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虽然以伯爵封国，但在周平王东迁洛阳一事上，立有大功，因此，郑武公、郑庄公父子均担任周王室卿士，相当于执政宰相。周平王在位期间，周、郑之间信任出现下降，一度周、郑交质，甚至到鲁隐公三年，发展到周、郑交恶的地步。 在鲁隐公元年到鲁隐公十一年这十一年之间，郑庄公＂以王师＂两次，＂以王命＂一次，＂以虢师＂二次，出兵先是伐卫，其后伐宋。问题是，周、郑交恶，已经发展到周桓王时期对郑国打压，对郑庄公无礼的程度。尤其到了鲁隐公八年，虢公忌父代替郑庄公作了周王卿士，郑庄公变成了左卿士，身份降低。与此情形不同的是，以郑庄公历年的军事行动看，不论是与周天子，还是和虢公，之间的军事配合度还挺高。 交恶与配合，究竟是非此即彼的矛盾，还是斗争和利用的调和？ 比如，＂以王命＂与＂以王师＂的区别何在？＂以王师＂出征是不是也是尊王命讨伐，尊王命讨伐是不是也要劳动王师出征？＂以王师＂是单用王师出征，还是会同王师出征？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鲁隐公九年，明言郑庄公为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而鲁隐公元年，鲁隐公五年，只讲以王师伐之，或以王师会之。是前者得王命，而后者不得王命吗？如果不得王命，如何又能调动得了王师。与王师调动同理，调动虢师更是如此，郑庄公岂能轻易就能派出。这样的记叙，究竟是《左传》文字上的疏漏，还是记事上的讲究？或者是＂以＂字用意上的差别？ 再看鲁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在这里，曲沃庄公＂以＂郑人、邢人伐翼，说明郑国、邢国是派出了军队直接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这里的＂以＂只能用＂会同＂二字来解释。因为后面立即说道，周天子使尹氏、武氏助之，这个＂助之＂当然是尊了王命的。从而也可以说，曲沃庄公伐翼也是尊了王命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郑庄公要调动王师肯定是要征得周天子同意的。＂以王命＂与＂以王师＂的区别，在于周天子主动，还是郑庄公主动。主动权犹如盟主地位，军队汇合，以盟主之命为尊。战争结束，大家都要得利，犹如投资分红一般。 如果想通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周桓王为什么要＂取邬、刘、功蒍、邗之田于郑＂的原因。其实，曲沃伐翼后，周王也曾经反过来出兵讨伐曲沃庄公，估计周王想得到的好处没有实现，恼羞成怒也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左传》偏向郑庄公，没有交代周桓王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而已！ 鲁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按照《左传》记载，隐公十年，在鲁、齐、郑三国伐宋的同时，宋国也曾联合卫国、蔡国伐郑，只不过伐郑失败，还被郑庄公围歼于戴国，戴国也就此国灭归郑。如此看来，郑国非但没有损失，还赚了个盆满钵满，为什么还要兴师伐宋？难道就是为了＂礼尚往来＂的平衡？ 从道理上看，郑国联合鲁国、齐国伐宋，是奉的周天子之命，宋国不应该把这笔账记在郑国头上，于郑而言，似乎宋国还欠着一次被郑讨伐的由头。但从宋国的角度看，郑国早就出兵伐宋，而且在戴国找到了平衡，不存在＂欠账＂。 如此看来，郑庄公这次联合虢师伐宋，不是报复那么简单！为什么这次不＂以王师＂出兵，而仅仅＂以虢师＂出兵？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次伐宋，郑庄公仅仅就是为了虢国？或者既为了虢国也为了郑国。也就是说，周天子已经取得了四块郑田，心满意足了。但是郑庄公需要堤内损失堤外补，而且虢国也眼红周天子得到的胜利果实，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卿士一拍即合，出兵宋国，一方面削弱宋国，另一方面也可分配胜利果实。这样的推论，让我们非常熟悉，那就是一如北方少数民族入冬前的＂掠食自足＂，这时的宋国已经成了周边各国争相蚕食、争相掠夺的对象！只不过，由于郑国武力强大，各国争着要抱这个大腿，目的却只有一个：利益。 于是，我们看到，＂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宋师大败，郑国、虢国大掠，虢公大喜！这个冬天过冬的物资终于有着落了！ 所有的军事行动后面都有政治，而所有的政治后面都是生意！这就是郑庄公们战争的真相，也是＂春秋＂诸侯们的真相！更是人类生存的残酷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