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趋于成熟。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已经起来了,同在江西的许多青年都受到了井冈山的影响,投身至革命中。 江西永新有个名叫贺焕文的乡绅,思想进步,因此三个子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女桂圆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井冈山积极参与游击战争,成了井冈山上第一位女党员。 彼时的井冈山上,带兵作战的女战士,除桂圆外,只有两个:康克清和贺英。前者是朱德的妻子,后者是贺龙的妹妹。桂圆不是贫农出身,在当时能走到这一步,在各个方面都是极为难得的。加之其容貌漂亮,英姿飒爽,很受革命青年的仰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不久,桂圆带着部队到老家永新县打地主,借住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住下几天后,另一队同志也到了永新县,其中有一个青年和桂圆借住在同一户人家。 青年气质非凡,行事言语彬彬有礼,和桂圆在生活、工作上相处的都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逐渐升温,回到部队后,青年也时常主动和桂圆来往。郎有情妾有意,又怀有共同的理想,两人最终在1928年6月结为夫妻。 那时候的革命青年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但他们的故事注定不平凡。 因为青年的名字叫毛泽东。名满井冈山的桂圆还有另一个被人熟知的名字,叫贺子珍。 两人结为夫妻的时候,正是革命最艰苦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相较他们二人而言革命资历较浅的年轻人刚刚归国,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邓小平。伟人们已经陆续走上历史舞台。贺子珍则坚定地陪伴在毛泽东身边。 此后十年,贺子珍和毛泽东相互陪伴着走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十年后两人分别,此后数十年,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贺子珍和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也相隔越来越远。 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因多方原因,贺子珍未能亲赴北京悼念。直到1979年,贺子珍才去到阔别已久的北京。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瞻仰毛泽东的遗体。 那时的贺子珍已经坐在轮椅上了,身后推着轮椅的是她和毛泽东的女儿、女婿,李敏夫妇。贺子珍的轮椅绕着从前的丈夫、老战友的遗体转了两圈,沉默无言,已经衰老的脸不停颤抖,努力克制着内心汹涌的情绪。 轮椅停下,老人的眼泪才忍不住地夺眶而出。 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这个历经了几十年革命风雨的老人永远闭上了双眼,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难倒了其他人:骨灰该安葬在哪里?葬礼应该是哪种规模? 贺子珍是中央干部,但人在上海,又因为私人身份特殊,无论是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还是北京八宝山,都有不合适的理由。因此,无论是她的孩子,还是上海市委,或是中央领导人,都不敢擅自做决定。 这个决定权最终交给了当年的那个年轻人,邓小平。 或许很多人都想不到,贺子珍走完坎坷的一生后,葬礼的问题也会遇到困难。那时的新中国已经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和他们年轻时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革命成功了,但拼了新中国的一代人也陆陆续续老去、离世,为了活在今天庆幸的同时,也免不了让人有些伤怀。 邓小平为了贺子珍的葬礼,仔细思考了很久,未尝没有想起过这些离开的老战友年轻的样子。不久后,邓小平亲自做出了两项重要的决定,从这一刻开始,这个传奇女子的一生才算真正落下帷幕。 然而,同时到来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贺子珍的葬礼究竟如何安排的?邓小平又为何这样安排?贺子珍病逝后,还发生过哪些事情? 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影响人一生的有时候不见得是什么能够记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反而是一些平凡的小事,在潜移默化中把一个人推向了另一种人生。 贺子珍年轻时参加革命,亲自走在游击战的前线,后来又跟随毛泽东参加长征,但这些都不是冥冥中改变了她人生的事情。那是什么改变的呢?这个答案直到贺子珍病逝后,才在人生最后的一场大火中显现出来。 1984年春天,贺子珍病重,一直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女儿李敏也在最后的日子一直守在她身边。最后的一段日子里,贺子珍仍然没有向命运屈服,尽管面色苍白,但在亲友面前仍然硬撑着开玩笑,年轻时不服输的劲一直没有消失。 