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

　　任何一种文学传统都是经典不断出现和对经典进行阐释的过程。正是对经典的阐释效法、领悟欣赏、转换创造，构成了文学史和文学传统的主要线索和独特品格。中国现代文学经过萌生与勃兴，发展与曲折，成熟与繁荣，铸就了一批权威性的超越时空的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也成为一种经典性的存在。本文基于对文学经典的理解，着重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诞生、延传与变异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和探讨。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经典的理解还处于模糊状态，难以给予具体而准确的界说和概括，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感。这主要表现在对其理解上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和本体的，又是开放和超越的；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人化的。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消解大师、告别和否定经典；另一种是试图寻找大师、重释经典。不过，这两种倾向都存在着盲目性，都涉及对经典和文学经典的认识问题，而这些悖论，归根到底又源于关于经典究竟是实在本体还是关系本体的矛盾态度。
　　经典的概念，来自拉丁文classicus，意为第一流的，指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显然，这一定义反映了一般人对经典的理解，它主要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其视为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近代以来，许多理论家更倾向于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它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如伽达默尔说：古典型这词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点，即一部作品继续存在的直接表达力基本上是无界限的。，这里所说的古典型，具有经典的意思，而无界限则强调其无确定性，实际上就是处于不断的阐释之中。
　　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为经典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的特殊本体，亦即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内涵和特征至少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
　　首先，从本体特征看，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现出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性内涵，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如《红楼梦》被称为红学即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解释，又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也是此意。可以说，富有原创性的文本也需要富有原创性的阐释对之进行塑造和定位。因此，经典的本体特征呈现于经典文本与独特阐释的结合中。对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存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人的精神个体和艺术原创世界的结晶物，它诉诸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对经典的阐释大多借助上面三对关系的前项，那么，这些关系的后项，即个人的阅读、感性经验和无意识（包括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则是经典具有超越性，开放多元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文学经典的审美把握，通过主题内蕴、心理情感、意境营构、人物塑造、修辞方式等努力，容纳了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与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这样创造出来的经典既具有自身的特质，又包含了文化、人性的内容，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在文化和文学生命信息的传递中实现对话、互通和互动。惟其如此，经典才能出现共鸣现象，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再次，从价值定位看，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与英国文学，普希金之于俄语与俄罗斯文学，鲁迅之于中国与中国新文学，他们的经典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富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在此意义上说，鲁迅被称为民族魂。无论是所谓古代轴心期文明，或是在古代向现代转型期的文明，伴随着经典的出现和阐释，往往会出现能体现中国文化特有的人生体验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尚的意义场和意义空间。这里具有双面性：一是在社会文化长时段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经典阐释的土壤和背景；二是经典阐释又反过来推动社会和文化变革。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经典除具有一般的经典特质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因为与历史和哲学经典相比，它更具有文学性，更富有心灵的感动，更具有审美的内容，所以，文学经典更强调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一方面作为实在本体，是文学艺术的高峰；另一方面又是关系本体，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传承阐释关系，从而也就意味着一段新的历史。因此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取得合理性存在价值，并形成独特的思想艺术传统的根本依据和保证。白话文的倡导，小说界与诗界革命的呼吁，启蒙救亡意识的发端，西方哲学、文艺思潮与文学作品的引进，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时期就开始了，但为什么经历了20年，而文坛并无根本性改观，这一时段的文学仍然被视为过渡性的近代文学呢？这是因为没有出现新的文学经典。而从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到1921年《女神》的诞生只不过两三年时间，但整个文学格局却为之一变，新文学诸流派纷出，争奇斗艳：乡土题材、知识分子题材成为这些流派的主要外在内容；思索、苦闷、欲望成为这些流派的主要内在情绪；现代语言形式和多种现代艺术手法为这些流派的总体特征；而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感受成为这些流派的整个范畴。现代文学已不再是《文学改良当议》、《文学革命论》中的理论倡导，而成为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不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有关讨论也不再是外视点式的从外部对新文学诞生的呼吁，而转为内视点式的关乎其内部规律与如何发展的探讨。这一切都说明，只有新文学经典的出现，才是新旧文学最终完成质变的标志。
　　对文学经典进行厘定和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的恒久性，因为经典本身就意味着它是经过历史检验和证明的优秀之作，对它的探讨必然大有裨益于文学的发展。二是时下对经典的认识还模糊混乱，未能达成共识，这在概念的运用和指导原则上有明显的表现。比如，文学经典重读和编选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许多人所使用的概念和遵从的原则并不明确，这就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与危害。三是有助于拓展文学经典的研究，因为长期以来这是一个处女地，一向为学者忽略，而没有文学经典意识的文学史则是不成熟的。正因为文学经典有如上的意义，因此它也成为建构内在的趋于文学本体特征的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线索。不论是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线的文学史观，还是新时期以来的以现代化、现代性为主线的文学史观，它们所依据的都是外在于文学审美的社会学和文化学命题。持另一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文学是独立的，有自己的规律与传统的承续，文学史应该是一种基于个体化艺术世界的创造的经典关系结构，也就是建立一种以经典文学为龙头的文学经典之间不同、并立、相互尊重的空间结构，。这一文学史观体现出对外在政治、文化的超越性，也更贴近了文学史本身的轨迹，给我们的文学史书写打开了新的思路。但正如前文所说，对于文学经典，不能孤立地将其视为实在本体，而要同时将其视为关系本体。它不能脱离自身作为经典得以确立的语境。所以，经典关系结构固然要反映不同的经典文本之间的历史流变，但更重要的是要反映经典文本的出现与历史接受之间的关系，并经由接受这个中间环节，与后来的创作取得联系。
　　因此，如果要全面把握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书写上的价值意义，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文学经典阐释史、影响史。因为任何文学史，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在，较之于文学经典本身来说都是不充分的，有的甚至还显得苍白无力。文学经典涉及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借由鲜活的当下性而达致深远的永久性，从而包含了多重话语多重意蕴，启发同代人和后人不断给予阐释，也不断影响着后人的创作，如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题就影响了路翎笔下的精神奴役创伤主题。而影响也有如何接受的问题，比如王鲁彦和路翎都接受鲁迅的影响，但接受的方式不一样。因此，如何接受影响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如何阐释，只是这样的阐释有别于理论批评，而是通过创作间接表现的。总之，这些对经典的接受阐释因其中包含的原创性也可能成为新的经典。将这样的流变过程展现出来，可以实现文学史的内在化、本体化，从而让文学史和它所负载的文学经典一样具有立体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也是哲学上之有儒学史、老学史、庄学史，文学上之有红学史、鲁迅学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