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下令招募三千兵勇，王錱存有私心招了一万，曾难与谋大事

　　曾国藩是中国晚清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创立＂湘军＂，力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救大清王朝于大厦将倾，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对当朝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就是这样一位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重量级人物，当年有一名湘军将领却敢于在他手下擅权逾规，并且事后弃他而去，另觅新主。这位公然以下犯上的湘军将领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与曾国藩之间又有何恩怨纠葛呢？
　　投笔从戎起，慧眼识英才
　　这位敢在曾国藩面前捋虎须的人姓王名錱，字璞山，曾是湖南省湘乡县一名秀才。王錱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勤勉好学，三岁读经书，十岁念私塾，好读理学名典《通鉴纲目》。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人年少即许下大志：＂人生一息尚存，既当以天下万世为念。＂（注1）
　　王錱
　　24 岁时，王錱考取秀才，后拜入当时著名理学大师罗泽南门下。
　　罗泽南与王錱是同乡，他的理学思想注重经世致用，具有强烈的报国情怀，他所授课程也是文武兼修，不仅传授弟子儒学理论，还演授武艺阵法等军事技能，王錱在其影响下文韬武略都得到长足发展。
　　罗泽南
　　1851年洪秀全等人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声势浩大迅猛，短时间内即呈燎原之势。在此关头，罗泽南与王錱等众弟子都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到剿灭太平起义军的行列。
　　当时清政府正规军队＂八旗＂、＂绿营＂均腐化庸堕，战力衰微，根本不足以对抗来势汹汹的太平起义大军。湖南地主士绅们为求自保，纷纷出钱出资建立地方武装，罗泽南和王錱就各自组织率领了一支这样的＂湘勇＂团练队伍。
　　王錱将师从罗泽南所学军事技能应用于＂湘勇＂队伍打造中，并在训练和作战过程中不断完善提升，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治军方略和作战方法。
　　其时的曾国藩已官居二品，任吏部右侍郎，当太平天国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自南向步步进逼之时，曾国藩正从京城返回湖南老家处理母亲后事。
　　清帝咸丰有感正规军羸弱不堪，难以压制太平军攻势，遂命令正在湖南的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一起招抚团练地方武装，以壮大清廷军队实力，就这样曾国藩和王錱有了交集。
　　咸丰
　　1852年太平军入侵湖南，受巡抚张亮基调派，罗泽南与王錱分别率领各自＂湘勇＂赴省会长沙助防。
　　正在长沙的曾国藩见到王錱所部队伍军纪严明、行止有度，与其他地方武装相比有明显不同，就将王錱招来攀谈。
　　结果发现王錱无论在治军还是作战方面都有不俗见地，曾国藩对其大为赏识，将其所辖队伍与罗泽南及另一位首领邹寿璋所带领的＂湘勇＂进行统编，形成了＂湘军＂的最初基干。
　　此后，王錱在曾国藩手下四处平定湖南内部农民起义，先后剿灭了衡山、郴州、全州等多地义军，还带队跨省远赴广西拿下兴宁城，阻断了省外太平军与湖南内部起义军里应外合的通路。曾国藩对王錱的带兵能力非常认可，在很多场合都对王錱的作战表现称赞有加。
　　募勇起龃龉，负气换门庭
　　曾国藩对王錱的军事能力甚为赏识，但对于王錱的个性并不喜欢。
　　曾国藩为人谦逊自持，所以向来不喜欢狂妄自大之人，他在给亲人家书中就曾提到：＂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注2）但王錱性格的最大特点却正是骄傲自大，张扬外露，这与提倡谨言慎行的曾国藩在性格上形成一种矛盾。
　　求学期间，王錱的张扬主要表现在言语上，他喜欢高谈阔论，不容他人置喙。有一次在课堂上王錱突发感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然不顾台上老师和台下同学作何反应。
