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黎琳叛变了！ 1940年春，重庆七星岗大街上，一辆黄包车从坡上急奔而下。坐在车上的谌曼里是延安抗大的学员，来重庆治病，准备近日返回，今天到市区采买一些要带回延安的物品。 突然，谌曼里看到迎面走来一对青年男女，两人亲密地手挽着手。男青年一身国民党军官装束，女青年穿着时尚，俨然一位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 这不是黎琳嘛！ 谌曼里看到那个女青年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瞬间，黄包车与青年男女擦身而过。虽然女青年的装扮形象变化极大，但是，谌曼里相信没有看错，这就是分别不过数月的好友黎琳。 谌曼里急忙让车夫停车。车刚刚停稳，谌曼里就跳下去转身回望，发现青年男女已经转进一个巷子消失了。 谌曼里深感震惊。 黎琳是谌曼里在抗大的好朋友。对她的身世经历，谌曼里十分清楚。 黎琳1921年在北平出生时，父母给她取名余薇娜。 余薇娜的父亲余安民，是四川护国军的旅长。母亲黎丽华，是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两人在北平相识结婚，余薇娜出生时，父亲正在四川打仗，一直长到6岁，她随母亲到四川崇庆老家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黎丽华此刻才得知余安民在老家已经有个大太太，因此抑郁结病，愤而离去，先到香港的哥哥家里养病，后来又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与一个英国音乐家结婚成家。 此后，余安民给女儿改名余家英。 余家英14岁那年，母亲来信要接她去英国读书，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 也是这一年，余家英升入中学，父亲又给她改名余硕卿。余硕卿在中学结识了一个十分要好的同学车崇英，她的父亲是共产党人车耀先，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在车耀先的教育引导下，余硕卿和车崇英投入抗日革命活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6岁的余硕卿十分向往延安抗大，加之父亲正在张罗给她提亲订婚，她奔赴延安的愿望更加迫切。车耀先为她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写了介绍信，帮助她前往延安。但是车崇英因腿有残疾无法前往，另一位高年级女同学刘玉丰与她一起踏上旅程。 去延安出发时，余硕卿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余慧琳。 女儿不辞而别，父亲推测她去了延安，必经西安八办，委托在西安的一位朋友打听到了余慧琳，竭力劝她返回成都。 为了不让父亲的朋友再找到她，余慧琳决定再次改名，并且连名带姓一起改。她改用母亲的＂黎＂姓，再加上现有名字里的＂琳＂字，取了新的名字＂黎琳＂。 1938年3月2日，黎琳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三个月后转入抗大，不久在抗大入党。 在抗大，她与三期学员李清相识生情。两人抗大毕业后，李清进入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工作，黎琳被派往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做文秘工作。1939年9月，两人结婚。 婚后刚过一个月的一天黄昏，黎琳对下班回家的李清说：＂今天组织部派人找我谈话，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打算加强对国民党川军的统战工作，考虑到我父亲在川军中的威望，想尽快调我回去做他的工作。他们知道我们已经结婚，说可以两人一起到四川，让我先征求你的意见。＂ 李清既不舍分开，又感觉到蒋管区没有机会从事他喜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就说：＂你先去抓紧做你父亲的工作，任务完成了，你就再回来。＂ 黎琳要离开延安，临行前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谌曼里、刘玉丰几个最要好的抗大同学。