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hr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hr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hr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