下、贵贱、等级、亲疏，我们都应该是被珍惜、被尊重、被关怀，可以拥有自由和阳光的生命，我们都应该拥有选择和逃离的权力。
　　中国的苦难来自于外部种族的侵略和屠杀，也同时来自于内部族群之间的矛盾斗争。电视剧中，哪些人是我们可能会瞧不起的呢？比如说被判为肮脏的、龌龊的青楼妓女们，比如说有一身恶习的假神父法比，再比如说看见敌人枪杀百姓会尿裤子的王浦生。可是，妓女们的存在并没有带来任何害处，相反她们救活了人命，慰藉了许多弱小的心灵。如果被施以平等的目光，给以最起码的尊重，战乱时刻不将其看成妓女，而是把她们看成同胞姊妹，我想教堂里不会出现那么多无谓的争吵。赵玉墨在带领大家进入教堂的时候就对神父说了平等，妓女们有可能会代替女学生去赴宴的这种等价交换也同样证明了生命的平等，她们对王小妹的救助，对戴涛、陈乔治的安慰，对大家的活所做出的一切可能的牺牲都很难说明她们这种人的生命更下作，而他人生命更高贵。沾染一身恶习的法比，本来应该是戏中的小丑，是个洋不洋土不土的市井无赖，可是他为保护教堂所做出的抗争也同样证明了阶层等级的虚无性。我们恨中国的男人不长志气，面对敌人的机枪只有坐以待毙，可是为什么对待像王浦生一样的瓜娃子我们却充满同情呢？他不是兵，更不是个成年人，他真的只是个乡下的娃娃，他不会开枪更不会杀人，呆滞的眼睛充满对世界的畏惧和无奈，可是王小妹死后，他带着豆蔻逃跑了。这是一个未成年孩子的莽撞，当然也是王浦生的成长，那么感激李全有能够带着王浦生死里逃生，能够让他在危急时刻也能发出怒吼；感激编剧让他在教堂里与妹妹重逢，能够让他像男人一样带着豆蔻出逃。尽管王浦生所有的举动都势必会带来伤害和悲剧，尽管他呆滞的眼神那么让人生厌，尽管我们恨他不争气不能奋勇杀敌，然而浦生的死却死得悲壮，死得有骨气。
　　在给别人造成苦难的时候，自己也同样经受着苦难。大和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礼仪和家庭的民族，《四十九日祭》的丰满之处并不在于他在描摹战争场面时的惨烈血腥，也不在于两军交战时枪林弹雨的视觉冲击感，《四十九日祭》是一本动情的历史教科书，它在揭示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时候也不忘记描摹这个民族更为复杂和多面的人性。哪怕是杀人如魔、奸邪狡诈的侵略者也会有对遥远家乡亲人的思念。日军大佐黑岩想到父母妻儿时会流泪伤怀；小日本兵福井一男看到孟书娟帮他拍照片时，想到的是寄给远方的母亲；日本兵门胁每天都会把他妻子的相片摆好对着照片说话和跪拜。这些形象的描摹一方面反衬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残暴，但从其行为本身出发，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心底也有最柔情和软弱的一部分。侵略者不是恶魔，他们只是听了恶魔的指使，被迫身赴战场。我们需要正视历史，告慰亡灵，就必先厘清罪责的源头，人性之恶本不是自愿为之，只是若要让他们觉得不作恶不得活，不作恶就是违反军纪，不作恶就是对不起家中老幼，我想这指使者和命令者才更应该成为历史的罪人。中国人的苦难是他们造成的，他们的苦难却是被自己尊为神灵的天皇造成的。中国人无路可逃，他们也同样无路可逃。这恐怕也是导演的话中深意。
　　苦难民族的集体回忆既是被杀也是杀人，苦难民族的集体共鸣既是要求平等自由，也是要求对罪恶的源头进行应有的追究和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