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元时期瓷器的器型特征及成因

　　摘 要：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为了适应本民族和出口的需要，在宋代瓷器的发展基础上对瓷器的器型做了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些瓷器器型的一般特征是怎样的形态？影响瓷器器型的因素又是哪些？这些问题均有待解决。因篇幅有限，本文谨从几何形态的层面来分析蒙元三大窑厂瓷器的一般器型特征及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几何形态；元代；瓷器；流通
　　1 蒙元瓷器背景
　　中国陶器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到了汉代时人们在陶器的基础之上发明了瓷器，随后行销海内外，迄今为止，瓷器工艺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陶器，发明于伏羲神农之时，而瓷器的名称始于汉代，真正成功于李唐。宋代瓷业大盛，定、汝、官、哥、均等垂名千古，明人继之，宣德、成化之作尤为特出，清代则古雅浑朴，不如前人，然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乾所制，更有出类拔萃之概。”[1]此句道出了中国陶瓷发展的概况，唯独省略了元代瓷器的发展，近年随着打捞元代的沉船，许多学者纷纷研究元代的陶瓷，并有著作，认为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笔者所见略同。自蒙古族建立元代帝国以来，便以广袤的疆域和庞杂的人口著称于世。它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为了便于统治，他们开始大修交通道路，“承宋急脚趟扩展至急通铺”这些急通铺是10里、15里、20里设一铺，可见其交通发达，方便各族人民交往和交流。而且元代时，青花瓷器的制作技术相当高超，其烧成质量好，釉色光亮，“瓷釉配方：釉灰为8% 9%，釉果为91% 92%，烧成温度在1230 1270 。景德镇元青花采用的色料是含低锰的铁钴共生钴矿”，[3]并远销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
　　2 元代瓷器的一般器型特征及装饰特色
　　蒙元之际，瓷器在继承宋代瓷器的基础上大有发展。“1976年在韩国西南海岸的新安海域打捞的一艘中国元代中晚期的沉船上共发现陶瓷器16792件，龙泉青瓷占9693件，居首位……在元代对外销售的瓷器种类中，龙泉窑青瓷居首位。”[4]因龙泉窑毗邻海水，且瓷器不宜碰撞，所以海运到国外极其便利。龙泉窑以生产大型器物为主，有的花瓶高达一米左右，大盘口径达到60厘米，且胎体趋于厚重，如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一件元龙泉窑印牡丹纹喇叭口瓶，高达71厘米。[5]器型整体分三段，卷沿敞口、直颈、斜肩、鼓腹、矮圈足。器型巨大，口边刻有一周铭文，有“泰定四年”（1327年）款，颈上方有排列有序、粗细均匀的装饰性圈络，恰围绕住整个瓶颈。颈中有凸雕的缠绕性牡丹纹叶，疏密有致。鼓腹之处是这个瓷器的主题装饰物，它承接瓶颈处的牡丹叶子，在鼓腹处加以扩大至繁茂，其叶子的脉络及牡丹含苞欲放的姿态均在瓶上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活灵活现，是龙泉窑的佳品之一。
　　除龙泉窑之外，磁州窑生产的瓷器也大多造型高大、浑圆。且窑厂遍及中原地区的黄河南北。整体器物较宋代显得胎体厚重、胎质疏松、挂釉大多数都不到底。制作简率，多为日常器具。例如，磁州窑的白地绘有黑花龙凤纹四系壶，高达58.8厘米，口径14.4厘米，底径16.5厘米。[5]此壶比宋代的壶身高出许多，椭圆形鼓腹，四个拱耳各连接于肩上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颈处，有刻得整齐的圈纹。壶的装饰很有特色，分上下两部位。鼓腹的上部位为白底黑花，图案是典型的云龙纹。一条躬身弯曲度大的龙似在腾云驾雾，身边缭绕的是吉祥云纹。画面具有故事性和寓意，寓意祈求龙王的护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鼓腹的下部位涂满黑釉，增大了器物的形体与沉稳感。从视觉上来说，四系壶上黑花龙凤纹黑白对比分明，冲击力强。这一时期的瓷器白色居多，因蒙古族崇尚白色，他们的衣服多为白色，旗子用白色，元代皇帝的帽子也是白色。在他们的观念里，认为白色是一天的开始，象征着光明与希望。
