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晚年请求周总理分配点工作，毛主席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

　　1972年12月10日，大雪节气刚过，天寒地冻，又是星期天，很多人受不得冷都窝在家里。
　　66岁的王稼祥却待不住，他已经很久不工作了，随着身体的渐渐好转，他迫切想要出来做一点点工作，于是他在吃过早饭之后就进了书房，坐在书桌前铺开信纸并拿出笔来准备写信，他要给周总理写一封信。
　　他过去做了很多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写信对他来说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但他拿起笔来还是沉思了好一会才终于下笔，尽管开头有些艰难，但写下第一句话之后，后面就很顺畅了，很快信就写完了，他将信纸折叠起来，放进一个信封里，然后托人送往中南海西花厅。
　　这封信很快就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打开信，看到熟悉的字迹很有触动，他对王稼祥是很了解的。
　　两人相识于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异国他乡相遇，自然倍感亲切，但当时两人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直到后来王稼祥回国到了苏区工作，两人才开始有了很频繁的接触，尤其是长征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因着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伤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因此常年病弱，周总理对他一直关怀有加，即便是后来王稼祥遭遇了困境，周总理也一直对王稼祥很关注，因此看到王稼祥的信，周总理并不意外，甚至可以说是早就想到了的，王稼祥在信中说：
　　＂我想做一点点工作。我虽长期有病，听力又很差，但我脑力每天还能使用几个小时，阅读能力还有一些。解放后，我搞了一个时期的外事工作，而别的工作部门，我是一点都不熟悉。因此我特函请总理在万忙中考虑我的上述情况，能否分配给我一点外事调查研究的工作。＂
　　纵然王稼祥体弱多病，且已年老，但他还是想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点工作，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这样也就无悔了，对此，周总理是很支持的。
　　在考虑了一番之后，12月18日，周总理在给毛主席的送阅报告中说：＂我意，稼祥同志可以做外事调研工作，如主席同意，请批示，以便向中央报告。＂
　　于是，第二天，毛主席就看到了王稼祥写给周总理的求职信以及周总理的送阅报告，对于王稼祥想做一点点工作的请求，毛主席是很感慨的，随即陷入沉思，思绪随着那熟悉的字迹飞回到了战火飞扬的革命年代。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给人一种儒雅学者的感觉，实际上，他确实是学者型的革命者，不过他愿意改变这样的状态，于是在1930年回国不久之后就要求前往斗争第一线。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去中央苏区的人选时，王稼祥毛遂自荐，他说：＂我愿意去苏区做群众工作，改变著作家式的生活。＂会议同意了他的请求，而这一决定改变了王稼祥的一生，同时对我党、我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1年，以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宁都清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听取了毛泽东关于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情况的汇报。
　　对于毛泽东，王稼祥给予了很多的信任，他支持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不过因着他刚回国不久，对国内的革命形势了解不够，又不懂军事，因此就有了一些错误的认识，不过王稼祥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他善于思考和研究，不人云亦云而且还很是正直。
　　因此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认识到了教条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他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思想，转而支持毛泽东，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要知道，王稼祥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而王稼祥当时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曾被公认为中央苏区红军四大领袖之一，他的支持对于毛泽东来说又是意义重大的，尤其是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召开。
　　而在长征开始之前，王稼祥已经受了重伤。1933年4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总政治部在乐安县古岗村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意在鼓舞部队的士气，会议开到一半，突然有六架敌机对作为会场的祠堂狂轰乱炸。
　　担任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不幸被炸弹击中，弹片打穿了他的肠子，耳膜也被震破，伤势严重，后来著名的红军医生王斌曾说：＂王稼祥是中央领导同志中真正在战场上负伤最重的一位，差一点牺牲了。＂
　　医生都这样说，可见伤势之重，经过检查，王稼祥的腹部有多块炸弹碎片，不过当时中央苏区的条件摆在那里，战争环境很艰苦，医疗条件很差，对于王稼祥的伤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于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王稼祥忍着剧痛，让电动磁铁吸出弹片，这个过程持续了八个小时，很难想象王稼祥是凭着怎样的意志力坚持下来的，但即便如此，留在肌肤深处的碎片也没能在当时取出来，而这导致的病痛缠绕了王稼祥一生，让王稼祥一生被病痛折磨。
　　负伤之后，王稼祥一直在瑞金红军总医院住院治疗，在后续的检查中发现，还有弹片留在右肠骨窝上，而且腐骨没有消除，因此已经感染了右下腹局限性腹膜炎，右肠骨脊内侧有脓肿，一直流着脓，只能每天都换绷带。
　　在这样的情况下，多休息静养对他的身体是有好处的，然而他处所的位置和环境不允许他如此养病，就像当时正患恶性疟疾的毛泽东，病情稍微好转就投入到了工作中，还对劝他多休息的傅连暲医生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是的，当时局势很紧张，因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这就是著名的长征。