但是，她只说要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具体去向和任务一字未提。好友也都明白保密纪律，＂不该知道的不打听＂，没有多问一句。 1939年10月28日，黎琳在延安河滩兵站告别了新婚燕尔的丈夫李清，登上了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军用卡车。 李清以为妻子很快就会完全任务，回到延安。他根本没有料到，此时一别，将意味着什么。 谌曼里也期盼着好朋友能早日回到延安。不料，今天居然在重庆大街上看到这难以理解又令人震惊的场景。 离开新婚丈夫不过数月，黎琳就变心了？而且是和国民党军官！ 回到周公馆，谌曼里将疑问告诉了邓颖超，想从邓妈妈这里得到答案。谌曼里将邓颖超叫＂干妈＂，她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第三个干女儿。她的父亲谌志笃当年在天津与周恩来、邓颖超共同建立觉悟社，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邓颖超当时在重庆八办分管妇女等方面的工作，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听说过黎琳这个名字。她就对谌曼里说：也许你看错人了。即使她真是黎琳，也可能有特殊情况，你不必随意猜测。 连邓妈妈都不知道情况，谌曼里的疑团更浓了。她相信自己没有看错。她不能容忍黎琳的背叛，既背叛了革命，又背叛了感情。 谌曼里带着对黎琳的失望和厌恶之情回到了延安。她没有忍心把坏消息告诉李清，但还是忍不住向一位最要好的女友说，黎琳变心了。于是，黎琳和一个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在重庆逛大街的消息在延安传播开来。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清的耳朵里。李清听到这个消息不久，又出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事情。李清收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来的一个小包裹，打开一看，是黎琳送给他的新年礼物，一小袋水果糖块，从重庆到延安，辗转走了一个多月。 黎琳还记着他最爱吃水果糖块。李清心情得到极大的宽慰，那个坏消息或许就是一个误传。谌曼里听说黎琳捎回礼物的消息，也有些怀疑自己是否误会了好朋友。 黎琳捎回的礼物，虽然化解了亲人和朋友们的一些疑虑。但是，已经传播开来的黎琳叛变的消息，却没有办法完全消除了。 1950年·军统电台人员张露萍 194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也就是谌曼里在重庆街头遇到黎琳之后不久，重庆的国民党军统总部出了一件大事，消息一直捅到了蒋介石那里。 那天，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来到遗爱祠的军统电台检查工作，发现一部电台处于故障状态，值班的报务员既不在岗，也未请假。他立即派人寻找当班的上尉报务员张蔚林。 军统特务来到牛角沱张蔚林的住处，没有找到人，却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份军统绝密文件，内容是军统各地电台的电波频率更改表。还发现了一张字条，语气隐晦，似是暗语。事态立刻严重起来。 这时，张蔚林返回了遗爱祠，正在向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检讨烧坏一只真空管的情况。烧坏一只真空管就弃岗慌张外出，而且住处又搜出绝密文件，事情报告给戴笠，张蔚林立即被捕，关押在军统看守所。 很快，军统特务发现张蔚林花50大洋买通了看守所所长毛烈，往七星岗四德里送了一个口信，要找亲戚保释自己。 戴笠闻讯大怒，立即派特务搜查四德里的收信处，已是人去屋空。 戴笠认为张蔚林有共产党的重大嫌疑，而且不止一人。立即在军统电台内部进行大清洗，逮捕了许多和张蔚林关系密切的电台人员。 被捕人员中间有一个叫安文元的电台报务员招供说，张蔚林和自己是共产党员，属于军统电台里的一个共产党特别支部，共有8人，支部书记是张蔚林的妹妹，名叫张露萍。 戴笠不敢隐瞒，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骂：你们过去总是吹牛皮，说你们怎么怎么厉害，打入共产党。现在我不仅没有看见你们打入共产党，倒是看见共产党都打入了我们的心脏。