贺子珍看到一个个愁容满面的亲友,反而强打起精神,笑着说:"这是怕我不行了?你们都来了?" 人们见她这个轻松的状态,也只好强行笑着跟贺子珍说话,但同时心里也都凉了下去,他们都清楚贺子珍的病情,也都猜到了,这是回光返照。 1984年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经历了回光返照,医院抢救无效后,在龙华医院病逝,终年75岁。邓小平解决了葬礼安排问题后,贺子珍的遗体在4月25日下午火化。按理说,一切都该无风无浪地进行下去。 然而,贺子珍遗体火化后,人们惊奇地在骨灰里发现了几块坚硬的异物。 骨灰里有时会残留没被焚化的碎骨,但这几块异物明显不是骨头。经过检验后,真相更是让人大吃一惊:这几块硬物是被焚化炉的强火烧卷的铁皮! 再次经过调查分析后,这几块铁皮的来源也清晰了:是当年长征时贺子珍受伤时残留在颅内的炮弹碎片。贺子珍和毛泽东是1934年踏上的长征路,也就是说,这几块弹片在贺子珍的颅内潜伏了整整50年。 颅内的弹片压迫神经,无法做手术,因此只能日复一日地受其折磨,只靠想象,就能知道这样的滋味有多难受,贺子珍在这样的伤痛下整整坚持了50年,其毅力和坚韧可想而知。 长征时受伤是常见的"小事情",但也正是这几块弹片,冥冥中影响了贺子珍的人生。 那这些弹片都是从何而来的?又是怎么影响贺子珍的人生的呢? 贺子珍出生在1909年的江西永新,父亲贺焕文是当地乡绅,但思想进步,鼓励子女学习新思想。贺子珍是家中长女,长大以后,贺子珍以及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都投身革命,哥哥贺敏学更是得到了毛泽东非常高的评价。 1927年,贺子珍参加了永新县的农民暴动,随后遭到国民党追捕。于是,贺子珍就和哥哥贺敏学一同上了井冈山。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到井冈山。所以仅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来说,贺子珍是比毛泽东资格还要老的"老革命"。 那时的贺子珍在永新县和井冈山都很有名气,带领赤卫队守卫永新县城门时,战斗极其激烈,但贺子珍在一众男战士中并不突兀,十分英勇。那场战役的转折点,正是贺子珍一手一枪,击毙两名敌人,让战士们士气大增,才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甚至直到贺子珍晚年时,当年在井冈山的"神枪手"、"花木兰"等外号还在传说。 贺子珍与毛泽东相识后,两人本就暗生情愫,后来组织上又安排贺子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两人日久生情,水到渠成地结合了。毛泽东那时也坦诚地说了从前和杨开慧的婚姻经历,那时候革命动荡,毛泽东得到了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才选择和贺子珍在一起。 贺子珍并不介意这些,从此跟随毛泽东,全力扶持革命事业,既是妻子,也是秘书。 长征的艰难已经不需要再去赘述,作为伟人,毛泽东那时遭受的压力和困苦难以言表,但都挺了过来。作为普通人,毛泽东那时也面临着重大的难题,一是政治上的失意,二是怀有身孕的妻子陪自己吃苦。 贺子珍陪伴毛泽东踏上长征路时,正好是第四次怀孕期间,毛泽东那时虽然还没有确立领导地位,但对于怀有身孕的妻子申请一下特殊照顾是可以的。贺子珍本来身子就弱,加之路程艰苦,怀有身孕,一路上脸色苍白,让毛泽东很心疼。 然而贺子珍并没有要特殊照顾,反而挺着大肚子跟随行军,还在路上监管几副担架,一路上照顾伤员。贺子珍明白毛泽东的难处,尽力不拖后腿,有一份力用一份力,每次到了宿营地都是最后一批休息的人。 就这样,贺子珍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最难的日子。遵义会议过后,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贺子珍看着丈夫带领部队打了几次胜仗,心里也跟着高兴,以为终于好起来了,没想到不久后,差点就在战场上一尸两命。 长征部队走到贵州一个苗族村庄时,国民党的追兵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地面的追兵和天上的轰炸机不停进攻,以当时的装备和人员难以抵挡,只能急行军往前行进。战场上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在这样紧张的时刻,贺子珍却突然倒下了。 贺子珍的肚子那时已经很大了,走路都很费劲,为了不拖后腿,依然想跟上队伍,但毕竟身体受困,半路上突然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地倒在地上。同行的卫生员一看就明白了:贺子珍要生了。 可这样紧急的时刻,生孩子成了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 当时周围甚至连生孩子的房子都没有,情况紧急之下,董必武赶来,连忙命令医生和几个卫生员在窝棚进行接生。窝棚极小,只有医生和一个卫生员能进去,贺子珍也咬紧牙关配合,身后远处的飞机轰炸声震耳欲聋。 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后面赶来的战士路过窝棚,见此情况急忙说:"敌人马上追来了!" 贺子珍显然也听见了这句话,所有人的脸上都急出了汗,董必武实在没有办法,催促道:"没有时间了。"话刚落音,一颗炮弹落在了距离窝棚几百米远的地方,众人一阵耳鸣。听力恢复后,一声婴儿响亮的哭声从窝棚中传了出来。 然而,因为情况紧急,孩子只能托付给了当地的农民。