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外国人带着新奇的眼光审视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山东段南起苏、鲁两省交界处的大王庙闸，北至德州市德城区第三店，流经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5市18个县（市、区），全长643公里。山东段运河开凿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各国使节和商旅大都从东南沿海各口岸登陆进入中国，他们或通过运河往返于京城与沿海口岸之间，或在运河各城市逗留访问、经商贸易。山东运河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外国人带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京杭大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
　　虽不及苏杭，亦名于天下
　　运河沿岸城镇的繁华景象，曾被外国旅行家详细地记载和描述。如今，我们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到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羡慕。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会通河开凿后，山东运河沿岸临清、东平等城镇迅速崛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如此记载：＂它们都是商业兴盛的地方……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他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便利。＂
　　马可·波罗离开临清后，到了济南，而后东行到达东平州：＂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城市。……有一条深水大河流过城南……只要观察河上的船舶穿梭似的往返不断，运载着最有价值的商品的船只数量和吨位，确实就会使人惊讶不已。＂
　　元代打通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以后，京杭大运河的作用也凸显出来，很多西方商旅开始选择从陆路和水路的不同方向进行折返。旅行过程中，他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种种情形，也对大运河进行了详细描述，返回西方后又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书，成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
　　明朝建立之后，除了对蒙元残余势力积极防御，不时发生战事外，对周边国家大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京杭大运河的地位日渐重要，运河沿岸城镇也随之崛起。北上或南下的外国使团大多在此参观游览或进行贸易，大运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明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一行人由宁波沿运河北上，依次途经山东运河沿岸的鱼台、济宁、东平、东昌府、临清、武城、德州等城镇，山东运河沿岸的水工设施和城镇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崔溥在所撰《漂海录》一书中，称赞山东运河城市临清：＂楼台之密，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对山东运河沿岸的水工设施，崔溥亦颇为留意。《漂海录》记载：＂水淤则置堤塘以捍之，水浅则置闸以贮之，水急则置洪以逆之，水会则置嘴以分之。＂以上寥寥数语，将运河闸坝的形制与功用描绘得十分清楚。
　　外国人眼中的风土人情
　　山东运河沿岸的城市风物、风土人情也被外国人所关注，体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喜爱。
　　明代中后期，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运河沿岸地区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区域。日本僧人策彦周良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先后两次(第一次为副使，第二次为正使)率领日本遣明贸易使团入明，并将其在入明期间的见闻写成《入明记》一书。作为一位高僧和学者，策彦对于古迹寺庙情有独钟，遇有名胜古迹、亭台寺院，他必登临游览。首次入明到达济宁，天已近黄昏，但他还是带人上岸，登上了太白楼，并对太白楼的匾额、题识进行了记录：＂酉刻，下廪给口粮，即刻，携三英、宗桂上岸，登太白楼。在城之南门。有小门，门楣揭‘谪仙楼’三大字。入此门则移步少许而有楼，而于南，横揭‘太白楼’三大字。＂船到临清时，他也上岸游览，记下了当地的寺院祠庙及其他文化景观：＂过一伽蓝，门揭‘观音阁’三大字，入门则有二重阁，阁中按观音大士像。……又诣一祠，祠门横揭‘昊天祠’三大字。又此额下别有额，颜‘三元都会府’五大字，金字也。＂
　　明末清初，众多西方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华传教。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在朝廷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乘船由运河北上进京。这一年的六月，利玛窦一行来到了济宁，受到了漕运总督刘东星的盛情招待。《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他发现这次访问是这样愉快高兴，以致他觉得自己是在欧洲的家里，或者跟他的朋友在教会的教学中，而不是在世界另一面的异教徒中。＂
　　七月三日，利玛窦一行到达了临清，他还描述了一次＂冲突＂。当时正值宦官马堂督税临清，利玛窦在《日记》中记载：＂皇帝派太监们出去收税，其实就是掠夺。其中一个名叫马堂，住在著名的临清港。当地的居民和驻军奋起反对他，烧毁了他的家，杀死他所有的家奴。他若不是化装逃跑，避开了愤怒的人群，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恐惧并没有结束他的贪婪，人们说他自从遭了那场灾难后，变得比以前更坏了。＂
　　东昌府城是外国人眼中＂第一等级的城市＂
　　到了清代，尽管鸦片战争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中外文化的交流仍然存在。基于通商贸易、建立外交关系等目的，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继派出来华使团，其中，以荷兰的约翰·尼霍夫使团以及英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最具有代表性。
　　这一时期大运河山东段沿途的建筑，也被外国使团的文字记载了下来。约翰·尼霍夫在其《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简要记载了清朝顺治年间荷兰第一个访华使团的见闻。在现属济宁的地区，＂这个城房舍叠栉邻比，并有两座高塔。河两岸的郊区一望无际，人烟稠密。此处还有两道大水闸，闸水时水深达六尺。所有的客栈和茶馆都拥有自己的戏旦来取悦观众，顾客只需付六七文日本钱就可坐着整天看戏。＂
　　《荷使初访中国记》中同样记载了大运河山东段的临清：＂该城距东昌城一百二十里，坐落在皇家运河的两岸，有两座城堡互相守卫着，河心还建有两个坚固的水闸。城北有一座由九条渡船搭成的浮桥，人们可以经浮桥来往于河两岸的城区。＂后来，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英国人乔治·斯当东也撰写了旅行日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其中有对临清舍利塔的记载：＂临清州外有一九层宝塔。中国人喜欢在多山地带建塔。这个高大建筑一般总是建在山顶上。整个高度是塔底直径的四倍到五倍。一般总是单数，五层、七层、或九层，越到上层越小，塔底面积最大。＂
　　山东运河号称＂闸河＂，当时的运河沿线遍布各种水闸。《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同欧洲的水闸不一样，运河水闸没有高低水门。它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不需要很多费用。它只是几块大木板，上下相接安在桥砧或石堤的两边沟槽里，当中留出开口来足够大船航行。＂
　　1816年，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政府派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来华。使团共在山东境内停留16天。德州是使团进入山东境内所经过的第一座城镇，后至东昌府城，到汶上南旺镇，最后一站是济宁。
　　使团对东昌府城的描述是＂第一等级的城市＂。＂运河弯曲着从城郊穿过。我觉得这里的房子比我们见过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加规整，修建得也更好。……人口众多，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应该还是很值得一看的。＂使团医官克拉克·阿裨尔在其旅行日记中记载：＂这个城市(东昌府城)以其高大的城门、方形塔以及城区面积大而著称。＂
　　汶上南旺镇地处汶河与运河的交汇处，是整个京杭运河的制高点，素有＂水脊＂之称。明代永乐年间，宋礼、白英在此修建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亨利·埃利斯在其日志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过了开河镇6英里后，我们到了汶河与运河的汇合处。这个汇合处据说是运河的最高点，河水在这里分别流向两个方向。＂
　　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重要窗口。这些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外国使节、旅行家、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的记载和描述在加深我们对山东运河了解和认识的同时，也可为当前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