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议论修辞

　　鲁迅小说文类的扩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向杂文文体的扩张，而作为这种扩张的最明显标志，就是鲁迅小说中的议论性话语及这些话语所采用的修辞方法具有杂文语体的特点。
　　一、鲁迅杂文的语体修辞特点及魅力
　　鲁迅小说中的众多议论性的话语及修辞不仅有效地凸显了鲁迅小说话语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而且还很有效地凸显了鲁迅小说与众不同的文体特征，特别是杂文式的文体特征。如下面的议论性话语:
　　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的。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零零，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一件小事》)这些议论性的话语，虽然采用的修辞手段各不相同，句式的构造中西合璧、古今并存且曲折多变，词语的使用也丰富多彩，意味多种多样而悠远深长，言内之意显豁，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但其共同点就是:都采用了杂文的话语表述方式，具有杂文语体修辞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语体修辞具有什么特点呢?有学者从鲁迅杂文语言的使用方面认为:鲁迅先生杂文中的语言则不但做到了准确、鲜明、生动，而且还非常简练隽永，充满着机智与幽默。这种观点不仅在之前研究鲁迅杂文语体修辞方面归纳得较为全面，而且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种观点还不能让人满意，与语体修辞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主要就是没有更自觉地关注鲁迅杂文这种特殊文体的语体特点以及这种语体特点杂的规定性。有的学者虽然也涉及了鲁迅杂文的语体修辞，但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仅从语用修辞的角度展开，如鲁迅更加注重选词用字，或大词小用，或庄词谐用，或但词庄用，或古词新用，或外词中用。这一切词语的转用、借用，实质上，形成不同程度和不同意味的夸张，有时溶入反语、挪榆、热讽的句式结构中，有时又跟舒徐的白描或峻急的抒情句式相结合，大大强化了喜剧语言的讽刺性。这些概括虽然精彩，但也有一定的缺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语用(词语使用)的分析往往只注意了词语本身所表达的意义，却没有自觉的语境意识，也没有从词语所处的语境入手揭示鲁迅杂文词语使用的艺术匠心与思想匠心;另一方面是没有更多地从话语修辞的层面来论述鲁迅杂文的语体修辞的特点，尽管提及了鲁迅杂文话语的某些句式特点，却也仅仅点到即止，未能展开。较为得体地从话语修辞的角度剔析鲁迅杂文语体修辞的特点的人物是徐憋庸，他在《鲁迅的杂文》一文中，曾很中肯地总结出了鲁迅杂文语体修辞的两个方面的特点，这就是造句灵活与修辞特别。关于鲁迅杂文修辞的这两方面的特点，徐憋庸如此论述:造句的灵活。这是古文的影响和外国文的影响融合的结果。用文言句而使人不觉其陈腐，用欧化句而使人不觉其生硬，新鲜而圆熟，并且音调流畅，可以朗读，所以特别有味，但跟口语相差很远。
　　以此来观照上面所引用的鲁迅小说中议论性的话语的修辞，的确可以找到很多与鲁迅杂文的话语修辞相同的内容。如鲁迅杂文特别善于利用引用的修辞手法，如上文中的议论性话语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子曰诗云等，同样，在这里鲁迅也使用了然而的句式，也进行了铺张与扬厉，如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这种铺张还直接表达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批判中国固有文明的思想，并在这种铺张与扬厉中使用了鲁迅在后来的杂文中画龙点睛一样使用的一个词语乏。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鲁迅小说中的议论性话语，无论是从表达思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修辞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鲁迅杂文的特点与神采。
　　二、鲁迅小说议论性话语的语用修辞的杂文性
　　与鲁迅杂文语体修辞相一致，鲁迅小说中的议论性话语的修辞也是如此。上文所举的三段议论性话语中，仅从词语的使用(语用修辞)来看就很杂，虽然，这些词语主要以日常口语和一般书面语为主，如，只有自己在上，每个词语都是纯粹的口语词语冠于全球、乏等则是较为典型的书面语的词语，但也同时使用了文治武万、精神文明等经常在政论文或公文中使用的词语。
　　当然，这些词语在话语中的功能变异，并不是随意的，它们的变异与鲁迅杂文中词语功能的变异一样，都受制于鲁迅思想表达的需要与艺术构造的目的。语言学家们在谈作家运用语言的变异时曾经指出:作家笔下的变异，是他们在运用语言时，出于表达的需要，故意并且在一定限度上突破语音、词汇、语法等种种常规而采取的一种变通用法，它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艺术手段。鲁迅小说中这些议论性话语中的词语功能的变异，也正因为这些词语在话语中出于表达的需要的功能变异，取得了良好的思想表达的效果与艺术构造的效果。
　　三、鲁迅小说议论性话语的句式构造及修辞手段的杂文性
　　鲁迅小说作为典范的白话文，不仅在词语功能的变异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性与创造J险，在句式构造及修辞手段的使用上也表现出了强劲而新颖的创造性。这种句式构造及修辞手段使用的创造性，在上面所引用的几段议论性话语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如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的使用的是现代白话文的句式，而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采用的则是文言与白话杂揉的句丸有些胜利者和又有些胜利者是并列复句，而死的死了，降的降了和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以及教我惭愧，催我自新等，使用的是排比句式如虎、如鹰和如羊、如小鸡既是比喻修辞的句式，也是排比与对比修辞的句式。很明显，这些句式的构成以及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从句式、手法、语法形式以及使用的喻体等，都是符合句式与修辞规范的，而句式构造与修辞手法使用的创造性，也就在遵循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形成的内在机制则是小说的思想表达的需要与艺术构造的需要，并非单纯为创造而创造的结果。
　　当然，鲁迅小说中这段话语所采用的比喻及对比等修辞手法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效果，即这些修辞手法的采用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阿Q的精神特质，即他是永远得意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出了一个既不是无聊的胜利者，也不是战胜了强者的欢喜的胜利者形象，而是一位个性独特没有这样乏而又是某些中国精神文明的代表者的形象阿Q。同时，这些修辞手法的采用，也使这段话语最后的总结以及对阿Q永远得意的意义说明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有了艺术的依据，同时也消除了这些议论性话语的生硬性以及随意性，从而使这最后的总结、议论成为了整段话语，乃至于整篇小说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也使这些修辞手法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