你们还没有发现，这样要你们干什么？ 戴笠高度紧张，立即布置大搜捕。根据安文元的招供，军统逮捕了名单中的其他人员，但是没有找到张露萍。 很快，军统特务探知张露萍回成都家中过春节去了。 军统立刻假冒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去电报，说自己突发急病，叫她急速返回。 军统特务守候在重庆的长途车站。电报发出没两天，一辆从成都开来客车停下后，从车上走出了张露萍。 特务立即将张露萍带走。 在军统稽查处的看守所里，特务对张露萍进行了残酷刑讯，不料这个年轻姑娘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她反反复复就是这么几句话： 我本名叫余慧琳，是余安民的私生女，为躲婚前往延安，怕吃苦逃回重庆，路遇张蔚林，两人仅是恋情关系，其余一概不清楚。 张露萍被捕后，一个陌生人来到成都的川康绥靖公署，将一封密信交给中将参赞余安民。 ＂令爱余慧琳小姐（现化名张露萍）目前卷入军统局电讯总台泄密案，现关押在重庆军统局稽查处看守所，速设法营救！＂ 余安民带了重金去见四川省主席张群，转求戴笠＂网开一面，释放鄙人疏于管教的小女余慧琳＂。 几天后，张群告诉余安民：戴老板回话，姑念你女儿年轻幼稚，只要她写封＂悔过书＂，承认自己上了共产党的当，表示今后不再跟着共产党搞破坏活动即可放人。 余安民当即给女儿写信：＂慧琳吾儿，现经愚父千求万请，上峰姑念你年幼无知，已恩准放你回家。望你即向上峰表明悔过自新，今后不再跟共党胡作非为，切切是盼。愚父心急如焚匆草。＂ 几天后张群打来电话：你那位千金小姐非常固执，就是不肯写悔过书，还说什么她跟共产党毫无瓜葛，根本没什么过可悔！惹得戴老板大怒。我真是爱莫能助了！ 原来，张露萍看到父亲的信后，写下一行字交给特务：＂本人跟共产党毫无瓜葛，悔过之言，从何谈起？＂ 戴笠仍不死心，又想了一招。 他让特务摘掉张露萍的脚镣手铐，带她外出去周公馆一带，要从周公馆后门走过。如果张露萍跑进周公馆，就说明一切，特务即可闯入周公馆搜捕。 但是，张露萍经过周公馆后门时，面无表情，目不斜视，继续沿着街道向前走去。戴笠的主意落了空。 戴笠据此认为，张露萍即使是共产党，看来也不是周公馆这条线上的，可能归属中共重庆市委领导。转而想从这个方向查找证据，却一直没有结果。 1940年3月，军统将张露萍等7名同案犯押进了白公馆。 白公馆的军统特务头目周养浩负责此案，他仔细搜查了张露萍的手提箱，发现夹层里有玉手镯、金钻戒和十多块银元。一番研究后，他开始相信川军将领余安民的这位千金只是一个好强、任性的姑娘，喜欢穿着打扮，爱好金银财宝，顶多是个抗日积极分子，不大像是共党分子。认为她的口供基本属实，不再提审她。 蒋介石对军统内部的这起泄密大案愤恨不已，给戴笠批示道：对张露萍等7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监禁，随时可以处决。据此，军统将张露萍等7人于1941年3月转押至息烽集中营。 张露萍关押在义斋2号牢房，监号253。 息烽集中营里关押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一些国民党和军统内部的违纪人员。其中有些共产党人过去认识张露萍，但是，张露萍看到这些人都是尽量回避，似乎从不认识。 于是，这些共产党人认为张露萍不大像自己的同志，可能就是作为军统中违反＂家法＂的人员被关了进来。 1945年7月14日，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在息烽枪决。 抗战胜利后，息烽集中营撤销，集中营的档案和72名重案犯全部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重案犯中有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息烽集中营地下党支部委员韩子栋、爱国人士孙壶东夫妇和幼女。 孙壶东的妻子徐宝芝和女儿孙达孟，正是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的同室难友。 车耀先等同志于1946年冬被杀害，韩子栋、孙壶东等人经党组织的努力，通过越狱和保释得以生还。 1950年元月，重庆各界隆重举行了追悼杨虎城将军暨死难烈士大会，大会宣布了牺牲在息烽集中营以及白公馆和渣滓洞的236位烈士名单。 烈士名单中没有张露萍、张蔚林等人。 烈士名单之外，还有一份《白公馆被难人员名册》，里面有张露萍等7人的名字，并注有＂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与《新华日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不提名＂（烈士）等字样。 