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有70%的面积为海洋所覆盖，人类进行海洋征服行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5000年。海洋不仅是不同民族、文明之间贸易与交流的通道，也成为暴力和杀戮的战场，多少国家因海洋而兴，又因海洋而衰。近代以来，与世界历史进程相伴而行的，更是一个个海洋大国的浮沉更替。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左右海洋的变局？ 针对这个问题，《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一书展示了两条线索： 一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木桨风帆到蒸汽舰船，从大舰巨炮到潜艇、航空母舰，从常规动力到核动力； 另一条是海权的发展：从古代海权、 近代海权到现代海权，表现为一个个大国兴衰、导引海洋变局的历史进程。 作者、原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炜，力图通过展示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影响，揭示国家产生以后，特别是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后，海权是如何塑造世界历史的进程，左右国家的命运，影响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的。 《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张炜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430期北大博雅讲坛围绕这一本书和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 「两条主线：海权发展的历史和海洋技术的历史」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讨论海权、海洋，提出要重视海洋、海权问题，但在知识层面上，却缺少一部像《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这样的著作，缺少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讨论海权、海洋问题。 这部作品有30多万字，篇幅不小，但线索清晰。两条主线：一条是海权发展的历史线索，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部分。书里从四大文明古国讲起，当然，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权。往下是古代希腊、罗马。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依次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海上强国的崛起，之后是英荷战争、七年战争中的英法海上对决、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法特拉法加海战和作为世界级强权殖民帝国英国的崛起。此外还有俄罗斯、德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情况；当然，还有更重要的、跟中国联系更多的美国和日本海权的崛起。 另一条线索是舰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从木桨风帆时代到蒸汽铁甲时代，从大炮巨舰到潜艇、航母，一直到今天的核时代和导弹时代的海权。 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令整部作品浑然一体。这是一部全球史，同时又是一部国际关系史、大国兴衰史和海洋技术发展史。大家在书中还能读到海战史，以及国际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进。作者把以往分散在不同领域的有关海洋和海权的内容，凝合在了一起，这是很难得的。 同时，这本书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要把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内容糅合在一起，既要做到条理清晰，又要在关键细节上做到内容丰富，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种平衡并不容易把握。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每一章的最后，作者都会联系中国的情况来展开讨论，也就是在全球海洋史的背景下来思考我们自己。这体现了一个50年投身海军研究、发展和建设的＂老兵＂的情怀和视野。 「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孕育出海权？」 方堃（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海军大校）：为什么传统海权被认为起源于西方？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为什么有辉煌的海洋文化历史，却没有出现海权？简单地说，这和地理环境、古代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是很大的。在古代，人类社会有两个海洋活动的中心，一个在地中海，一个在太平洋西边。而中国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古代先民基本上不需要进行海外开拓。 但西方不同。以地中海文明中的希腊文化为例，希腊半岛东接爱琴海，西临爱奥尼亚海，半岛内多山。也就是说，半岛的周围有比较好的航海条件，半岛内的可耕地却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之下，航海成为古希腊先民逐渐养成的一种日常生产和生活习惯。据历史记载，希腊城邦需要从黑海和地中海沿岸获取粮食和谷物并运回，古希腊人很早就形成自己对海洋航线的需求。保障航线的安全，也成为希腊沿海各邦政府和社会事务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早期的海上武装力量，就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出现的。 同时还有一种现象是海外移民。由于半岛内可耕地不足，大量希腊人口需要到其他岛上去发展。地中海区域有480个左右的小型岛屿，先民可以在生产力不是很发达、造船技术不是很高超的时候，用简单的航海工具，在海岛之间进行充分的航海活动，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自己在辖境———今天称之为领土以外的海外利益。利益、需求，还有生长起来的海上力量，构成了形成早期海权的基础条件。 「马汉海权理论对美日两国海权发展的影响」 于铁军：从海权方面来说，相对于英、法、荷这些国家，美日都算是后来者，尽管现在美国居于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的地位差不多有100年了。直到1899年，英国外交部还把美洲和亚洲这两个方向的外交机构设置为一个局，即美洲和亚洲局。从这种机构设置可以看出，英国此前并不十分重视这两个地区的外交事务。当时的欧洲以自己为中心，把中国、日本定义为远东，把美国叫作远西。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其海军的发展也比较曲折。19世纪30年代，美国海军处于世界第八或第九位的位置。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领的舰队率先叩开日本国门，可见那时美国的海军实力还可以。但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使美国海军实力跌出世界海军排行的十名以外，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才又开始发展。 马汉在1885年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讲授海军史及海军战略，正式开始其著述生涯。马汉认为，借鉴历史经验，美国应该在海军建设方面做得更多。他的海权论的提出，和当时美国国力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90年代，美国总体国力差不多已经是世界第一了。1890年，马汉出版了海权论三部曲的第一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受到后来担任过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和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极大重视。