　　后来老师罗泽南实在忍不住了，趁他话语间隙笑着插嘴：＂璞山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注3）王錱这才意识到自己喧宾夺主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统兵之后，王錱的张扬则更多表现在处事上的骄傲自负。战场上的顺风顺水，屡战屡胜使他逐渐意骄气满，开始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甚至对曾国藩的命令也不予重视。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曾国藩多次以书信等方式对王錱进行规劝提醒：＂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言语夸大，恐持之不固，法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注4）但王錱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这为两人后来分道扬镳埋下了隐患。
　　1853 年7月，曾国藩命令罗泽南率部支援南昌守军抗击太平军进攻，在此战中有多位王錱之前同门好友阵亡。王錱未参与此战，闻听同门噩耗心中悲愤异常，写信给国藩＂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将粤匪扫荡。＂（注5）
　　而此时曾国藩也有增募兵勇，援助江西守军之意，所以就应允了王錱＂募勇三千＂的请求，派手下吴坤修和王錱一同回湘乡招募兵勇。
　　但吴、王二人互不相容，在募兵过程产生了很多矛盾。吴坤修提前返回省城，给王錱罗织了一堆半真半假的罪名向曾国藩告状，身处省城不明就里的曾国藩不免对王錱心存芥蒂。
　　而王錱在招兵过程中也的确存有私心，欲壮借机大自身实力，他突破了曾国藩限定的＂三千＂底线，私自招募了一万人。曾国藩得知此情后，联系到之前吴坤修所诉王錱罪状，心中不禁大为恼怒，严令王錱＂檄令裁省＂（注6），自行遣散多招兵勇。
　　王錱对此命令非常抵触，随即上书曾国藩，请求将自己一并撤职，二人矛盾公开激化。
　　下属有令不行乃是兵家大忌，饶是曾国藩心胸大度一时也难以接受，遂动了弃用王錱之念，他在给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指责王錱：＂见其意气满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窃虑其难与谋大事。＂（注7）
　　骆秉章
　　当时担任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也发现了王錱带兵与众不同，心知王錱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建议骆秉章趁此机会将王錱及其＂湘勇＂全部接收。王錱本就有脱离曾国藩管辖之意，听闻骆秉章有此打算，立即应允，从此改换门庭，成为骆秉章的手下。
　　左宗棠自负尝败绩，危难施援手
　　王錱刚愎自用的性格很快让他付出了惨痛代价。
　　1854 年，太平军石祥祯攻占岳州（今岳阳）及周边县乡，巡抚骆秉章派王錱、朱孙诒等率部征缴。
　　此时曾国藩正统领湘军驻守衡州，王錱、朱孙诒的行动归于湘军统一指挥当中。3月21日，王錱收复了岳州，其后主动出击蒲圻羊楼司太平军林绍璋部，林绍璋采取避实就虚策略，由水路攻打岳州，迫使王錱匆忙回防岳州。
　　但当时岳州刚收复不久，城中百姓出逃，物资匮乏，不宜固守。曾国藩令王錱弃守岳州，退保南津，但王錱依旧对曾国藩号令置若罔闻，坚持守城拒敌。
　　4月7日，岳阳被围，王錱携众坚守，但城内无军需补给，王錱只能＂与各勇杀马觅草为食。＂（注8）本来他预期湘军水师能前来支援，但此时湘军水师也被太平军所败，王錱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孤军陷入绝境。
　　曾国藩气恼王錱的一意孤行，一面大骂王錱＂狂夫几何不败事＂（注9），另一面却千方百计调集水师残余战船，奔赴岳州解围。当救援战船到达岳州，王錱羞愧难当，欲拔刀自刎，部下将其救下，保护他登上战船脱离战困。
　　岳州一战损失惨重，有多名与王錱同拜于罗泽南门下的同窗在此战中阵亡，湘北战事陷入被动，湘军士气大挫，王錱终于尝到了骄傲自负的苦果。他在给骆秉章的信中写道：＂卑职战守不力，大挫军威，深负委任，清夜自思，万死不足以塞责。＂（注10）
　　其后，王錱痛定思痛，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继续深研用兵之法，继而在后续作战中一雪前耻，取得了更大胜利。
　　1854 年 10 月，广西天地会朱红英、胡有禄等和湖南天地会何贱苟一起攻陷广西灌阳，建立＂升平天国＂，因其所属起义军皆蓄长发戴红巾，所以被称之为＂红巾军＂。红巾军不久攻入湖南，渐渐取代太平军，成为湖南官绅大患。
　　此时，清政府已将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主力悉数北调，全力镇压湖北、江西境内太平军，湖南省内兵力空虚，骆秉章麾下的王錱所部成为防卫湖南的重要力量。