　　钧窑生产的器物在元代之时行销海外，造型一般较为厚重巨大。产品多为民间日常生活用品，如出土的月白碗，黄胎青釉，高7.6厘米，口径19.3厘米。此碗敞口、浅壁、小圈足。胎厚、釉浓，垂如蜡泪。碗内外均敷的是月白色青釉，口沿呈现紫色。釉面布满细小点状紫斑纹。足圈露胎呈现黄色，碗心有叶形褐色斑纹。较宋代，这样的碗偏大，便于乘大量的饭食。
　　以上的元代三座大型窑厂生产的瓷器大多具有大、高、胖、圆的几何特点，且多为平口，上窄下宽。这些高大的器型在元代形成了一种规制并大量生产，形成这些高大器型的成因为何，笔者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3 形成蒙元高大瓷器的成因
　　首先，中国的器皿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器型的大小受日常习俗的影响。“元代器皿造型受蒙古和伊斯兰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元青花日常用器尺寸增大。蒙古人和伊斯兰人喜欢将食物置于大盘、大碗等大型敞口容器中围坐而食，按照他们的习俗制作的大型碗盘类器皿大量增加，也影响到了中国器皿的尺寸。”[6]这些高大胖圆的器型，不仅能够多人而食，且占据空间大，彰显民族的豪爽之气。在流通上，高大的瓷器运往阿拉伯国家的居多。
　　其次是政府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对瓷业的控制较为宽松，“浮梁瓷局”除完成贡品外还烧制大量的青花瓷器出口。景德镇的民窑也得到较大的发展。蒋祈的《陶记》中提到“一日二夜，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工者择焉，谓之拣窑”。当窑火熄灭之时，商人们便蜂拥而进，纷纷来够买好的瓷器，工人把品相好的瓷器和差的瓷器分拣出来供商人出价购买。可见当时的瓷器流通行情甚好，市场需求高大的瓷器，因此窑厂也大量生产。
　　再次是烧窑技术的进步和原料的改进。在元代，窑厂较之宋代扩大，且大量运用高岭土。瓷石加高岭土即是“二元配方”，长石瓷土与长石釉瓷器的烧成对元代瓷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种瓷器在高温下胎、釉才能结合得好，并能为各种釉上彩、釉下彩的瓷器新品种的出现打下基础，创造条件。[7]运用高岭土之后，器型经烧，也会变得更坚固，利于烧制较大的器型。
　　最后是元代贡品的需要，皇家需要大的瓷器用以装饰门面。“至元十五年，置曰浮梁瓷局（秩正八品），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可知，皇家的需求是我们今天见到高大元器的主要因素。[8]
　　综上所述，在元代时瓷器的器型特征是瓷器增高变大，也为瓷器表面的装饰留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元代瓷器的装饰题材远超以前任何时代，且元曲中的戏剧人物像、缠枝花叶等，图案布局层次繁多、密度大，一般五六层，最多达十余层，并且在装饰中融入了多民族的文化。这些繁密型的图案和高大的器型，迎合的是普通大众和皇家贵族喜好花团锦簇的普遍心理，高大的器型和装饰是雅与俗文化的综合代表，也是多元元素对立的综合美。
　　参考文献：
　　[1]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4：1.
　　[2] 宋濂（明），等.元史（第五册・卷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45.
　　[3] 陈尧成，郭演仪，张志刚.中国古陶瓷研究――《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M].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135.
　　[4] 桑坚信，冯先.中国古陶瓷研究――《综谈元代瓷器窑藏》（第三辑）[M].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0：89.
　　[5] 叶疵.中国陶瓷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449，461.
　　[6] 高纪洋.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62.
　　[7] 李辉柄，陈焕伦.元明瓷器研究[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11.
　　[8] 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元史.百官制》[M].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