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经略与渐进式汉化

　　安宁河流域位于四川省西南部，为雅碧江的一级支流。由北向南流经冕宁县、喜德县、德昌县、米易县，至攀枝花桐子林附近的河口注入雅碧江。孙水河、达茨河、阿七沟、樟木沟、热水河等为其重要支流。道元《水经注》中称安宁河为孙水:有孙水焉。水出台高县，即台登县也。南流经邓都县，司马相如定西夷，桥孙水，即是水也。又南至会无，入若水。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此地进行开发，设置了越焦郡，涵盖了今凉山州、攀枝花和云南的部分地区，郡内阑县(今越西海棠)、灵关道(今越西)、苏示(今冕宁)、台登(今冕宁沪沽)、邓都(今西昌)、会无(今会理)位于安宁河干流两岸。
　　两汉时期生活在安宁河流域的人群主要是邓都夷，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史记所载的椎结，耕田，有邑居，死后实行二次葬，并葬于大石墓中。段渝师认为邓人的中心在今安宁河一带，以西昌为中心，其分布的最北面达到邓峡山以北的临邓县(今四川邓峡)，最南面是在晋代的会无县，即今四川会理县。最近几十年来在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大石墓，就是邓人的墓葬。刘世旭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大石墓主要分布在今四)凉山、渡口的安宁河流域，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时所设的越焦郡内。刘先生并从这种墓葬所反映的文化特点:耕田，有邑聚，普遍实行二次丛葬，并根据其分布地域和所处时代来判断，认为其主人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指的邓都夷。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西夷进行了持续的经略。从西汉到东汉，汉中央王朝因客观形势的不同而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使安宁河流域的社会生活经历了渐进式的汉化过程。表现在文化遗存上，即发生了汉墓及中原地区同类遗物逐渐增加，而大石墓及其土著文化因素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的现象。这种渐进式的变化，与汉中央王朝控制安宁河流域的渐进式经略有着深刻地联系。
　　一、两汉政府对安宁河流域的经略
　　中原统一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经略，从秦代即以开始，秦王朝在安宁河谷设置了邓都，后因秦灭而废，大致可以认为，秦王朝对安宁河流域并没有进行实质的统治。到了西汉王朝，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时期开始经略西南夷，新莽及东汉时期继续开发西南夷。据史书记载，两汉汉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西夷的开发主要有以下几个事件。
　　(一)司马相如对西夷的经略
　　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略，可说自唐蒙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在南越了解到从夜郎经样柯江可至南越，向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为置郡，以攻南越。获武帝赞同。唐蒙厚赐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并设置了键为郡。但后来唐蒙使略通夜郎西英中，发巴蜀吏卒干人，郡又多为发转槽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为了安抚巴蜀民众，汉武帝派遣熟悉巴蜀情况的司马相如责唐蒙，并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通过这次视察，司马相如了解到，唐蒙略通夜郎后，西南夷地区邓榨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并因此认为西夷邓、榨可置郡。这一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派遣司马相如于元光六年(前129)以中郎将的身份经营西夷。
　　司马相如对西夷的经略，主要以羁縻策略为主，并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首先是建节，以朝廷命使的身份来开展工作，汉武帝拜相如为郎中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其次，给西夷地区提供钱财货物，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第三，征发巴蜀四郡的民众修筑道路桥梁。经过一番努力，司马相如略定西夷，邓、榨、冉、雕、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置都尉，十余县归入蜀郡。在安宁河流域则开通了灵关道，通过修孙水桥通往邓都，将西南边疆延伸到样柯江边，即所谓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样柯为激，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邓都。