1951年·孙壶东的证明信 孙壶东解放后在四川工作。他得知烈士名单中没有张露萍的名字时，认定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孙壶东和张露萍的父亲余安民是老朋友。两人都是同盟会的老会员，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又一起参加国民党改组派，反对蒋介石的亲日反共政策。1940年春，孙壶东和怀孕的妻子被捕，女儿孙达孟出生在渣滓洞监狱。 1941年8月，孙壶东夫妇和他们一岁多的女儿孙达孟，从重庆渣滓洞押到息烽集中营。妻子徐宝芝和女儿孙达孟被关进义斋2号牢房，成为张露萍的同室难友。 张露萍对初来的徐宝芝母女热情关照，尤其对刚刚1岁多的孙达孟格外喜爱。 孙达孟六十多岁时回忆，自己从1岁多就跟张露萍孃孃在一起，直到5岁孃孃离开。4年时间里天天都能感受到露萍孃孃母亲一般的关爱。 孙达孟刚到息烽集中营时，营养缺乏，身体瘦弱。张露萍拿出藏在手提箱里的银元，托看守从附近老乡家买来鸡，给达孟炖汤。平时在狱饭里偶然见到一点儿肉片，都要喂给达孟。 孙壶东夫妇得知张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儿后，更是将她视为亲侄女，关系亲如一家。 张露萍还教达孟认字、识数、唱歌、背诗词，寒冷的冬天，用她的被子把孩子围起来，给她讲故事。 孙达孟听父母说，她开始学说话，第一句就会说＂253号妈妈＂。这是她在狱中对张露萍的称呼。 孙壶东对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的坚强表现十分了解。 此时息烽集中营的主任，就是原来白公馆的军统特务周养浩。这家伙对张露萍垂涎已久，1942年4月初的一天，他借张露萍参加狱中话剧演出广受好评的机会，让看守将张露萍叫到办公室，先是奉承一番，再以争取提前释放为诱饵，劝张露萍悔过，并且动手动脚。张露萍十分鄙视地斥责：周先生，别忘了你是堂堂国军将领。不料周养浩更加放肆，张露萍怒不可遏，扇了周养浩两个耳光，夺门而出。 此事成为集中营一大新闻。一个死刑犯，一个弱女子，放着生路不走，居然敢收拾集中营的头号恶魔。 狱中难友传来纸条：你不只是捍卫了自己的人格，更捍卫了革命者的气节。请接受我们的敬礼！ 集中营的女看守也不由得赞叹：我在这里看管女犯人好几年，头一回见到这么刚烈的女子。 孙壶东认为张露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革命烈士。 1951年6月9日，孙壶东夫妇向成都市民政局写信，反映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的坚强表现和英勇就义情况。请求＂追认余慧琳为烈士，并向其亲属发放烈士证书＂。 但是，信寄出后很长时间没有答复。一个重要原因是，张露萍的父亲余安民在＂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于1950年12月被镇压。 1953年，孙壶东调任四川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他再次向组织反映张露萍的事迹。民政厅根据孙壶东的证明材料，并外调得到周养浩在战犯监狱写的证明材料，综合研究后，认定余慧琳为烈士。 但是，可能由于孙壶东不是中共党员，不了解张露萍的组织隶属关系，不知道余安民的女儿余薇娜如何变成了张露萍，不了解息烽集中营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所以，四川省民政厅对余慧琳的烈士认定在当时没有经过中央组织部门认可，没有得到国家层级的确认，对1950年重庆给张露萍的＂军统电台工作人员＂的结论不能起到平反作用。 而且，由于余安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直到1984年6月因为确认他曾经参加过起义，才得到澄清和平反，因此，当时张露萍的亲属也没有能够享有烈属的待遇。 1980年·韩子栋的报告 韩子栋在1980年的报告，启动了对张露萍身份的全面调查。 韩子栋是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他1934年10月在北平被捕，后来被转押到息烽集中营，是狱中的中共地下临时党支部委员。1945年又被转押到白公馆，1947年8月越狱成功。