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vs西方龙:文化的误读 凶神恶煞?霸气外露? 2012年伊始,《壬辰年》生肖ldquo;龙rdquo;邮票刚上市,便引来众多议论。引起争议的是票面上金色团龙那双眼圆睁、张着大嘴的造型,有人认为这种形象看起来ldquo;不善rdquo;,霸气逼人,像是在ldquo;向谁发威rdquo;。更有人担心:这条ldquo;凶神恶煞rdquo;的龙会不会显得太招摇?ldquo;龙的传人rdquo;用这样的龙形象代表中国,会不会又被西方舆论当做抨击中国的把柄?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ldquo;中国威胁论rdquo;的升温,西方媒体借助龙形象来讽喻中国的方式越来越多,例如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中,提及到中国的漫画中几乎都少不了ldquo;龙rdquo;mdash;mdash;西方观念中的龙的形象,多为贬义,而不了解中国龙文化的西方人,凭借自身的认知常识,也很容易把这样的ldquo;恶龙rdquo;而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龙的形象,当做中国的象征。若干年前,在中国公布的北京奥运吉祥物中,考虑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呼声最高的龙形象没有入选。2006年12月4日,上海某媒体发表题为《国家形象将重构中国标志可能不再是ldquo;龙rdquo;》的新闻,报道上海某学者建议为避免西方误解,不再以龙作为中国形象标志,一时间舆论哗然。不再自称是ldquo;龙的传人rdquo;,这对中国人来说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同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以龙为国家形象一样,中国人同样无法理解为何在西方人眼中的龙就成了邪恶的象征。所有矛盾皆源于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误读。中国龙的神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ldquo;龙rdquo;的概念的国度。据《左传》,传说在帝舜的时候,一个叫做董父的高人因善于驯龙,其族被赐名ldquo;豢龙氏rdquo;。夏代也有一个驯养龙的人刘累,其氏族被赐名ldquo;御龙氏rdquo;。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曾发现一件大的陶盘,里面用彩绘画了一条龙,据推断其年代是4400年至4300年前左右。这个年代也就是我们古史上说的尧舜禹到夏阶段,这说明龙的意识观念在那时已经形成。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龙的形象是如何在中国出现的,已无法追根究底。有人认为,龙的原型是某种生物或几种生物的组合;有人认为,龙的原型不是实际存在的动物,而是某种自然形象或多种艺术化的动物形象的叠加组合,如云、虹、闪电、合并了的图腾等。龙的形象演变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战国时期《荀子》中的ldquo;螣蛇无足而飞rdquo;,到三国时期《广雅》中的ldquo;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rdquo;,再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龙ldquo;其形有九,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rdquo;,龙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与西方龙不同的是,中国龙从一出现便开始具有了祥瑞的特征。关于ldquo;龙rdquo;名字的来历的一个说法就颇有意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ldquo;久旱逢甘霖rdquo;被中国人认为是四大喜事之一。大旱之际,人们站在田间,百无一计,此时,天空中传来ldquo;隆隆rdquo;的雷鸣之声,云中金蛇狂舞,甘霖突降,人们欣喜若狂之情可想而知。久而久之,人们把雷雨现象称之为ldquo;隆rdquo;,文字出现后,继而用ldquo;龙rdquo;加以代替。这或许也是中国祖先将龙作为图腾的一个原因。根据上古文献,伏羲氏族系本身就是ldquo;龙族rdquo;,有长龙氏、潜龙 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而且都以龙为本部落的图腾标志,在渊源上各氏族皆自认由龙所ldquo;生rdquo;,中国人自称ldquo;龙的传人rdquo;便源于此。 龙产生于民间,其ldquo;呼风唤雨rdquo;的本领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伴随着佛教的引入,龙在中国渐渐具有了神性。在佛经中,有一个名叫ldquo;那迦rdquo;的神兽,这种神兽长身无足,在水中称王。ldquo;那迦rdquo;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佛经转译为中文时,那迦顺理成章地被译为龙。在佛教中,龙是护法八部神祇中的第二位,神通广大,被称为ldquo;龙王rdquo;。据佛经所说,龙王在居住的海中有庄严华美的宫殿,佛曾到海底龙宫中宣讲佛法,这些内容对后来中国龙王传说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龙在中国成为神的象征后,统治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点,借助龙来抬升自身地位。第一个明确将龙与自己联系起来的帝王是刘邦。《史记》说,刘邦的母亲就是在野外休息时ldquo;梦与神遇rdquo;,与龙结合而生下刘邦的,而为了让人相信ldquo;这事可以有rdquo;,又找出一个见证人,就是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如果说刘邦用这种下三滥的故事将自己与龙相联系,是想凸显自身高贵的话,那么到了唐朝,随着龙的神话步步升级,龙与皇权便开始变得密不可分了;而到了明清之际,龙开始正式作为皇帝的象征,皇帝开始穿上龙袍,正式垄断了ldquo;龙的传人rdquo;这一角色,直到晚清帝制覆灭。然而,皇族对龙的垄断并不能阻止民间对龙的喜爱。