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开通道路方面，司马相如也同样遇到了唐蒙开通五尺道所遇到的问题，受到了多方抵制。首先是西南夷本身数反，发兵兴击其次是蜀中父老的话难;在《难蜀父老文》中，司马相如列举了蜀中父老的看法: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蜀中父老还认为，通夜郎道已经使百姓疲惫不堪，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并说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司马相如据理力争，向巴蜀父老陈述开西夷的初衷:博恩广施，远抚长驾，重申了《告巴蜀太守》书中所言的汉武帝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的雄才大略，终获蜀中父老理解;再次是朝中重臣的反对。由于修筑通往邓都的道路调拨了巴、蜀、广汉士卒数万人，数岁，道不通，士疲饿离湿死者甚众，受汉武帝之命前往视察的公孙弘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但由于北方强敌匈奴压境，西汉政府把经略边疆的精力放在对付强敌匈奴方面，暂时停止了对西夷的经营，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都尉，稍另键为自葆就。
　　尽管司马相如对西夷的开发，以罢西夷而告结束，但在建立西夷与西汉王朝的联系方面，还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为日后西汉王朝在此地设立郡县奠定了基础。
　　(二)元鼎年间对西夷的经略
　　及至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蓦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讲述自己的见闻，提及在大夏时见蜀布、邓竹杖，认为民间有从蜀地经西南夷通往身毒的道路。引发了汉武帝再次开西南夷，打通通往印度、西域道路的雄心壮志。汉武帝即令张蓦从蜀、键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雕，出冉，出徙，出邓、英，皆各行一二千里。而通往邓地的道路则令柏始昌和曾追随司马相如开发西夷的王然于、吕越人等人，间出西夷道，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但这次寻求通往域外道路的尝试并不成功，南方受到了焦、昆明等族群的阻隔。元鼎五年(前112)秋，西汉出兵征讨南越，不久南越平定。元鼎六年，西汉对西南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这次武力进攻的结果是汉诛且阑、邓君，并杀榨侯，冉雕皆振恐，请臣置吏。在以武力征讨的同时，西汉王朝还派遣使节前往招降，《史记太史公自序》放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邓、窄、昆明，还报命，即言司马迁以使节身份前往西南夷进行招降一事。西汉政府乃以邓都为越篙郡，榨都为沈犁郡，冉雕为汉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自此，西汉王朝始在安宁河流域设置郡县，辖邓都、遂久、灵关道、台登、定窄、会无、窄秦、大窄、姑复、三降、苏示、阑、卑水、潜街、青岭巧县，其中灵关道、台登、邓都位于现安宁河流域。而越焦郡也成为武帝时期汉军所能控制巴蜀以南的最远地区。
　　综上可知，汉武帝时期对安宁河流域的西夷进行的两次开发，目的迥然不同，第一次正如司马相如所言，为了广布威德，扩大疆域;第二次则具有了国际视野，是为了打通通往身毒的道路，与西域相联接，虽言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但其最根本的目的则是希望能与身毒、大夏结盟，共同抗击匈奴，以解除北部边境的威胁。
　　(三)新莽及东汉时期对西南夷的经略
　　王莽篡位后，贬句盯王为侯，引起句盯王邯的不满，样柯大尹杀样柯王邯，三边蛮夷愁扰尽反。王莽大肆征发巴、蜀、键为的吏士，动用军队超过十万人，攻打益州，伤亡严重。更始帝刘玄更始二年((24年)越焦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邓谷王。王莽时，任贵为越焦郡的军侯。邓谷王任贵自任太守，后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邓谷王。建武十四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篙太守印缓。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篙。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邓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
　　但豪帅放纵，难得制御，虽然东汉政府仍在此设置郡县，派遣郡守，这一地区的反叛活动还是时有发生，因此对这一地区的治理也是以镇压叛乱为主，兼及对这一地区的治理。除前述任贵叛乱外，永平元年，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元初三年，越焦激外蛮夷举种内属。元初四年十二月，越篙夷寇遂久，杀县令。元初五年春正月，越夷叛秋七月，越蛮夷及旎牛豪叛，杀长吏。元初六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与越夷杀长吏，蟠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破降之延光二年春正月，耗牛夷叛，寇零关，杀县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讨之。综上可知，整个东汉王朝，越焦郡与中原王朝一直处于一种反叛一一讨伐反叛的状态，因此这一时期，大量的军吏被发送至边郡。
