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与高句丽的战争，到底是侵略还是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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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郁馥
　　编辑：吃硬盘吧
　　隋末起义军首领李密为赢得舆论支持，命部下祖君彦写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檄文，被后世命名为《为李密檄洛州文》。这篇檄文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写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其中第七条罪状是：＂恃众怙力，强兵黩武，惟在并吞，不思长策＂。说的是隋炀帝在位期间好大喜功，企图吞并小国高句丽，却无功而返，徒惹人笑话之事。
　　按照祖君彦的说法，隋朝与高句丽存在着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隋朝不仁不义在先，因此亡国实在罪有应得。而后世似乎也是按照祖君彦的思路，将这一＂侵略战争＂记录到了隋炀帝的＂暴君实录＂中。可这显然是既不合适，也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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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句丽的政权
　　高句丽的版图包括如今中国的吉林和辽宁部分地区、朝鲜以及韩国的一部分，不完全与现在的朝鲜半岛重合，也与后来建立的高丽王朝不同。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箕子政权，后在西汉初年，被燕国人卫满推翻，史称＂卫氏朝鲜＂。汉武帝执政期间，又统一了朝鲜半岛北部，相当于后来高句丽的大半版图，并以郡县制的形式归汉朝统治。而隋朝黄门侍郎裴矩在发表战争演说的时候也以＂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来表达隋朝对于高句丽的主权和统一意识，即高句丽自古以来都是依附于中央王朝的一个郡县，或者说是诸侯国，而非与之平等的国家。
　　这就对战争有了一个基本的定性，是内政而不是外战，是民族间的矛盾，而不是国家间的问题。
　　事实上，高句丽也一直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从西汉至魏晋南北朝，始终臣服着中原王朝。在紧紧抱着强者大腿的同时，也在慢慢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到了隋朝建立的时候，高句丽已经与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联合，抢占了契丹人和百济人的部分地盘，渐渐成了些气候。
　　然而，高句丽却似乎并不满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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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侯国的生存法则
　　隋朝在公元581年建国的时候，除了东面有高句丽外，还有西面的吐谷浑，北边的突厥和契丹等。而在中原，与其对峙的是江南陈国。陈国皇帝就是那个写下千古风流诗作《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陈叔宝。虽然陈叔宝无论胆量还是智识都无法与隋文帝父子相比，但是老天爷赏饭吃，江南的富庶足够支撑这个偏安一隅的小国。隋朝一时间也奈何不了他。
　　高句丽自隋朝建立后，先后六次派使者前来隋朝表达了臣服之意。隋文帝投桃报李，给了高句丽领袖一个长长的职称——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听起来不错，但其实这里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封的是＂公＂，而不是＂王＂。显然，隋文帝也只是将高句丽当成隋朝的一个野生诸侯国，而绝非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所谓的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对此心知肚明，并且很不满意。为此，他一方面稳住隋朝，一方面却又积极游走于突厥和陈国之间，希望这两家能够遏制住隋朝的上升势头，为自己谋取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想法确实不错，可惜，陈后主实在太过庸碌，不仅没有雄心和野心，连羞耻心都没有。面对攻势汹汹的隋朝军队，他几乎没有做任何的有效抵抗。临了，还带着他的两个妃子躲进了枯井里逃避追捕。
　　如此，他的陈国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并入了隋朝的版图。这下，高句丽开始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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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先向谁开战