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国家科委办公厅副主任和贵阳市委副书记。 被捕后，韩子栋和车耀先在审讯中一直坚称是无党派人士，都没有暴露共产党人的身份。同时，他们又秘密建立了集中营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被捕前担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支部委员是车耀先、韩子栋。 车耀先学识广博，被集中营安排担任狱中的图书馆馆长。 1941年4月中旬的一天，轮到义斋女犯人到图书馆借书。车耀先意外看到了女儿当年的中学同学余硕卿，他不知道余硕卿此时已经改名张露萍。当时人多眼杂，两人装作不认识，没有深谈。 几天后，车耀先帮助张露萍获得修补图书的机会，两人得以在图书馆单独见面。 张露萍向车耀先讲述了自己当年离开成都后的经历，到延安入党，成家，又接受任务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建立军统电台特别党支部。 车耀先这才知道当年的那个中学生小姑娘，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坚毅聪慧的地下工作者。他和韩子栋等支部同志商量后，吸收张露萍参加了狱中地下党支部，并由张露萍秘密联系了张蔚林等6人一起加入党支部，开展地下斗争。 张露萍出色地完成了党支部交给她的每一项任务。她还尽自己所能，关心照顾其他生病、负伤、体弱的难友，深受大家喜爱。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英勇就义那天，难友李任夫（李济深秘书）出于对这位年轻革命者的深深敬意，在一块牛角片上刻下了＂253·1945·7.14＂的字样，253是张露萍的监号，后面是她殉难的日子。他一直珍藏的这块牛角片，43年后成为确定张露萍就义日期的珍贵物证。 韩子栋作为息烽集中营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对张露萍从延安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有所了解，对她参加狱中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对她和其他6名同志在狱中英勇表现，印象深刻，赞许有加。 解放后他到贵阳工作时，专程到息烽寻找张露萍就义地点，发现坟头已经销蚀得只剩下一堆乱石杂草。他自己出钱，请附近乡亲整修了烈士坟头，并栽种了数棵松柏。 但是，为烈士正名之事，因人物更迭，时势变幻，难有进展。 时间进入1980年，韩子栋了解到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为张露萍等7烈士正名不容错过的时机。 他立即动笔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韩子栋在报告中提供了张露萍是四川崇庆县人，本姓余，曾与车耀先之女车崇英中学同班，原组织关系在中共南方局等重要线索。 他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 韩子栋将报告寄送给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省委组织部下达有关查清中美合作所监狱100名遇难者问题的任务：＂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100名死难者及其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负责＂。四川省委组织部立即组成专案复查组，对黎琳叛变案、张露萍军统电台人员案开展系统全面的组织审查。 韩子栋还将报告寄给全国妇联一份。全国妇联正在着手编写《中华女英烈》一书，虽然调查认定烈士的工作不是由妇联负责，但是，她们相信根据韩子栋提供的事实，追认张露萍为烈士只是时间问题。她们立即请贵州妇联就近调查整理张露萍烈士的事迹。 贵州妇联经过不懈努力，基本查清了张露萍的斗争事迹，也查清了张露萍即是黎琳，而余慧琳、余硕卿、余家英、余薇娜都是黎琳不同时期的名字。贵州妇联的调查结果为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奠定了重要基础。 全国妇联主持推动调查工作的是办公厅主任刘革非，她多年前还使用过一个名字：刘玉丰。她正是当年和黎琳一起奔赴延安的中学同学刘玉丰。 