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译介探究

　　一、引言
　　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为欧洲所知，离不开意大利这个文明古国的身影。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马可.波罗，没有利玛窦，就没有欧洲对中国的了解《马可波罗行纪》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社会介绍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全民想象。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意大利后的25年中该书出现了法语、拉丁语、德语、托斯卡纳方言、威尼斯方言版本的手抄本，在中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本书被誊写了2个世纪，从1477年开始继续被印刷成多种语言文字。历史学家评价道:仅一个人就向欧洲提供了如此大量的新的地理信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马可.波罗的书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于旅行、对于新鲜事物和遥远的国度，特别是中国的兴趣，直接推动了巧世纪下半叶的地理大发现，大大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对后世的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从《马可.波罗行纪》的第一部分就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希望他的旅行是带有传教色彩的。在书中第六章大汗询及基督教徒及罗马教皇中写道:己而大汗详询关于教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风俗。第七章大汗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中写道:己而大汗命人用靴靶语作书，交此弟兄二人及此男爵，命他们贵呈教皇遣送熟知我辈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此等人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如能证明此事，他(指大汗)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因此，这本书也促使欧洲的传教士们想要去征服非凡又神秘的东方人，让他们成为新的信徒。
　　二、耶稣会的建立和来华意籍耶稣会士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
　　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
　　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 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
　　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饭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
　　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
　　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
　　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
　　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
　　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饭依。
　　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俊，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诀馅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僧之耳。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
　　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钾《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抵。《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钾《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集盛柜兽，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酞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
　　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做《中国之智慧》，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状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郭纳爵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
　　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
　　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和坦普尔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三、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 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等人的贡献突出。
　　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
　　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价幽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19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翻译的法语版。
　　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
　　图罗马萨拉尼所编写的《E书:远东的回声》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渔父、湖畔,镜中女人、秋沙鸭、秋思、梳放者、七夕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的研究最为著名。
　　四、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译介的动机及特点
　　历史事实证明，欧洲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直接解读甚至转译一开始并不是来源于兴趣，而是出于宗教需要。欧洲人想要用基督教思想同化中国这个东方的神秘的泱泱大国，可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了古罗马帝国在攻占希腊时曾发生过的同样的情况:占领者被占领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征服了。面对中国复杂的历史政治环境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基督教思想并没有说服力，如果不能先被中国的思想同化，借用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经典来说理，那么传教之路必然走不下去，这也正是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采用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根源。因此，从学习语言文字，到研读古文典籍，耶稣会士一步一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并有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愿望，翻译就从这里开始。当然，这种翻译是有目的的，是为传教之方便，而且是片段的、零散的，水平十分有限。翻译的文字是拉丁文，并不是国别语言(特别是统一的意大利语言形成较晚)。
　　清朝以后，意大利传教士的地位逐渐被法国人取代。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涉及范围更广，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对中国的研究系统化、科学化，翻译作品的语言也常为法语。再考虑到在欧洲大陆上经历了启蒙主义运动、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优越性，意大利在这一阶段往往只能追随法国的步伐，在对中国的研究上亦是如此。可是意大利人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典籍、经书、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译介从没有间断过，从最初到现在，可以说他们是欧洲汉学研究的启蒙者，是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的最早的传播者，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学译介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