　　隋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东北问题了。当然，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要征服一个民族，打仗是性价比最低的一种方式。这一点，隋文帝自然明白。况且，隋朝刚刚才结束了与陈国的战争，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
　　于是，那位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就收到了一封诏书。里面自然没什么好话，完全就是老子指责儿子的口吻。隋朝要求高句丽＂奉朝政之典，自化尔蕃＂，＂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意思是让高句丽依照天朝大国的礼仪来改造他们那小破地方，如果改造得好，那么就还是天朝的好儿子。如果不这么干，赤裸裸的威胁也就来了：＂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看吧！殷鉴不远啊！你们的人也没有陈国多啊，真想打仗试试吗？
　　高句丽王这下可真吓坏了。那位陈后主虽然人傻，但是钱多啊！要不是他实在太蠢，再把隋朝拖上十年八年也是不成问题的。而他们高句丽显然没有那么深厚的家底，那怎么办呢？赶紧两手准备吧。其一自然是服软，立刻派了使者跟隋文帝说，您一日是我爸爸，终生都是我爸爸。其二便是暗中扩充自己的军备，毕竟不是亲爸爸，万一真要来打我，我也好有所准备不是？
　　如此，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就在九年后的公元598年，高句丽王却带了一万铁骑攻入辽西，挑起了与隋朝的第一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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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开始就结束的第一战
　　高句丽王的脑子果然是热了，但又不完全是热的。
　　当时，向来依附着高句丽的小弟契丹突然攀上了隋朝的高枝，也得到了隋朝的积极反馈。这就让高句丽十分不满，又十分不安。而早些日子，他们又不顾隋朝的警告，攻打了一把邻居百济。于是，就有了这次试探性的挑衅，若能捞到一些好处，就算是赚了。
　　隋文帝很生气，后果就是派了高规格、高数量的精锐部队去应对。打头阵的元帅是他的小儿子汉王杨谅以及参与了灭陈之战的柱国大将军王世积，他们从陆路和水路分别向高句丽进发。
　　高句丽懵了。
　　他们没有料到，原来自家还挺有能耐的，稍微有一点动作，居然引来了多于自己几十倍的隋军。打是肯定打不过的，那么，就只能故技重施了。当隋军上下都还没有商议要不要进攻之时，高句丽就派了使者过来请罪。请罪的内容极尽谦卑恭谨，概括来讲就是说，自己对天朝的一颗忠心从来不曾改变过，不该在边境随便搞小动作，搞了也不该让天朝知道，知道了也不该不及时解释谢罪。总之，咱们以后一定年年来朝，岁岁来贡。
　　其实，隋军远征至此，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的。譬如气温不适和疾病，又譬如粮食供应链方面的问题。虽然若真要打，胜率还是很高的，但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省时省力？那么，就各回各家，各自安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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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取所需的战争
　　然而，高句丽却食言了。
　　自第一战结束三年后的公元601至公元612年隋朝第二次东征这十一年间，高句丽再也没有派使者前来朝贡。一方面，高句丽在赌，赌隋朝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次打到家门口，而另一方面，高句丽很忙，也确实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不管是出于客套还是真心的礼节。
　　因为高句丽在忙着继续扩张自己的领土。事实上，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是高句丽一直以来的小目标。无论是与陈国，还是与隋朝的交好，或者说讨好，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计划减少阻滞。所谓远交近攻，是扩张势力时最基础的策略。而在他们的心里，一定还有一个更宏伟的大目标，那就是和隋朝分庭抗礼，甚至压隋朝一头，进而成为整个东亚圈中的老大。
　　这一点，隋文帝看得很清楚，隋炀帝也心知肚明。为了牢固自己的地位，稳定地区间的安全，不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隋朝都不会让高句丽朝他们的大目标迈得太近。而尽管隋朝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综合实力更为强大，但高句丽从来也不是个被动挨打的弱角色。相反，为了他们的大目标，他们也想打。
　　两边想要得到的东西是相同的，这就产生了不可调停的矛盾，且他们都不排斥用武力来解决这个矛盾。所以，这场战争对于双方而言，原本就都没有对与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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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的不是战争
　　可若真是如此，祖君彦的檄文就不可能在当时引发这么大的反应。那一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说得掷地有声，一度让李密的军队成为隋末叛军中最为强势的一支。虽然祖君彦在隋文帝时期就不受重用，到了隋炀帝时期则更是边缘人物。他对隋朝有私怨，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帮助他的老板赢得天下，后来他还写了讨伐李渊的祭文。