十二生肖中有龙,也有以龙命名的节日如ldquo;二月二龙抬头rdquo;,舞龙、赛龙舟等成为传统的民间活动,ldquo;龙rdquo;这个词语的意义也多为褒义。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地方、机构、公司、产品hellip;hellip;的名字中带有这个反映着美好想象、寄托着美好愿望的字眼。中国龙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阴阳交合、多元文化并行的文化观,正因为龙的神性与高贵,它才会融入到中国主流社会文化当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方龙的魔性ldquo;四只大吨量的成年大龙,咆哮着粗气hellip;hellip;他们大张的嘴里不仅有尖牙,更喷出阵阵火流,它们伸长了脖子向五十尺高空喷出火。rdquo;如果您是一个哈利middot;波特迷,对这段描述肯定不会陌生,在。。罗琳的《哈利middot;波特与火焰杯》中,小主人公哈利middot;波特参加了魔法学院之间的比赛,第一关便是战胜ldquo;匈牙利树蜂龙rdquo;,夺得金蛋。树蜂龙不但巨大丑陋,而且会喷火,火焰射程达30英尺。它性格暴躁、浑身带刺,长着蝙蝠般的翅膀,像是一头已经活了许多年的怪物。除了匈牙利树蜂龙,书中还提到了挪威脊背龙、罗马尼亚角龙、瑞典短鼻龙、中国火球龙、威尔士绿龙等不同种类的龙,这些龙的共同点是都长着尖牙,扇动着巨大翅膀,口中喷火。在西方文学艺术和电影作品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有中世纪的《贝奥武夫》、《尼伯龙根之歌》这些作品中的恶龙,也有现在的《龙骑士》、《龙之心》中的好龙。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ldquo;生物rdquo;被称作龙,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中国的龙可不是这样的呀!但在西方人眼中,这就是龙(dragon)。和中国龙相差十万八千里远的西方龙,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不过,同中国传说一样,西方最初的龙(dragon)与蛇(serpent)密切相关。在古巴比伦神话与赫梯神话中的龙,都是形如巨蛇、力大无穷、与主神为敌的恶神。深受两河文明影响的犹太人也将这种观念传承下去。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关于英雄战胜龙的故事。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的父亲宙斯想让他永生,天后赫拉却不喜欢他,要求他必须先完成十二项可怕的考验。其中第十个考验是偷走巨龙拉冬看守的金苹果。巨龙拉冬有一百个头,日夜守候在金苹果树下,帮助夜神的女儿看守果树,忠心耿耿,从不睡觉。赫拉克勒斯为了对付他,煞费苦心hellip;hellip;由于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影响深远,希腊龙的形象在欧洲各地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意大利、德国、北欧诸国和英国等地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中,陆续出现了龙的身影。中世纪日耳曼传奇中的龙通常被描绘成巨大、使人惧怕的蟒蛇形象,或是像蟒蛇一样盘绕在对手身上杀死他们。有时,这些龙会长有翅膀和脚。喝龙血或用其来沐浴将会给人以勇气、智慧和刀枪不入、百害不侵的本领。在早期日耳曼传奇中,龙特别喜好黄金,对龙来说,财宝是多多益善。有着成堆财宝的龙不愿意离开它们的巢穴,仅仅是在巡逻领地和找食物时才不情愿地离开。而屠龙夺宝、赢得荣誉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传说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正因为《圣经》在西方社会的深入人心,龙也自然而然地成了魔鬼撒旦的化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宣传画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纳粹军人手持闪电、手榴弹、宝剑将恶龙mdash;mdash;敌国的军队和犹太人等一一斩杀。当然,对手也没有放过德国,一幅著名的波兰海报就把德国画成一条丑恶的龙,波兰则被画为圣徒圣乔治,正在与纳粹这条恶龙搏斗。在西方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一直是社会主流思想。这种二元论以人类为中心,任何人以外的客体都是作为对立面而存在,万物只不过是被认识或被征服的对象,大有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架势,与中国ldquo;天人合一rdquo;的思想截然相反。反映到《圣经》中就是ldquo;信奉上帝者上天堂,不信上帝者下地狱rdquo;,没有丝毫的妥协。于是,具有魔性的龙在西方人的意念中便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形象,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有意的误读无论从形态还是象征意义上,中国龙与西方龙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事物,那么误读是如何产生的呢?追根究底起来,还要归因到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身上。当时的西方人在了解中国时,传教士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源,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直接决定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其中甚至不乏一系列的ldquo;错误印象rdquo;,而龙的翻译便是其中之一。1585年,罗马出版了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作的《中华大帝国史》,书中在谈到中国的ldquo;龙rdquo;时,是用西语中的ldquo;蛇rdquo;一词来代替的。