但是在调查初期，她并没有意识所要调查了解的张露萍，会和她有什么交集。 更大的巧合是，刘革非的丈夫雷英夫，当年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工作，恰恰就是张露萍在军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单线联系的上线领导人。 1941年刘革非与雷英夫结婚后，一度去了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在邓颖超领导下做妇女工作。她在重庆期间，丈夫雷英夫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工作上的秘密事项对她守口如瓶。所以，她并不知道，雷英夫秘密联系一个化名张露萍的情报干部，更不知道张露萍就是自己的好友黎琳，此时已经被捕入狱。 1982年·雷英夫的证明 根据韩子栋来信中关于张露萍的＂组织关系在中共南方局＂的重要线索，复查组在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找到了当年南方局军事组干部雷英夫，他正是当年组织指定的张露萍情报工作的单线联系人。 雷英夫详细回忆了黎琳来到重庆后如何化名为张露萍，以及张露萍出色完成情报工作任务的过程与事迹。 那是1939年11月20日的下午，设在重庆周公馆里的南方局军事组接到了一个电话，里面是一个年轻女性声音：＂大舅，我陪妈妈进城看病来了。＂ 军事组明白，延安派来的黎琳同志到达重庆了。军事组立刻派车来到市中心的国泰大戏院门口，看到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站在那里，手里按约定拿着一张《中央日报》。 黎琳在晚饭时分被接到周公馆，走进餐厅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叶剑英，以及军事组成员曾希圣、雷英夫热情地迎接她的到来。 南方局对黎琳的到来十分重视。 本来，组织上调黎琳回到重庆，是打算让她通过父女关系做余安民的统战工作。但是，在黎琳到达前，工作任务发生了变化。 叶剑英向黎琳表示欢迎并简单交谈后，由曾希圣和雷英夫与黎琳具体研究工作。曾希圣向黎琳讲述了变化后的新情况。 黎琳到达重庆前，南方局军事组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两名党员，两人把获得的情报直接送到周公馆。 当时周公馆已经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直接送达情报的风险极大。军事组急需在周公馆与张蔚林之间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安排一个联络员。这个联络员既要特别可靠，又要有一个适当的名义，还必须未在重庆露过面，不在特务的掌握之中。南方局考虑了若干位同志，条件都不大合适。后来，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即将从延安到达的黎琳担任这个联络员比较合适。 曾希圣和雷英夫对黎琳说：这个工作不仅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十分危险。 雷英夫说，我们请示了剑英同志。他要我们先向你把情况讲清楚，一定要征得你本人同意。你是否回去先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再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 黎琳当即果断表示：情况已经十分明了，我愿意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接受考验。我感谢党对我的信任。 曾希圣和雷英夫被黎琳的态度打动。曾希圣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的女同志如此果敢。我们把情况向剑英同志汇报，并拟出一个具体方案，你再慎重考虑一下。我们明天再做最后决定。 第二天早饭后，曾希圣再次询问黎琳，你考虑好了吗？黎琳语气坚定：考虑好了。我完全同意新的工作安排，今后也坚决执行组织上的一切指示。 雷英夫向黎琳介绍了张蔚林的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张蔚林是上海人，有个妹妹从上海流亡到长沙读高中，近日不幸在日本鬼子的空袭中遇难，这个情况军统内部无人知晓。