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对世界和中国的教训

　　为期12天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尽管作了加时赛，会期比原计划延长了半天左右，但哥本哈根仍难以逃过像多哈世贸谈判一样的惨败命运，最后大会在一份没有约束力的声明下，草草收场。这样的黯然落幕，使人类失去了一次通力合作共同迎接挑战的良机。
　　气候问题全面政治化气候问题一开始只属于科学范畴，联合国发布的几份气候报告，一直在强调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所导致，并且预测了50年后或在本世纪末之前，随着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一些国家或城市将面临被淹没的可能。报告指出，全球气候改变带来的灾难，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由于气候问题不可能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独立解决，这就涉及到具体国家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减排）或放慢排放增长速度（缓排）。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等多数工业化国家自愿加入了具有约束性的《京都议定书》，通过《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机制，以资金援助及技术转让方式，减排或缓排，也就是说，在人类应对全球气候改变问题上，多数富国和工业化国家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温室气候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之所以最早在发达国家提起，是因为他们工业化后转入整治阶段，需要在降低国内政治阻力的情况下，尽快完成旧有技术的淘汰和高碳高污染产业的转移，而随着这一进程的基本完成，他们之前借历史责任之道义、行转移排放之实的行动，就逐渐在国内失去强有力的支持。欧盟一度在减排倡议中居于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但在哥本哈根及哥本哈根之后，他们充任领袖的意愿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囊中羞涩，与人们预期的减排40中期目标相去甚远，并附上种种条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以及国内保守政治的压力。
　　所以，推动气候问题国际化的，是欧洲，而今天把气候问题政治化了的，也是工业化发达国家。这迫使哥本哈根在原先确定下的《联合国气候问题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变得异常艰难，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政治冲淡了。
　　谈判阵营四分五裂与最初预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垒的局面不同，哥本哈根很快就进入了谈判阵营四分五裂的混战。发达国家一下子分裂出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工业化国家集团、以美国为首的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高碳资源型工业化国家组织的伞形联盟、以东道国丹麦为代表的投机集团，而发展中国家，则由最初的中国77国集团模式，分化为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集团、以苏丹及委内瑞拉等国为代表的77国集团多数国家联盟、以不发达国家和受气候改变影响最严重的小岛国组成的气候脆弱联盟，再加上俄罗斯、沙特等依赖石化能源输出的国家联盟。
　　以欧盟为主体的工业化国家集团，他们手握资金和清洁能源技术，引领低碳经济，基本完成了国家高污染产业外包化及高碳产业国际化，不想再在碳排放交易中过多承担历史排放责任，想通过接受我的资金支持就得让我来检查减排行动的模式，不合理地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发展中国家永久地沦为发达国家的二级技术市场，在经济上沦为附属地位。这当然不会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一向以国内法大于国际法而行事的美国，因其国内立法目前处于不明朗的状态，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也与欧洲集团一道，大打透明牌，把谈判有可能失败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推给中印两国。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才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并在2009年加快了高碳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以转移风险责任，并为国内推出碳税作好了前期准备。
　　而美国新政府未上台前曾承诺加入《京都议定书》，但至今未见行动。日本名义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伞形联盟的成员，但日本对低碳经济下的技术革命准备充分，全球减排行动会给日本技术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提供契机，所以日本在资金援助方面的承诺表现出较慷慨的一面，几乎占了所有发达国家承诺出资总和的一半。
　　鸠山倡议的日本，不再安心于做美国二传手角色，有自成一派的冲动，增加了谈判进程的弹性，这也使得未来大国博弈变得扑朔迷离，充满变数。而以丹麦为代表的投机集团，则屡屡在会议议程上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花招，给本来就艰难的谈判再添新乱。
　　例如丹麦抛出的丹麦提案，一度使谈判陷入僵局。中国应提高谈判技巧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