　　当然有参加长征的也有留下来继续战斗的，无论是走还是留，所面临的困难都是很难想象的，而在确定转移人员的名单的时候，考虑到王稼祥病情严重，研究决定让他留在当地的老百姓家里养伤。
　　对此，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他认为王稼祥作为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担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在毛泽东的据理力争下，王稼祥得以随军转移。
　　但在具体行动的时候，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安排在了不同的军团中，毛泽东对这样的安排再次表示了不同意，他知道要实行自己的正确主张，必须争取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因此最终，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被编进了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走在了一起。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不停地向两人讲解自己的军事思想，同两人商讨关系到红军前途的重大问题，很快，三人就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王稼祥和张闻天都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尤其是王稼祥很快就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他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要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让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实现，为此他说服了很多人来支持毛泽东。
　　193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举行，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都赞成，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后来，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毛泽东，表示：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此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不久之后，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由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三人团组成之后，王稼祥的工作更多了，研究行动方向、处理文电，每个夜晚休息的时间都很短，白天倒是好一点，可以躺在担架上睡一会，是的，长征途中，王稼祥多数行军是在担架上的，他的腹部一直流脓，又没有止痛药，只能插上一根橡胶管子排脓，每天换药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即便如此，他还要忍着疼痛工作，行军途中遇到险要地段，他还会硬撑着下来行走或者骑马，几次出现病危的情况，好在都抢救了过来，最终他硬挺着完成了长征，等到达陕北之后，马德海医生为王稼祥检查伤口，曾吃惊地说：＂这么重的伤，居然能走完长征，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长征胜利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决定让王稼祥到苏联去治疗，因此，1936年12月，在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的陪同下，王稼祥离开保安去往西安，经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期间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艰难险阻才在半年多后到达苏联。
　　王稼祥到莫斯科不久后就被送进了医院，留在腹部的那些炸弹碎片和腐骨被清除，伤情被基本控制住，于是他再次投入到工作中去。
　　此次赴苏联，在治伤之余，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正式代表，与任弼时一起向共产国际详细说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国共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党坚持独立自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战的方针和策略，王稼祥还着重说了毛泽东领导我军转危为安的过程。
　　由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文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是很大的，1938年8月，王稼祥就回了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会后不久，王稼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成为我党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为中央起草了许多决策性文件。
　　1943年7月，为纪念党诞生22周年，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初步论述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党正式提出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就在文章发表不久之后，王稼祥再次因为伤病复发而住院治疗，后病情恶化不得不放下大部分工作，由此他没能参加历时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了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也没能出席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延安中央医院和和平医院以及家中疗养，但他也知道两次会议是何等意义，因此在病床上他也认真负责的审阅和会议有关的文件，并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明自己对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政治报告的态度、具体意见，同时也进行了自我反省。
　　但因为他长时间生病，没有出席这些会议，当时很多的代表对他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在选举中共中央委员的时候，王稼祥落选了，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尤其是毛泽东，他觉得王稼祥不应该落选才是。