还没来得及休整,贺子珍就急忙跟着部队往前走了,甚至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自己的孩子。 毛泽东在前线领导部队,自然不知道这事,直到抵达驻地后,才第一时间满头大汗地跑来。看着憔悴的贺子珍,毛泽东有些自责地说:"你受苦了。"从头到尾没有掉过眼泪的贺子珍听到这句话,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互相陪伴的风风雨雨,一同坚持的信仰,让两人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超越了普世意义上的"爱情"。 不久后,部队抵达了贵州盘县,长征部队面临着如何渡过金沙江的难题。贺子珍在部队后面遭遇敌袭,这时距离她分娩之过去了一个月,她的身体还很虚弱。 敌机轰炸时,贺子珍正和战友在山坡上休息,听到远处的轰炸机声音,她立刻大吼:"隐蔽!" 众人也都听到了声音,立刻找好掩体,在山沟里隐蔽起来。但因为过于紧急,山坡上还有些担架上的伤员没来得及转移,敌机却已经发现了他们,开始机枪扫射和轰炸。贺子珍本来已经隐蔽好,看着那些伤员,没有犹豫,迎着炮弹和子弹再次冲了出去。 贺子珍拖着疲软的身体,用最快的速度奔向伤员身边,进行简单包扎,然后拖着担架和伤员往山沟方向去。就快成功带着伤员隐蔽时,一枚炮弹在贺子珍不远处落下。贺子珍眼疾手快,没来得及细想,扑在了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炮弹的爆炸。 一声剧烈的炸响后,贺子珍失去了意识。 敌军退去后,人们才发现了不省人事的贺子珍。经过检查,贺子珍全身有十几处被弹片击中,最深的伤口已经深嵌骨骼。以当时红军的医疗水平,这样的手术很难完成,只能简单的进行治疗。 贺子珍颅内的弹片,正是这次负伤中的留下的。 贺子珍受伤后一直昏迷,第一次醒来是拔出弹片时生生疼醒的。直到简易的手术完成,贺子珍才醒过来,看到来看望自己的毛泽民,第一句话是:"不要告诉你大哥。"毛泽东那时在前线计划如何渡江,贺子珍这样说,是怕他分心。 毛泽民不同意,说:"这样大的事,不说怎么能行!" 贺子珍却轻轻摇摇头,坚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贺子珍认为自己负伤严重,但部队还要前进,自己会拖后腿,干脆将自己寄送在当地农民家中,等革命成功再相见。 毛泽民在这件事上没有听贺子珍的。那个时候,因为战争失散的夫妻、亲人太多太多,一旦失散,也许终其一生无法再见。毛泽东听毛泽民讲完这些,极为担心,但又无法脱身,只能下了命令: 绝不能留在老乡家里,就算死也要抬着走! 此后,贺子珍在担架上继续跟随部队前进,一个月后,在卫生员和战友们的照顾下,身体也逐渐好转,但身体里深处的弹片依然无法取出。贺子珍本就性格坚毅,想法比较偏激,颅内的弹片压迫脑神经,导致她的情绪愈发不稳定。 或许正是因此,红军抵达陕北后,贺子珍没有听毛泽东的安排去苏联治病。那时的毛泽东工作繁忙,免不了和其他女同志有工作上的接触,相比贺子珍,很多女同志的思想、学识都要高出许多。 贺子珍自然看在眼里,虽然只是工作接触,但还是让贺子珍变得敏感,于是两人的感情由贺子珍这里出现了一些沟通问题。直到1937年冬天,中国的局势进一步紧张,心理已经变得偏激的贺子珍负气之下离开了中国,前往苏联治病、学习。 两人分别时有没有过郑重的告别,已经没有史料可循,但几十年后贺子珍和毛泽东再见,毛泽东问出了一句让贺子珍后悔许久的话:"当时为什么要走呢?" 去往苏联前,贺子珍或许也没有想到,此生再见毛泽东,要等到22年以后了。 有时候,一件普通的事引发了一个普通的决定,改变的就是一生。 贺子珍病逝后,包括上海市委在内的领导人都不敢擅自定下贺子珍的葬礼规模,不仅仅是因为贺子珍的革命往事,也因为贺子珍后来数十年的沉寂岁月。这些都是难以定义贺子珍的因素。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颅内的弹片已经跟脑组织长在一起,手术风险极大,成功率非常非常低,一旦失败,最好的情况也是变成植物人。所以治病的目的只能放弃了。 贺子珍在苏联又生下一个孩子,同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几年后,毛泽东把毛岸青、毛岸英也送到东方大学学习,又把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送到苏联,这几个孩子有时就和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也让贺子珍的生活不再那么孤单。 但苏联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给予帮助,相反,贺子珍那时要赚钱养活几个孩子,生活条件艰苦,在天寒地冻的莫斯科,有时连取暖的柴都没有。生活上的困难尚且能克服,贺子珍和毛泽东的感情因为联系变少也变得淡薄。这一切都让贺子珍的精神压力越发的大。 1943年,贺子珍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进了精神病院。 如果不是那几枚弹片,贺子珍本该是巾帼英雄,何以落到进精神病院的地步。这份经历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本就敏感的贺子珍彻底进入了人生低谷。直到1947年,贺子珍才得以重返祖国,回到东北。 那时候组织上也了解贺子珍的过往,于是评定贺子珍为三级甲等残疾,享受国家给残疾退伍军人的补贴,但好强的贺子珍至死没有领过一次补贴。当然这也只是一方面,对于贺子珍而言,无论是战斗,还是负伤,都是出自革命信仰,不需要什么补偿。 何况,经历了在苏联的低谷日子,回到国内的一切都令贺子珍感到知足。