　　从1854 年到1855年，王錱一军在湖南数次大败红巾军，最终使红巾军元气大伤，退回广西，再也无力对湖南构成威胁。
　　此时的曾国藩带领湘军转战江西、湖北却战事不顺，太平军石达开在江西攻势凌厉，接连攻克 40 余州县，曾国藩属下得力干将罗泽南也在围攻湖北武昌的战役中不幸殒命。
　　面对湘军在鄂赣战场的不利局面，刚平定完红巾军的王錱毅然率部跨省支援，配合曾国藩开启了省外作战。
　　王錱在鄂赣战场同样大显神威，协同湘军两破太平军，拿下江西战略要地吉安，＂肃清＂赣江上游各州县义军；然后又以＂步步推进＂策略逼迫坚守湖北武昌的太平军韦志俊弃城而逃，拿下武昌重镇。
　　王錱的支援使曾国藩在鄂赣战场上从被动转为主动，而此间王錱所部的骁勇善战也给了鄂赣太平军极大震慑，王錱因此被太平军称作＂王老虎＂。
　　命陨征途止，后继建新功
　　连年四处征战讨伐，使王錱健康出现了很大问题，战伤加体疾曾多次迫使王錱不得不回乡养病，但战事紧急每次他都未待痊愈又重新披挂上阵，接连的透支终于使王錱身体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
　　1857 年8 月，在江西乐安追剿太平军途中王錱感染＂热疾＂，他无法亲上前线带队，只能卧床遥控指挥。
　　他派部下张运兰协同清军解除了太平军对永丰县的围困，又命令手下乘胜追击败退敌军，以求全歼。就在军队士气大振，胜利在望之际，王錱却病情恶化，于9月21日离开了人世，终年 33 岁。
　　王錱的去世令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这些与之合作过的清廷官员们倍感惋惜，纷纷为其上书请功。
　　清廷认为，王錱所部＂纪律严明，身经百战，前后杀贼十余万，克服城池二十余处，阙功甚伟。＂（注11）破格追授王錱二品布政使衔，赐予＂壮武＂谥号，并在湖南、江西等地设立专祠以纪念其功绩。
　　王錱去世后，其旧部一分为二，分别由张运兰和王开化带领，继续追随骆秉章在江西各地镇压太平军。
　　后张云兰部被曾国藩调入安徽战场，协助湘军收复了黟县、翕州等多地，张云兰因功被晋升为福建按察使；王开化则被左宗棠收入楚军，也因征剿太平军有功被擢升为道员。
　　1864 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在湘军各部联合绞杀下，以失败而告终。农民起义大患解除后，曾国藩规模庞大的湘军成为朝廷隐忧，清帝害怕曾国藩拥兵自重威胁到自身统治。
　　在此情况下，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大部分武装被遣散，但王錱旧部却始终被保留，并在其后曾国藩镇压捻军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左宗棠属下的王錱旧部则在1875年跟随左宗棠去往新疆，奉命抗击沙俄和阿古柏等侵略势力。
　　1876 年，王錱旧将刘锦棠以所部＂老湘营＂为主力，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各城，后又攻破阿古柏重兵防守的天山隘口和吐鲁番，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语
　　从1853年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1857 年病死于江西，王錱真正意义上的统军作战生涯不过4年时间，但在这4年里他歼敌 10 余万，收复城池 20 多座，既保住了湖南省内安定局势，又跨省支援了省外湘军；
　　他所带领的队伍涌现出多位军事人才，为后来抗击太平军、捻军以及收复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勤于研究战争理论，撰写了《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等军事专著，对后世军事理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从军事角度，王錱的功绩和能力出类拔萃，但从为人角度看，王錱个性刚愎自用，执拗不羁，这一点限制了他的个人发展，也造就了他与曾国藩之间微妙的关系。
　　从他与曾国藩的过往交集我们不难看出，他与曾国藩之间既有性格冲突所导致的矛盾，也有危难之时相互帮助的惺惺相惜。
　　曾国藩在后来所著《挺经》里曾写道：＂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注12）
　　这其中的＂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与王錱其人何其相似——这或许是曾国藩在以另一种方式怀念这位和自己个性相异，却又肝胆相照的旧下属吧。文献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