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心雕龙看礼乐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建构的影响

　　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于乐之原初名义观，后世二分之礼、乐，本无对立，乐即礼，礼即乐，同一于早期稻作农耕文化之祭祀活动，在举行祭祀活动时，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有着严格的称谓、物品使用和行为规范，古代的统治者通过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和确立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而巩固自身地位。
　　周公树立和确立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祭祀社会政治的组织体制，礼乐崩坏后，孔子将这种个体外在的社会政治关系转化为个体内在的情感关系和伦常道德精神，千百年来逐渐深入国人骨髓，从而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这也体现在了中国文学传统建构上，《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理论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影响。
　　一、等级观念是影响中国文学传统建构的基础
　　等级思想是礼乐文化的基础，也是其影响中国文学传统建构的基础。《荀子乐记》云: 乐合同，礼别异。《礼记乐记》认为: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因，在礼乐文化中，不同等级之间关系应该是团结的，而不是相互敌对的，而这种团结就需要乐的作用: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文学艺术对人的影响，乐使人团结，礼使人有等级差别。礼乐文化对中国文学传统建构的影响主要在于乐者为同，即文学对人的影响方面。
　　祭祀活动在古人心中非常重要，而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严格限制不同等级的社会群体依照不同等级的礼仪规格进行祭祀，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人们进行约束。提倡中庸思想，主张人们的行为要掌握一定的度，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在自己的社会等级范围内进行活动，在习惯这样的约束后，就可以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而要让人们主动接受这样的等级观念，则需要通过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来实现。礼乐文化对中国文学传统建构的影响主要就在于中庸思想和文学的教育作用两个大方面，下面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分析礼乐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体现。
　　二、从《文心雕龙》看礼乐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建构的影响
　　1.微言大义与社会等级观念
　　微言大义的写作方式，以其含蓄精妙的言语和精深切要的义理，历来为中国文学传统所推崇，而微言大义最初的写作依据就是礼乐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实际上，这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对文学艺术的渗透，或者说是其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例如，礼乐文化中关于不同社会等级人群的称谓和用词的讲究颇多，《礼记曲礼》: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
　　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羽鸟曰降，四足曰渍。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
　　礼乐文化的这些规定，为微言大义的写作传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刘勰曾说: 《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 此简言以达旨也。 《礼》以立体，据事制范《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关于孔子著书与微言大义的论述历来颇多，此处不再赘述。在《文心雕龙指瑕》中，一些前代文学作品就因用词不合乎作者和被描述者相应身份的礼仪规范，被刘勰指出措辞失当，违礼伤义:
　　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 尊灵永蛰。《明帝颂》云: 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 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伦，而崔瑗之诔李公，比行于黄虞; 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 与其失也，虽宁僭无滥，然高厚之诗，不类甚矣。
　　不仅如此，刘勰在《诏第》《章表》《奏启》《议对》等应用文写作篇中对上级和下级公文写作的语气也有所论述，要求恭敬、委婉和正直，这是对社会等级权威的维护。
　　刘勰认为，写文章应当持有严肃、认真和慎重的态度，用词一定要符合礼仪，体现尊卑有别，有些文字只能用在极为尊贵的人身上，如果把它应用于描写同辈人或晚辈，则是不合乎伦理类别的，这样就会显得不伦不类。这是礼乐文化和社会等级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体现的影响之一。
　　2.情是需要约束的人的自然特征
　　人类天生具有感情，且人的感情会受外界事物的触动和影响，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自然特征。文学艺术是人的情感受到触动后，抒发感情的重要途径。《礼记乐记》中多次强调这点: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从司马迁发奋著书、陆机诗缘情，到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为众人所认同的重要原理之一。文学艺术可以表达情感，相传周代统治者就已经开始懂得从文学艺术中了解时政民情，例如《诗经》十五国风之源起，即为周代统治者派遣采诗官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民间歌谣，希望可以以此来了解平民百姓的生存状况。古人认为: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 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古人制定礼乐，就是为了防止人喜怒哀乐过于强烈，以至发生暴乱、颠覆统治阶级。以等级思想为主导的礼乐文化，表现在文学理论中，就要求文学表达的感情平和中正，能够约束和节制人的情感: 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礼记曲礼》曰: 敖( 傲) 不可长，欲不可从( 纵) ，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孔子称赞《诗经关雎》，提倡文学作品表达感情应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刘勰同样主张文人在写作时，情感要有所抒发，也应当有所节制。《文心雕龙物色》篇，他论述了自然景色对作者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情感诱导作用，不仅可以触发创作动机，更是创作的直接来源，情、物、辞三者具有密切的联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议对》篇则以儒家经典为榜样，提倡议事要有约束和法度，才不会走错方向: 《周书》曰: 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
　　3.文质相称的中庸原则
　　中庸原则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思想观念。《礼记中庸》: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起初《中庸》篇只为论述儒家的人性修养、讨论教育，主要讲究适当，掌握一定的度和界限，提倡人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教育。后来其影响范围逐渐扩大，适用于更多的社会层面。古人对此多有论述，如《礼记杂记》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乐记》强调过制则乱，过作则暴 礼减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史记礼书》也有防其淫侈，救其彫敝 事有宜适，物有节文之语。古人认为，最完美的礼制应当是人情与仪文形式都尽善尽美: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乐。故至备，情文俱尽。