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由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陪同,从南昌前往庐山,与阔别了22年的老战友毛泽东会面。此次会面的内容并无史料记载,但会面的原因是可考的。 据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回忆录中所讲: "我端详贺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毛主席。不像流言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怎么样?她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地夫妻嘛。’"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自贺子珍回国以后,毛泽东也很关切她的身体情况,挂念曾经的妻子、老战友。 自回国以后,贺子珍一直在上海养病。1976年,毛泽东病重,贺子珍并未有机会到北京见毛泽东最后一面,但两人的女儿李敏一直守在毛泽东身边。弥留之际,毛泽东已经讲不出话,但双眼含泪,拉着李敏的手,画了一个圆圈。 李敏当然察觉到了这一举动,只是转念一想,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顿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毛泽东记得,李敏也记得:贺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圆"。 毛泽东的逝世对贺子珍打击很大,原本就苍老的贺子珍突然间更加苍老了下去。贺子珍在家中悼念了毛泽东,此后的日子里,每天都会看从前关于毛泽东的新闻。毛泽东逝世一年后,贺子珍病情加重,患上偏瘫,从此住在了医院里。 直到1979年,贺子珍才有机会到北京亲自瞻仰毛泽东的遗体。李敏夫妇推着轮椅,看着这个老人沉默地落泪、叹息,两人都不敢发出声音。许久,贺子珍情绪平下来,几十年的心结,似乎终于在这一刻跟自己和解了。 1984年4月19日下午,贺子珍在上海病逝,病房外已经站着许多人。贺子珍生命最后的时刻,上海市委察觉到病情恶化,第一时间上报中央,中央也第一时间安排专家抢救,但依然没能抢过时间。 曾经的浙江省妇联主席、接触的妇女先驱、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贺子珍同志,彻底告别了这个她为之热爱、为之奋斗、为之战斗过的国家和土地。作为个人的贺子珍女士,也带着几十年的风雨往事,彻底离开了人间。 贺子珍的葬礼之所以让众人苦恼,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贺子珍身份的定性。 所以,这件事只能交给邓小平。 作为毛泽东和贺子珍老战友的邓小平,在建国后也并不是第一次操心贺子珍的事情。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无法到北京送别,到了1979年,是邓小平通过了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提议。 这项提议,也得以让贺子珍看看天安门,看看毛泽东的遗体和纪念馆,弥补当年的遗憾和后悔。 关于贺子珍葬礼的争议上,主要就是两种观点:一,贺子珍的身份算是中央干部,但身在上海,因此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显然不合适。二,贺子珍虽然是中央干部,就算葬在八宝山,也只能在最后一厅。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第一厅都是中央领导人,但贺子珍的身份仅仅葬在最后一厅,显然也不合适。 邓小平最后做的两项重要决定,既是贺子珍的葬礼安排,实际也是给贺子珍的定性:一,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应当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二,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献上花圈。 邓小平为何要这样安排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无论贺子珍是否曾是毛泽东的妻子,作为革命战士的贺子珍在革命中立下的功劳也是标志性的,尤其是她作为女性,在那个时代起到了旗帜般的作用。 1984年4月25日,贺子珍的遗体在上海龙华殡仪大厅举行告别仪式,邓小平、胡耀邦、陈云、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全部送上花圈,上海当地也有上千名干部出席仪式。当天下午,贺子珍议题进行火化,由专机送往北京,从此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许多人提起贺子珍,心中的第一反应就是"毛泽东的妻子"。实际上,纵观贺子珍的一生,作为革命战士,作为杰出女性,在面对敌人的压迫、生活的苦难时,都展现出了非凡的人格,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贺子珍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巨大贡献。 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女性,或者不仅仅是女性,贺子珍这个名字一定是刻在丰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