军事组打算让黎琳以她妹妹的身份，以考大学的名义，由长沙经宜昌来重庆找他这个哥哥。 所以，黎琳必须再次改名，姓要跟着张蔚林，新名字就叫张露萍。 黎琳不仅要改名换姓，而且要断绝和所有亲朋好友的一切联系。她的工作直接由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她的工作安排只有叶剑英以及曾希圣和雷英夫掌握。 张露萍进入情报工作岗位后，掌握她工作情况的只限于单线联系上级雷英夫一人。 这既是斗争需要，也是保护黎琳安全的需要。 但是，这种秘密情报工作的保密方式，很可能造成一些很不利的情况。黎琳与亲人挚友的联系中断后，音讯隔绝就可能造成各种误会。万一出了重大变故，与单线联系人的联系中断，已经改名张露萍的黎琳就可能从此＂失踪＂，就可能失去与上级的联系渠道，甚至从亲人挚友的视野中永远消失。 秘密情报工作的忍辱负重，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1939年11月底的一天，张露萍与＂哥哥＂和张蔚林＂重逢＂，军事组事先在重庆两路口附近的牛角沱租好了两间民房，＂兄妹＂两人以此为家，外间张蔚林住，里间是张露萍的居室。 南方局给张露萍的任务有三项：1，在军统局电讯处成立中共特别支部，领导支部党员的工作；2，将张、冯等人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周公馆；3、若有可能，在军统局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张露萍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她与张蔚林、冯传庆三人成立特别支部后，张露萍按组织指定担任支部书记。年仅18岁的她虽然在支部里年轻最轻，但是张、冯两人都心悦诚服地服从她的领导，敬佩她在政治上的成熟。 张露萍按照南方局要求，在军统电讯总台注意发展新党员。第一个新党员是报务员杨光。组织批准杨光入党申请后，张露萍、张蔚林和杨光三人一起到北碚温泉游玩，在一个陡峭的山顶上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也就是那天，返回市区后杨光与两人分手，张露萍与张蔚林肩并肩往牛角沱走时，突然遇到了谌曼里。张露萍看到了坐在黄包车上的好友，因为保密要求，她拉着张蔚林急忙躲进小巷子里。不料就此造成了沉痛的误会。 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成员不断壮大，最后支部发展到了8人。在杨光之后发展的是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另外一个是后来变节的安文元。 特别支部在短短数月里，报送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和政治情报。 一次，杨光奉命向胡宗南部队司令部发一份密电，内容是军统局派遣特务小组潜入延安的日期与地点，要胡宗南派人护送。他们将情报送出后，延安根据情报将特务小组一网打尽。 叶剑英专门让雷英夫买了一袋广柑送到牛角沱，奖励他们的成绩。同时叮嘱，敌人对这次失败肯定会产生疑问，可能从内部追查原因，一定要提高警惕。 1940年1月，他们又截获军统将搜捕昆明地下党领导成员的名单，使这些同志得以及时撤离。戴笠因此大怒，责令电讯处严加追查。 南方局立即决定，特别支部暂停收集传送情报，以保安全。 1940年大年初一，雷英夫给张露萍送去一个印刷精美的信封，里面大红信笺写着：余安民将军台鉴：谨祝阁下龙年安康吉祥。落款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雷英夫嘱咐张露萍回成都家中看望父亲，可以多住几天，同时做些工作，了解一些川军上层人物对我党政策的真实态度。并叮嘱她尽量少出门，少见外人。 不料，就在张露萍离开重庆的时候，特别支部出了大事。 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张蔚林匆忙来到周公馆。告诉曾希圣和雷英夫，他在工作时烧坏了一个真空管，说要坏事。 曾希圣是我党我军无线电工作的创始者，对电台工作十分熟悉。他说，电台烧坏真空管是常有的事，不算什么。要张蔚林沉住气，不要对外说，上街买一个补上就是。如果有人知道了，就说这是常有的事。 但是，就在张蔚林到周公馆的时候，军统发现他没有在班，派特务到牛角沱住处寻找，结果发现了军统绝密文件，等张蔚林再回去时就被逮捕。 军统特务又假冒他的名义，打电报要张露萍＂速回＂。 南方局得知张蔚林被捕后。