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尚贤人才伦理观的哲学思想

　　墨子是战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巨匠，他提出的兼爱、尚贤、非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尚贤思想是墨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墨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墨子以尚贤使能为政的政治哲学带有浓郁的求实色彩和墨学特色，对先秦乃至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墨子尚贤人才伦理观思想分析
　　1。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墨子对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法政治，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说法是其任人唯亲思想体现，是不合理的。他主张铲除各种先赋的特征，选贤能而任之，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璧颜色。在他看来，血缘关系、世袭制度、裙带关系只能助长腐败，只有打破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大胆选拔贤能之人，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墨子尚贤使能，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墨子生长于战国时期，各地诸侯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起扩张和吞并战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奴隶社会沿袭下来的世袭制使社会政治制度日益混乱，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迫切希望统治阶级选拔人才来进行社会管理，渴望用良好的政治秩序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他发出了打破贵族政治、重建社会秩序的呼声。他的呼声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愿望，将矛头直指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度。墨子对底层民众充满了同情，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他认为贫、乱、寡和不相爱是为政的难点，如果经济环境和物质条件是致贫的因素，那么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则是致乱的根本，不选用贤能来解决乱的问题，民众温饱和国家发展都没有保障。可见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社会进步之源。
　　2。尚贤使能的为政目标。墨子认为，每一个君主都希望国家富强、政治情境、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然而社会现状之所以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是因为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按照墨子的说法，国家兴亡与人才选拔和任用休戚相关。统治阶级要想使天下大治，必须打破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反对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观，使以尚贤使能为政落实到实处，选用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能来治理国家，方能顺应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统一的愿望，使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为了使君主认识到贤才的重要性，墨子用先古圣王为楷模，奉劝君主把尚贤作为治国的根本，以进贤、众贤，为己任。为了让君主认识到自己在人员任命上的错误，墨子用了这样一个比喻：那些王公大臣宰杀牛羊时必定寻找最好的屠夫，裁缝衣服时必定选用最好的裁缝，修理弓箭时也会选最好的工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做到量材而行，但是在国家大事上却不能做到尚贤使能，可见他们将国家大事看得还没有牛羊、衣服、弓箭重要。既然贤才的多寡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为了让更多的贤才参与国家建设中来，墨子提出了众贤之术即为政者要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采取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的态度对待人才，必能使贤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3。选贤之计。墨子的尚贤使能，思想带有鲜明的平等色彩和群众意识。今天看来，墨子的选贤标准涵盖了德、才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确定了选才标准后，墨子提出了选贤的原则，即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意思是说在选拔人才时，以才能为基点，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使贤能选拔不受任何干扰。此外，在墨子看来，贤才选拔之后，当权者应视之如国家之珍，富之贵之，敬之誉之，自己先尊敬、信任他，才能让民众信服，贤者才能发挥其作用。在职位安排上，墨子建议当权者采用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的方法来考察贤才，深思熟虑后再授予其官职。为了让贤才持续发挥其作用，墨子认为还要做好贤才的监督工作，论功行赏，赏贤罚暴，培养其自律精神、责任意识。
　　二、墨子尚贤人才伦理观的功利色彩
　　在尚贤具体操作上，墨子建议对贤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用优厚的待遇厚待他，爵位不高，则民不畏也，蓄禄不厚，则民不言也，政令不断，则民不敬也。可见，墨子将爵位、待遇、令断视为笼络人才的根本。与儒家尚贤思想相比，墨子反复强调了经济待遇、政治地位、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将其看得很重，可见墨子的尚贤，思想功利原则更强，实用色彩更重。
　　墨子的尚贤思想功利色彩很重，但是社会效应更为强大。从行为效果来看，尚贤能让各方获益，而社会是尚贤使能做法的最大受益者。墨子说：王公大人明乎以荀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暖，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按照墨子的想法，弃用出身高贵而无真才实学的世家子弟，重用出身卑微的贤才，可使民众受到鼓舞，还能警醒部分肉食者。民众受到鼓舞必定会争先恐后发挥一技之长做好本职工作，肉食者必定会克勤克俭，弃恶扬善。这样一来，百姓丰衣足食、政治清明、国家富强指日可待。因此，墨子认定赏贤使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墨子的尚贤使能，思想其目的、原则、结果体现了墨子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究其原因，墨子把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功利化。在他看来君臣之问的尊卑、从属关系，家庭之问的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问的亲情和友情，都可以被实际利益所左右。所以，国家既然能从尚贤，上获取好处，贤才也能从中受益，这种双赢、多方受益的做法可以放心使用。墨子的愿望代表了下层民众的观点，出发点很好，但是在那个等级观念森严的阶级社会里，他的政治理想与统治阶级的想法背道而驰，最终没有被他们接受，他的政治理想终究没有成为现实。
　　三、墨子尚贤人才伦理观的意义
　　天志是墨子哲学观的核心内容，墨子认为上天是有意识的，它创造了万事万物，可以根据天道对人进行赏罚，为此，墨子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使许多事蒙上了天意的色彩。同样，为了使尚贤的口号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墨子将尚贤使能为政说成天之所欲，宣传是故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按照墨子的说法，尚贤使能，取法于天，，是上天的意思，是上天让人们这么做的。墨子的这种说法虽带有迷信的色彩，但是他为自己的想法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他始终坚持天志、尚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坚信尚贤是符合天志的做法，从而使尚贤更具合理性、权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墨子用自创的天命论来诠释自己的尚贤思想，使其思想体系更加完善，也体现了其思想的成熟和卓越的智慧。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尚同与尚贤呈相辅相成的关系。墨子认为，政令不一只能加剧社会动乱，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的尚同思想以高度的集权统治为基础，他要求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必须以最高统治的意愿为指导，自上而下地实行有效管理，不能无视上级需求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当君主有令难以执行，君主有难部署不思救助时，国家就会遭殃。因此，墨子主张选拔贤才，得善人而治之，得暴人而罚之必能实现国富民强。在墨子看来，尚同是天下大治的最佳途径和最好方法，而尚贤则可以为天下大治提供人才保证，为此，墨子强调，须用尚贤来保证尚同，也只有各级官吏都贤德公正，社会链条才能永久坚固。无论是尚贤，还是尚同，都是墨子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想建立一个社会秩序合理、国富民强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
　　墨子尚贤思想带有贵义、法先王的浓郁情结。在礼乐崩毁、纲纪不复的战国时期，墨子将义与民众行为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肯定了义，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程必安，故曰，义为天下之良宝也。在墨子看来，义政能够起到服众、社会治理和风气教化的作用，统治者肩负着义政的重任，必须以尚贤使能为政，方能使贵义之气蔚然成风。为此，墨子建议统治者以先贤圣王为楷模，尚贤、礼贤、让贤。他说：历史上的明君尧、舜、禹、汤、文、武为政时，都大力选举和选拔孝顺、贤良之人，所以他们才流芳百世并实现了天下大治。现在君主如果不比他们贤明，更应该有这种尚贤的意识。墨子法先王说法，将尚贤拔高到一定高度，使其更具合理性和道德光彩，从侧而反映了尚贤思想在墨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