　　二、安宁河流域的渐进式汉化
　　两汉中央政府对安宁河流域邓都夷的经略引发了当地渐进式汉化的过程，这无论在古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学文化上都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
　　(一)西汉时期至东汉早期，安宁河谷内生活的人群还是以邓都夷为主，并基本保持着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已逐渐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如前所述，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对安宁河谷主要实行以政治羁縻为主的策略，虽然中央王朝在安宁河谷设置了郡县，但对当地社会的治理由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头领共同完成，对当地人的生活并没有过多的介入。中央王朝所推行的故俗制，更是充分尊重了当地的民族习惯，保留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西汉时期邓都夷的生活方式能够在现今的考古发掘中屡屡出现，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从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迄今已发现的232座(347邓都夷的大石墓，因墓室多采用大型板块石构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今四川凉山、攀枝花的安宁河流域，包括今越西、冕宁、喜德、普格、西昌、德昌、米易等县。安宁河谷的大石墓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范围广泛，几乎遍布安宁河谷，可见这一时期，邓都夷的文化实为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
　　尽管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对邓都夷的社会生活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干预，但是在经略西夷的过程中，大批汉人进入安宁河谷对当地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司马相如在经略西夷的过程中，不仅带去了使节和少量军队，在开通西夷道路的过程中，更是调拨了巴、蜀、广汉士卒数万人。及至元鼎六年，汉武帝派遣大批军事力量诛且阑、邓君，并杀榨侯。无论是和平经略还是武力进举，都使得大量的汉文化因素随着使节、军队进入安宁河流域。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大石墓中发现了不少具有中原特色的器物，如钱币五铣、大泉五十等，铁器环首铁削以及小花山出土的镰、斧等，这些都是中原汉文化对当地文化冲击的一种反映。同时，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汉墓在安宁河流域开始零星的出现，仅在西昌礼州中学、经久凉山钢铁厂和马鞍山、马道镇杨家山有所发现。西汉时期汉文化开始进入安宁河谷，虽然对当地的邓都夷文化虽有所影响，但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冲击。
　　(二)东汉早期以后，安宁河流域的土著文化逐渐被汉文化取代并进而消失。
　　王莽时期实行的降王为侯和武力镇压的政策，激化了中央政府与西南夷地区的矛盾，使得西南夷地区的反叛活动越来越多，这一局势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尽管东汉政府在经略西南夷的政策方面借鉴了西汉时期的政治羁縻策略，但因其已经解除了北方匈奴族群的威胁，有更集中的力量来经营西南夷，面对经常出现的叛乱，东汉政府对反叛夷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并对镇压的叛乱夷人实行迁徙至汉族地区居住的策略，弱化了当地的土著文化。这种以武力强势介入安宁河流域的策略，使军队、官吏、移民大量进入该地区，并使得汉文化迅速取代了当地的土著文化。这一时期，大石墓在安宁河流域完全消失。与此同时，汉墓的数量在安宁河流域开始增加，花边砖室墓开始出现。及至东汉晚期，汉墓的数量大为增加，并且在墓葬形制上也不仅仅只有长方形单室墓，而增加了十字形和品字形的多墓室。墓中出土了更多反映汉族生活方式的遗物，如摇钱树、陶房、陶塘等，画像砖上所反映的神话内容和图案，也多与中原地区相同，如青龙、白虎、西王母、羽人等。汉文化在安宁河流域的扎根还反映在城池的建立上，西昌市高视乡古城遗址:向我们展示了东汉时期的城市生活。在西昌东坪村发现的冶铜铸币遗址:则明确告诉我们，至少从新莽时期开始，中原地区的货币已经在安宁河流域通行。由此可知，东汉早期以后进入安宁河流域的汉文化已经不仅仅是钱币和生产工具，汉文化的精神生活也开始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当地人的主要价值取向。当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都集中体现在安宁河谷并成为主流文化以后，两汉王朝就完成了对安宁河谷的汉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