　　于是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向全体代表做关于选举候补中共中央委员的时候，特意提到王稼祥，讲述了王稼祥过往的贡献，并提出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号召大家选他，这一次，王稼祥高票得选。
　　这是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在建国之后也一直持续，只不过王稼祥因为伤病的原因却是很多时候无法工作，否则他的成就还会更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稼祥二度到苏联治疗，进行了外伤切除手术，敷上了外敷药，效果确实不错，后来他又在一所疗养院疗养了一段时间才回国。
　　这一次的治疗让王稼祥身体好了很多，健康状况大有好转，他回国之后根据中央的决定直接留在了哈尔滨工作，建国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他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使节，意义重大。
　　后来，王稼祥又奉调回国担任中联部部长，后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些职位上，王稼祥兢兢业业的工作，他的视野开阔又有世界眼光，为我国与他国建交和沟通做了大量的工作。
　　后来王稼祥遭遇困境，毛主席多次肯定王稼祥的功绩，对他进行保护和关怀，这对于王稼祥来说是很重要的，让他的工作和生活不至于太过艰难。
　　等他后来到了河南信阳的时候，因为年纪大了，心情郁结，本就常年伤病在身的王稼祥身体更加虚弱。1970年的10月，王稼祥咳嗽得很厉害，还发起了高烧，得了急性中毒性肺炎。
　　而当地的医疗条件很有限，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医院通过信阳军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中央，中央得到消息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王稼祥回到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稼祥的病情有所好转，这个时候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工作了，他想要出来工作，但因着当时的环境并不是好时机，他还是在家中养病，不过中央很多领导人并没有忘记王稼祥，更没有忘记他所做的贡献，更何况还有毛主席对他的关怀，因此很多人都希望王稼祥再出来工作。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妇与王震夫妇一起到万寿路朱德家中去看望朱德，当谈到未来的时候，朱德笑着对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
　　朱德虽然没有说得太明显，但王稼祥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没有忘记他，是希望他出来工作的，既然这样，他也就心里有了数，回去不久之后，王稼祥就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只讲过、不讲功＂的表态信和汇报材料。
　　信写完之后，王稼祥通过王震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完之后也很是感慨，他没有忘记王稼祥过去的那些贡献，没有忘记当初正是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他自然也希望王稼祥多做一些工作，多为人民服务，只不过很多事情还需要契机，即便是毛主席也需要找一个契机才能做这件事。
　　这封信之后，王稼祥又开始考虑工作的问题，他想了很久，还是想干回自己的老本行，所以到了1972年12月10日，王稼祥又给周总理写了求职信，也就是本文开头说到了那封信。
　　周总理知道王稼祥的情况，也知道毛主席对王稼祥的态度，所以他在思考一番之后决定让王稼祥做回他的老本行，进行外事调研工作，毛主席对此批示了三个字：＂可试行。＂
　　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王稼祥将要分配工作这件事已经算是基本敲定下来了，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做这件事，几个月之后，这个时机到了。
　　1973年5月下旬，也就是中共十大前夕，周总理等人到毛主席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讲了一段高度评价王稼祥的话：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讲完之后，毛主席还特意让周总理开会的时候传达他的这段话，于是在第二天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传达了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评价内容。
　　由此王稼祥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毛主席还指示周总理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到了8月下旬的中共十大上，王稼祥就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还为他配了三个秘书。
　　十大结束后，中央又分配王稼祥做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当然这个工作是暂时的，等完成之后，周总理将他安排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总理做好外事工作，这让王稼祥浑身充满干劲。
　　尽管当时王稼祥已经年近七十且病体羸弱，但他还是对即将展开的工作充满了信心，他希望＂以所剩不多的余年，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
　　然而就在他将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新工作中去的时候，他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突发心脏病病逝。
　　五天后，王稼祥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已经患癌一年半的周总理拖着病体参加了此次追悼会，当他看到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时候，上前几步握住她的手，悲伤地说：＂真没料想到，真没料想到，你要保重，保重。＂
　　谁也没有想到他就这样离开了，新工作才刚刚开始，他还没有真正展开工作，也还没有看到崭新的局面，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时间不等人，他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
　　对于王稼祥的一生，诚如邓小平在悼词中所说：
　　＂王稼祥同志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