　　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 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 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
　　这是礼乐制度对古代文学理论影响最为深刻的写作指导之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倾向逐渐演变为儒学所推崇的以温柔敦厚为代表的传统诗教观念，强调止乎礼义和怨而不怒，要把握好细微的程度变化。刘勰也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中庸观念，他在《文心雕龙》中表现出了对文学作品的文采和精神内容同等重视，提倡两者并重，不多一分、不少一分，要做到旷而不溢，奢而无玷，这是他心中的最高标准。刘勰认为，宗经是把握好这种度的必要条件和前提: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 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刘勰在《情采》篇中论述文章内容和形式( 即文采) 的关系，认为两者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言以文远，他主张以内容为基础，积极发挥形式的作用，做到情采互凝，文质并重，使内容和形式达到和谐统一: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 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夫能设谟以位理，拟地以置心; 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 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 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 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这种文质并重的观念，不仅在齐梁时期具有遏制文坛浮靡文风的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
　　4. 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
　　为达到约束人的情感的目的，文学的教育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礼记乐记》: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也。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不耐( 能) 无乐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易) ，故先忘著其教焉。古人认为，礼乐可以管乎人情，文学艺术则可以通过影响人的感情，达到教育和约束的目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对儒家文艺思想观念影响颇深。刘勰尤其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他认为《诗》、《书》雅言，风俗训世，这些儒家经典都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他将儒家经典作为文人写作的学习对象和文学批评的标准，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类似观点在《文心雕龙》中体现甚多，如《明诗》篇，刘勰列举了上古时期历代文学佳作，说明顺美匡恶，其来久矣，用文学作品来赞美好的、纠正坏的，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他解释诗歌，诗者，持也，持人性情，认为诗就是扶持、端正的意思，诗歌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这就是从文学的教育作用方面来解释文学作品。《征圣》篇:
　　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声教，布在方册; 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 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 此政化贵文之征也。
　　他推崇道就是因为道可以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即便是本体不雅，其流易弊的民间俚俗之作，也因部分作品带有讽谏性而受到了他在政治道德教化方面的肯定。
　　关于前人争议颇多的屈原，刘勰对其表达了肯定态度。他用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来褒奖屈原，认为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不论是才高者、中巧者、吟讽者，甚至是童蒙者，都能从屈原作品中得益良多，这在后代几乎成为了屈原评价的定论。
　　重视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之一，文学作品正是通过自身的感染力影响读者，从而发挥文学的教育作用，并以此达到约束和节制人的情感的目的。
　　5. 其他
　　( 1) 雅的儒家审美标准
　　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古人将祭祀、朝会等重大场合使用的乐曲视为雅乐，这就使得雅乐的地位被逐渐抬高，雅正的艺术风格也为人们所崇尚。刘勰在《文心雕龙谐讔》中表现对俚俗戏谑之作不满的原因即是空戏滑稽，德音大坏。《明诗》篇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就是将雅润的文学风格视为正统体制文学的根本。另外，由宋代到清代，从词体走进上层文人的视野开始，就不断有词体的雅俗之争，我国古代的词论史也是伴随着词体的雅俗之辨发展的。词体雅俗之争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爱词的文学家为提高词体和词人在文坛的地位而提出的，而其根本原因则是在于，社会的大文化环境认为雅是高尚的、值得学习的。崇尚雅正、排斥俚俗，这是儒家审美标准对文学艺术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 2) 创新与复古
　　《礼记曲礼》告诫人们，讨论问题时，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不要抄袭别人的观点，不要与别人所说的雷同，而要效法古代正道，称引先王的教诲。拾人牙慧自古为君子所不屑，写作属文时更是如此。刘勰认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主张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
　　明清时期，众多文学流派为了复古与反对复古争论不休，然而古代先哲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告诫过我们，在写作时不仅要有所继承，积极学习前人优点，同时更要有所创新才能做出属于自己的成就。
　　结语
　　自其出现以来，礼乐文化就一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礼乐文化生根于国人内心和血脉之中，在个人修养、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等多方面影响深远，在文学艺术方面同样如此，其对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古代礼乐制度和文化，围绕社会等级观念，以约束人的感情、巩固统治阶级和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以文学艺术为手段，通过其感染力影响人，并逐渐衍生出文质相称、尚雅等文学批评标准，这正是社会文化大背景、大环境在文学艺术领域产生影响的结果反映。古代礼乐文化从多方面多角度出发，共同影响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方向，而这种文学理论又通过指导文艺作品创作的方式，影响了文艺欣赏者的思想和感情，以此完成其传播社会等级观念的目的，完成了一个动态的循环影响结构，直到现代社会依旧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