　　不过，隋朝，尤其是隋炀帝时期对高句丽的三次战争确实是拖垮国家运作的最重要原因，也间接导致了隋朝的亡国。可错的也许不是战争，而是战争的时机。
　　隋炀帝在继位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公元612年才开始对高句丽密集地开战了三次。按照他的性格，应当不会容忍高句丽在他的眼皮底下胡乱蹦跶八年之久。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他无暇分身。
　　隋炀帝在位期间只有一个年号——大业，他是真想创一番宏图大业的。早在登基伊始，他就对如何强大国家有一整套的方案。改造洛阳、开凿运河、征服四夷……每件事他都想做。为了节省时间，就只能一起做了。他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可他不能要求天下人都和他一起996。在这样巨大人力财力的消耗之下，原本强盛富饶的隋朝正在慢慢被掏空，而刚享受太平生活没多久的百姓和官员也不得不揭竿而起。他们可不管隋炀帝有多么远大的理想，他们只知道，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为了活命，就只能拼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隋炀帝再一次准备对高句丽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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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
　　显然，隋炀帝对高句丽确实已经忍了太久了。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他就带着促进贸易往来、加强民族融合的诚意去了突厥巡视，受到了突厥启民可汗的热烈欢迎。隋炀帝当时心满意足，但这样的情绪持续没多久，他就不高兴了。因为好巧不巧，他在那里看到了高句丽的使节。虽然他早听说高句丽和突厥有所勾结，但耳听是一回事，视觉冲击又是另一回事。
　　隋炀帝是个暴脾气，想起高句丽多年不来朝贡的事，当即就直言严告使节：＂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意思很简单。其一，你们不来，那就我过去。至于怎么去，去干什么，你们自行脑补。其二，我是要带着启民可汗一起去的，他是听命于我的小弟，你们休要打什么歪主意。高句丽吓傻了，然后，依旧我行我素。
　　如此，隋朝与高句丽之间的账无论如何都要好好算算了。
　　可算账的时机实在是糟糕，那个时候，隋朝的内部矛盾已经严重到很难调和的地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起义军，其中最强的一支是河北人窦建德建立的军队，后来险些与唐朝以及王世充的郑国成三足鼎立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如果还想救这个国家，就必须想方设法稳住官员，在平叛的同时，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可偏偏隋炀帝选择了战线如此之长，气候条件如此恶劣的外战，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本钱。他希望能够连本带利地把失去的都要回来，这样的赌徒心理不但幼稚，还极其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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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挽回的失败
　　隋朝实施＂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军制，平时是农民，打仗的时候则直接变成士兵。这就意味着一旦开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都将停滞不前。在内耗严重的时候，这是相当危险的局面。
　　《隋书》记载，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每一次都要集结一百万以上的士兵，这还不包括造船需要的船工以及运输物资需要的民夫。那些船工没日没夜地在水里劳作，腿上和脚上都长满了蛆虫，超过一半的人都（删）没有活下去。民夫则更悲惨，他们要自己准备运输工具，给前线送粮食。路途遥远，气候恶劣，有十多万民夫没能到达目的地就死了。作为隋朝最高统治者，隋炀帝必须得为这样的人为惨剧负责。就这点而言，不论他本意如何，也不管他的想法有多么超前，目光有多么遥远，他都应该承受历史的骂名，无可洗白。
　　到了隋炀帝第二次、第三次亲征高句丽的时候，各路起义军已然遍布全国。于是，他不得不从前线调回一部分军队来应付国内的乱局。两线作战的结局只能是顾此失彼，一败涂地。虽然高句丽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可两家战战和和几十年，实在是两败俱伤。
　　而被内忧外患蛀空了的隋朝——这个原本可以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大一统王朝，在坚持三十七年后就亡国了。至于隋炀帝，在被他最为信赖的部下宇文化及逼杀之前，终于说出了此生最有良心的一句话：我实负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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