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时期张友渔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形成的早期。张友渔在这个阶段一直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读物，再加上党交给他的宣传工作，可以说，张友渔的新闻思想更加贴近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他的很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著作，对新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初步成果，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宝贵财富，为我们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添上了重要一笔。
　　一、关于新闻的性质和任务
　　1931-1932年间，张友渔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到了新闻学中，1934年，张友渔在民国大学做了一场关于新闻的本质和任务的报告，并将其写成论文《新闻的性质和任务》发表在民国学院新闻学会办的《民国新闻》上，首次公开明确的阐述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他的很多文章和观点也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论述。
　　中国的新闻事业，是在阶级斗争、抗日战争、社会革命和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革命为主题的年代，报刊等出版物大都被看做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张友渔的新闻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提炼而来。新闻舆论具有煽动性，无法避免它被各个党派、官僚用来作为打击异己、引领舆论。在《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一文中，张友渔认为，新闻是社会的一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表现。所以说到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外是以社会组织为基础，应社会实际的需要而产生的东西。人类社会，是采取着阶级对立之形态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之进程的。[1]对新闻的性质做了统一的表述后，张友渔对新闻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陈述，他说新闻是两个对立阶级斗争的表现，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自己的合法地位，被压迫阶级则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的统治，两者之间互相攻讦也是常事。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经历重重阻挠在汉口创刊，新华日报馆在《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显著位置刊登广告：本报任务是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2]这则广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办报方面的宗旨。同样，与共产党相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则是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方针政策做言论宣传。应当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是张友渔在新闻理论认识上的一次大的飞跃。1983年，中国新闻学会在北京举办新闻研究学术报告会时，张友渔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3]此时，我党在办报上已经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张有渔跟随时代的步伐，认为办报依然要有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则要变成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指导思想。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在战争时期对于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是有利的，在传播党的先进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这个新闻理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的一定的不足。在两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新闻报刊被作为工具无法避免，然而，不是所有的新闻稿件都是为了政治斗争，我国历史上的文人办报就尽力避开政党的利益，做到公平公正；也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时代都会存在阶级斗争。所以说张友渔的观点过于以偏概全，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他的观点来源于两党相争的现实，整个整体的新闻状况和长期的新闻发展趋势，张友渔并没有把握到位。从现阶段新闻报纸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政治性或阶级性并不是新闻的唯一功能，教育群众、提供娱乐使得报纸不仅仅是进行严肃的斗争，可见张友渔的这一新闻观点，对后人来说，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
　　二、新闻自由具有阶级性
　　新闻自由缘起于欧美等国对于出版自由的争取，在我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历史中，统治者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始终没有中断过。国民党执政期间，知识分子和报人争取新闻自由的次数也愈演愈烈。张友渔在总结新闻自由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他的观点中，新闻统制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存在，或者说其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对舆论的控制是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重点在于统治阶级是谁。阶级社会里的支配阶级，无论是封建势力，或布尔乔亚基，又或是普罗来塔利亚，都必然地要统制新闻。只是统制新闻的人政府之性质，和其所采用的统制方法，以及实行统制的程度。[4]可以看出，新闻自由是一个相对的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不可能实现。他承认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只要有政府或者政党存在，新闻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政府可以用新闻报刊引导舆论，宣传自己的方针政策，但是应该适当而为之，不能太过严厉，新闻自由也是站在阶级性的基础上而言的。
　　1928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以党治报、党化新闻界的方针，要求国统区所有的新闻事业，包括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都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进步新闻宣传活动，又开始效仿德、意法西斯的新闻思想，强化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在国民党言论控制愈加激烈的年代，张有渔有必要提出符合時宜的新闻建议，虽然他没有意识到新闻通过自身监督社会环境，服务受众需求的功能，但是却能为共产党和私人的报刊争取到一定的发展空间。