同一时期利玛窦来华,在编译《葡汉字典》时,他曾对龙的翻译产生过深深的困惑,因为他深知这种不存在的物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葡萄牙语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语能与之对应,于是便将其译为ldquo;像蛇一样的大虫rdquo;。这是欧洲人首次用欧洲语言来翻译中国的龙。然而,在字典中,与龙一样的ldquo;蛟rdquo;,利玛窦则毫不迟疑地译成ldquo;dragatilde;ordquo;(龙)。虽然传教士们知道中国龙不是西方龙,但也不知该如何准确翻译,而后世各国的西方翻译者渐渐将龙与蛟合一,直接用西方龙的词语相对应。在1718世纪,ldquo;中国热rdquo;席卷欧洲上层社会,虽然传教士们不知如何准确翻译ldquo;龙rdquo;字,但在西方的宫廷与贵胄之家中,中国龙纹形象随处可见,那时候的中国龙是典雅、伟大、高贵的象征。在欧洲知识界的心目中,中国人是ldquo;高贵的异教徒rdquo;。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载有孔子画像,画面上方配了一幅ldquo;双龙戏珠rdquo;图案。此后300年间,这张酷似欧洲哲人的孔子像,连同两条粗糙的戏珠龙,被各种有关中国的著作一再翻印。1735年,编写《中华帝国全志》的杜赫德明确地将龙升格为ldquo;中国人的国家象征rdquo;。由此可见,中国龙并非从一开始就被欧洲人误读。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西方的崛起与对外扩张,西方人也开始了重构话语权的过程。1815年,来 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译了《华英字典》,这是历史上第一本英汉字典。此时的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们已经看到了中华帝国的腐朽不堪,或许是出于对清政府禁止传教的不满,亦或是出于政治需要mdash;mdash;达到帮助本国政府排斥中国和激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厌恶心理的目的,马礼逊在编译字典时直接将中国龙译为了被西方妖魔化了的ldquo;dragonrdquo;。在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历史上,马礼逊的影响非常大,之后,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英语成为世界上的霸权语言,ldquo;dragonrdquo;作为中国龙的翻译被广泛接受。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中国学者在自行编译英汉字典时也没有对这一译法加以更正。与此同时,西方ldquo;中国热rdquo;时期中国龙的正面形象也荡然无存。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之后,ldquo;征服中国龙rdquo;之类的漫画在欧洲社会流行,此时的中国龙形象被急剧丑化扭曲。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美国、英国、德国的一些种族主义分子抛出所谓的ldquo;黄祸论rdquo;;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欧美各国都生产了大量针对此事的屠龙漫画。在一幅叫做《复仇者》的漫画中,ldquo;复仇者rdquo;是一个翅膀上写着ldquo;文明rdquo;的天使,ldquo;黄祸rdquo;是一条中国龙。画面上,手持长矛的天使正模拟ldquo;圣乔治屠龙rdquo;的经典场景,击杀所谓象征落后势力的中国恶龙。其间,法德两国发行了大量此类主题的纪念明信片。在德国明信片《列强征服中国》中,列强士兵全都被画成了圣乔治的模样,个个骑白马,着锦衣,脚裹护甲,手执长矛,招招刺在巨龙身上。因此,中国龙被误读一方面来自西方了解中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另一方面还来自于西方人按自身需要从主观上对中国龙的扭曲,中国近代国力的衰弱直接导致了自身对话语权掌控力的削弱。重构话语权2006年8月,在广州一个由各国儿童参加的活动中,一个欧洲的小朋友拒绝参与扎龙舟的活动,因为他觉得龙是邪恶的象征,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龙,为什么会说自己是ldquo;龙的传人rdquo;。西方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显然没有区分中国龙与西方龙的概念,而一些了解中国龙与西方龙差异的记者,在翻译ldquo;龙rdquo;时也极力避免用ldquo;dragonrdquo;一词来造成误解,比如ldquo;亚洲四小龙rdquo;就被翻译成了ldquo;亚洲四小虎rdquo;。由此,许多专家学者建议用一个新的单词来代替ldquo;dragonrdquo;,比如音译的ldquo;loongrdquo;,这也成为中国重构话语权的一种尝试。一些西方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在对中国进行的攻击中用龙做比喻,将西方龙的魔性赋予中国龙,凶神恶煞,张牙舞爪,使西方民众对中国龙造成误解。这种误解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然而中国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绵延数千年,如果仅因为避免西方误读就要加以放弃,未免显得忘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愿意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龙文化,这是中国重构世界话语权的一个过程。1981年,身为法国社会党领袖的密特朗来中国访问。在游览孔府时,他手扶龙柱让随行摄影师拍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龙柱下的密特朗眼睛微闭,若有所思,似乎在倾听龙为他讲述中国的悠久历史。对中国龙文化略有了解的摄影师为照片取名为ldquo;倾听龙的声音rdquo;,一年后,这幅颇有意味的作品获得了世界摄影大奖。ldquo;倾听龙的声音rdquo;不仅源自中国对世界的一种期望,也源于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只是双方都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