一面及时转移其他地下关系，一面设法通知在成都的张露萍转移。正在此时，却收到张露萍的电报，用密语讲她收到了张蔚林生病的电报，即刻动身返回重庆。 南方局断定这是军统的圈套，立即派人前去接应张露萍，但是晚了一步，张露萍已经动身乘上长途客车，到重庆一下车就被军统特务逮捕。 南方局抓紧研究营救办法，认为上策是通过余安民，走国民党内部关系进行营救，成功把握较大。于是立即派人前往成都通知余安民。 张蔚林被捕后，对自己鲁莽轻率造成的后果追悔莫及，极力想避免更大的损失，希望张露萍能及时转移。他跟看守所所长毛烈此前就熟识，花了50块大洋请毛烈送信到中二路四德里的秘密联络点，让他们＂找亲戚来保释自己＂。 于是，秘密据点的人员得以安全转移。但是，张露萍未能幸免。 张露萍被捕后不久的一天，南方局军事组正在开会研究应对张蔚林事件的措施，忽然有人报告，发现巷子口有几个人拥着张露萍向周公馆后门走来。曾希圣、雷英夫他们立即赶到后门向外观察，看到张露萍在几个特务的跟随下，目不斜视地从周公馆门口走过。门里的同志深深理解张露萍此时此刻的心情，为她的行为所感动。 此后，张露萍和特别支部同志与南方局军事组的联系完全中断。南方局无法了解到他们被捕后在狱中的表现情况。 不久，曾希圣、雷英夫又因工作需要先后调离重庆。这样，即使在南方局，也没有人了解张露萍他们的真实情况了。 张露萍为了保护组织，不论是对敌人，还是对难友，始终不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使得狱中的难友们，也都不知道张露萍就是黎琳。 结果，谌曼里在重庆目睹黎琳叛变的误传，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法得以澄清。谌曼里也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在延安因意外事故离世，最终也没有看到误会消除的那一天。 听了雷英夫对复查组的回忆，刘革非感慨万千，她这才明白，全国妇联此前寻找的英雄张露萍，竟是几十年渺无音讯的好友黎琳。 雷英夫感慨道：＂可惜曾希圣同志已经去世，1968年他临终前还问当年我们一起在南方局工作的张清化同志：‘黎琳的事到底怎么样了？这个事情搞不清楚我心里总是不安啊！’＂ 1983年7月26日，叶剑英接见了复查组的同志，并写下了详细的证明材料。 为了核实张露萍英勇就义的具体情形，复查组找到了当年的刑车驾驶员吕飞熊、坐在刑车上的修理工李复志以及为烈士做棺材进行殓埋的张思光、王老汉等人。并向仍然健在的息烽集中营难友进行详细的调查。 通过他们的回忆，张露萍英勇就义的场景浮现在了复查组同志们的眼前。 1945年7月14日，24岁的张露萍平静地换上自己喜爱的那身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戴上母亲留给她的红宝石戒指和玉手镯，请同室难友为自己梳理了那头浓密的秀发，涂了口红，然后将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物件留给难友做纪念。她还在一个笔记本上给已经分别6年的丈夫李清写了一行字：＂再见了，请你要保重！琳——1945.7.14＂。她把笔记本交给同室难友徐林侠：你若能出去，请设法找到李清，把这个笔记本交给他。 然后，她同张蔚林等7人一道，告别难友，唱着《国际歌》，登上囚车。 在刑场上，当背后的枪声响起时，张露萍发现战友们已经倒下，她转身拍着胸膛向刽子手呵斥：＂笨蛋，朝这里打啊！＂ 她的豪气英风，令在场者无不万分敬佩，终身难忘。 李清与黎琳于1939年10月在延安河滩兵站分别后，除去谌曼里带来消息和此后黎琳捎来的糖果外，几十年里再无丝毫音讯。 40多年后，复查组在交通部找到时任部长李清，给他带来了黎琳的消息。 1983年·追认张露萍为革命烈士 1983年秋，四川省委组织部对黎琳重新做出了完整的组织结论，上报中央组织部。 1983年11月27日是中美合作所大批烈士殉难44周年纪念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里，新增了张露萍等烈士的事迹，英名录里增添了张露萍等7烈士的姓名。陵园里了树立了张露萍烈士纪念碑。 1984年1月，民政部确定张露萍等7人为革命烈士。 1984年5月10日，在张露萍等7烈士就义的息烽快活岭，英雄遗骨在新建的陵墓重新安葬。 1985年清明，李清从北京来到息烽的烈士墓前，给黎琳献上花篮，他在花篮素绢上写下挽诗： 苍山埋忠骨，正气撼山川。 梦随孤坟绕，犹忆延水边。 在李清的记忆里，张露萍永远是延水河边那个年方十八的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