美国海权在这段时期有很大的发展。美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应该是在1898年赢得美西战争之后。打败西班牙，美国获得了菲律宾群岛、波多黎各和关岛，将势力扩张到西太平洋，美国在这时候才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海权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意五国签署了《五国海军条约》，规定美、英、日三国的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可见此时的美国在海军力量方面已经和昔日的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平起平坐了；日本排第三，主力舰总吨位比例占美英的60%，但日本一直争取要占70%，因此导致了后来日本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之间的巨大纷争。 马汉海权论对历史的影响不言而喻。他特别关注太平洋，他的著作出版后在国外受到英国、德国等海权大国的重视，在日本最受欢迎。据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翻译成日文版后，几天之内就售出了几千册。后来在日俄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日本海军名将秋山真之，曾经在美国跟马汉学习过，并且特别推崇马汉的海权思想和海军战略，当然他后来对马汉的理论也有所批评。还有被称为＂日本马汉＂的佐藤铁太郎，以及做过日本首相的铃木贯太郎，都重视马汉的海权论。以上三位是当时日本海军大学最著名的教官，他们通过教学，使马汉的海权思想对日本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美国很多学者认为日本帝国的海军战略最像马汉所推崇的海军战略，甚至＂比美国还马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崛起和中日甲午之战，对东亚国际关系而言，影响非常重大，因为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可以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但因为这场甲午海战，东亚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逆转，日本变成了亚洲第一强国。由此可见海权多么重要。日本海权从扩张、争霸到太平洋战争时期抵达顶峰，又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顶峰跌至战败的深渊，这段历史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马汉做了英国人应该做而没做的工作，他在17、18世纪大量海战史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海权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仅研究马汉理论是不够的。日本对大炮巨舰和主力舰队决战情有独钟，这种战术对太平洋战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保交战、潜艇的运用方面，日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些都是海军学术研究领域很重要的议题。 方堃：从本质上说，传统海权理论是一种帝国主义理论，是在全球争霸过程当中被实践的一种争霸性理论。但马汉海权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它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因为他的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和全球化的一种基本途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张炜在这本书中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 「＂海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传统海权的超越」 方堃：未来是不是要发展海权？发展到什么方向？因为篇幅所限，《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里提到了这些，但讲得不是特别明确。 传统海权作为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到现在，从它的应用到理论构成本身，都出现了变化。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说法叫作＂中国式海权＂，或者叫作＂新时代的中国式海权＂。什么是＂中国式海权＂？＂中国式海权＂如何获得？＂中国式海权＂往什么方向发展？在中国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庆典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叫作＂海洋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我们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当时有不同的解读。按照中国的语言构成方式，一种解读是我们要通过海洋建设强国，还有一种是我们要建设一个海洋的强国。这两种解释牵涉到对海洋的理解，也就是说都涉及对海权未来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不是海权。海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是暴力，获取海权是暴力行为，保持海权特别强调排他性。但＂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海权的。从2009年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海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对海洋问题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解决未来海洋问题的一个方向。 于铁军：国际法是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相伴而生的，两者都一直想调整和规范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看到了美日之间在太平洋上的激烈搏杀，其规模达到了人类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二战之后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海空战了。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海牙国际会议到20世纪20年代的《非战公约》，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争斗进行调节。我觉得世界是在进步的，中国要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这是对传统海权的一种制约。 在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纪念馆的墙上，挂着战时曾担任过日本海相和首相的米内光政题的一幅字：＂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话来自中国兵书《司马法》。大国的博弈和竞争，有时候可能是很难避免的，但传统的海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发展自己的海权，首先要了解海权发展史，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当下中国在海洋方面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处理好国际关系，正确应对霸权国对中国的挑战和压力；另一方面，保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需要我们超越传统海权，创新我们自己的海权理论。这也是《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它以历史撰述的方式回应当代话题，回应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提示我们从历史高度思考、总结经验和教训。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