　　三、舆论是报纸和大众的统一
　　新闻媒介与社会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有报刊等宣传工具以来，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般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介反应并代表舆论；二是引发舆论；三是引导舆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多数新闻学者对舆论的概念、舆论与报纸的关系，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流行在新闻界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认同的舆论之母的主张，他们认为舆论的发生是报刊的控制所为，报刊可以制造舆论，至于宣传革命思想、表达舆论、影响舆论只是报刊的一部分功能。与该观点相反的学者认为，报纸只是代表舆论，受舆论的影响。张友渔在两者的观点中总结出了舆论和群众的互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舆论其实就是和流行一样的传播模式，不外是关于某一特定的事象，创造了批评或要求的新模型，而大众都称赞它模仿它，传播它罢了。根据张有渔的说法，舆论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大众要对某一事件产生相应的态度和看法，二是这些观点或者看法要能够被多数人赞成和认可，前提就是要有报刊等出版作为载体。他认为报纸能够创造舆论，但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以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所制约。并且新模型创造后，非经大众赞成、模仿和传播，不能成立，不能存在，报纸无论有怎样的新奇主张，离开大众是不能成为舆论的。可以看出，张友渔在舆论的形成观点上，极力强调大众的存在，报纸上的新闻事实和观点要能形成舆论，必须要有大众的参与和讨论，大众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形成舆论。创造批评或要求的新模型之报纸，和赞成、模仿并传播这种批评之要求的大众，相互依存，不可缺一。一方面报纸创造态度和观点，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大众对这些态度或观点能够接受与否，在两者的互动中，舆论形成并得到发展。
　　四、媒介批评理论构建
　　1927年，张有渔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共产党文化宣传工作的同时，他利用三次东渡日本的机会，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观念，在具体工作中也以此为基础，从唯物主义角度进行媒介批评。他的媒介批评是更多的深层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只是简单的从新闻本身就事论事。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分析新闻传播现象，关照新闻实践，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他进行媒介批评的诸多理论著述，在我们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934年张有渔发表了《论统制新闻》一文，文中举证推演，以德国和英国的统制新闻互相比较，得出了我们国家应该实行怎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文章在开始就说，阶级之间的新闻斗争和暴力斗争一样，我们无法避免，但权衡利弊，可以选择更好的统制方式。通过举例论证、分析这种学理探讨的方式，张有渔有力的批评了国民党的言论监管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叶，张友渔又以一篇《如何取缔反动出版物》为题的社论，批评国民党查禁很多书籍报刊的行为。当时，为了巩固反动统治，国民党政府无理的将很多书籍报刊列为反动出版物并对其进行查禁，将传播和收受这些书籍报刊的人要么逮捕、要么杀害，白色恐怖蔓延在整个国统区。张友渔的这篇社论针对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恐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在文中指出：思想，无论为善为恶，莫不有其所以产生之社会的原因。即如世所认为洪水猛兽之马克思主义，非在产业革命后之发展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产生，即使产生亦决不能流传于世界，故欲消灭某种思想，必先消灭产生此种思想之社会原因，否则徒劳无益也。反动的概念难以界定，便不免出现一些荒谬现象，出现社会二字的就一定是反动出版物吗？通过这样的推理分析，张友渔不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原因，也道明了国民党剿灭马列主义思想的荒唐做法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他的很多文章虽带有一定的学术气息，然而评论时局，揭露真相，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展开媒介批评，让普通受众自觉领会媒介批评的力量，从观察传播的现象，鉴别媒介产品等方面提高了媒介素养。
　　对战争时期出现的新闻失实现象，张有渔从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分析其原因，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表面。一方面，受阶级势力的影响，报纸所报道的新闻常常会渗透着党派的意见或阶级意识，无形中改变了事实的真相。张友渔所指出的这种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中，经常用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我们横加指责，而我们的报道也常会因为国家利益的关系，隐藏某些事实。另一方面，自新闻报刊发展以来，常常会受到政党集团的压迫，刊登哪些消息，不能刊登哪些消息，都有严格的规定，很多媒体经常会因为政治集团的压迫，刊登一些不实消息。再加上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并不是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记者都会清清楚楚，所以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和不实。针对新闻不实出现的这几种原因，张友渔认真分析，在他看来，前两种是社会政治形势所迫，非人力能完全对抗，但是第三种却是人为可以改变的状况。编辑在审核新闻的过程中，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伪，虽然做不到100%，但可以将不实降到最低。尤其是营利性媒体，消息一旦有失公允，失去的很能是成千上万的读者。阅读哪一条消息或是看哪一份报纸，大多数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们更愿意看到公正真实的消息，做出自己对于事件的评判。张友渔用天津《益世报》失实新闻的例子，于1933年12月14日在《世界日报》的新闻学周刊上发表了《由消息的真伪谈到天津益世报的失败》专论，从政治立场、态度和情感的角度分析了编辑如何失去了冷静的头脑，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未能仔细分析推敲，最终导致了失实新闻的产生。他从多个方面指出了日本军机六架、军舰二艘被苏联军队击毁这条消息的不实之处，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媒介批评中所具有的优势，不随意的批评，而是透彻的分析。
　　张友渔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中国的新闻事业实践密不可分，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反映，有较强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缺陷，但是他能吸收国外的新闻理念，总结适合中国自身的新闻理论，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中国新闻理论体系方面，张有渔为后人做出了珍贵的贡献，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