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晚清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创立湘军,力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救大清王朝于大厦将倾,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对当朝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就是这样一位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重量级人物,当年有一名湘军将领却敢于在他手下擅权逾规,并且事后弃他而去,另觅新主。这位公然以下犯上的湘军将领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与曾国藩之间又有何恩怨纠葛呢? 投笔从戎起,慧眼识英才 这位敢在曾国藩面前捋虎须的人姓王名錱,字璞山,曾是湖南省湘乡县一名秀才。王錱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勤勉好学,三岁读经书,十岁念私塾,好读理学名典《通鉴纲目》。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人年少即许下大志:人生一息尚存,既当以天下万世为念。(注1) 王錱 24岁时,王錱考取秀才,后拜入当时著名理学大师罗泽南门下。 罗泽南与王錱是同乡,他的理学思想注重经世致用,具有强烈的报国情怀,他所授课程也是文武兼修,不仅传授弟子儒学理论,还演授武艺阵法等军事技能,王錱在其影响下文韬武略都得到长足发展。 罗泽南 1851年洪秀全等人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声势浩大迅猛,短时间内即呈燎原之势。在此关头,罗泽南与王錱等众弟子都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到剿灭太平起义军的行列。 当时清政府正规军队八旗、绿营均腐化庸堕,战力衰微,根本不足以对抗来势汹汹的太平起义大军。湖南地主士绅们为求自保,纷纷出钱出资建立地方武装,罗泽南和王錱就各自组织率领了一支这样的湘勇团练队伍。 王錱将师从罗泽南所学军事技能应用于湘勇队伍打造中,并在训练和作战过程中不断完善提升,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治军方略和作战方法。 其时的曾国藩已官居二品,任吏部右侍郎,当太平天国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自南向步步进逼之时,曾国藩正从京城返回湖南老家处理母亲后事。 清帝咸丰有感正规军羸弱不堪,难以压制太平军攻势,遂命令正在湖南的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一起招抚团练地方武装,以壮大清廷军队实力,就这样曾国藩和王錱有了交集。 咸丰 1852年太平军入侵湖南,受巡抚张亮基调派,罗泽南与王錱分别率领各自湘勇赴省会长沙助防。 正在长沙的曾国藩见到王錱所部队伍军纪严明、行止有度,与其他地方武装相比有明显不同,就将王錱招来攀谈。 结果发现王錱无论在治军还是作战方面都有不俗见地,曾国藩对其大为赏识,将其所辖队伍与罗泽南及另一位首领邹寿璋所带领的湘勇进行统编,形成了湘军的最初基干。 此后,王錱在曾国藩手下四处平定湖南内部农民起义,先后剿灭了衡山、郴州、全州等多地义军,还带队跨省远赴广西拿下兴宁城,阻断了省外太平军与湖南内部起义军里应外合的通路。曾国藩对王錱的带兵能力非常认可,在很多场合都对王錱的作战表现称赞有加。 募勇起龃龉,负气换门庭 曾国藩对王錱的军事能力甚为赏识,但对于王錱的个性并不喜欢。 曾国藩为人谦逊自持,所以向来不喜欢狂妄自大之人,他在给亲人家书中就曾提到: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注2)但王錱性格的最大特点却正是骄傲自大,张扬外露,这与提倡谨言慎行的曾国藩在性格上形成一种矛盾。 求学期间,王錱的张扬主要表现在言语上,他喜欢高谈阔论,不容他人置喙。有一次在课堂上王錱突发感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然不顾台上老师和台下同学作何反应。 后来老师罗泽南实在忍不住了,趁他话语间隙笑着插嘴:璞山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注3)王錱这才意识到自己喧宾夺主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统兵之后,王錱的张扬则更多表现在处事上的骄傲自负。战场上的顺风顺水,屡战屡胜使他逐渐意骄气满,开始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甚至对曾国藩的命令也不予重视。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曾国藩多次以书信等方式对王錱进行规劝提醒: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言语夸大,恐持之不固,法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注4)但王錱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这为两人后来分道扬镳埋下了隐患。 1853年7月,曾国藩命令罗泽南率部支援南昌守军抗击太平军进攻,在此战中有多位王錱之前同门好友阵亡。王錱未参与此战,闻听同门噩耗心中悲愤异常,写信给国藩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将粤匪扫荡。(注5) 而此时曾国藩也有增募兵勇,援助江西守军之意,所以就应允了王錱募勇三千的请求,派手下吴坤修和王錱一同回湘乡招募兵勇。 但吴、王二人互不相容,在募兵过程产生了很多矛盾。吴坤修提前返回省城,给王錱罗织了一堆半真半假的罪名向曾国藩告状,身处省城不明就里的曾国藩不免对王錱心存芥蒂。 而王錱在招兵过程中也的确存有私心,欲壮借机大自身实力,他突破了曾国藩限定的三千底线,私自招募了一万人。曾国藩得知此情后,联系到之前吴坤修所诉王錱罪状,心中不禁大为恼怒,严令王錱檄令裁省(注6),自行遣散多招兵勇。 王錱对此命令非常抵触,随即上书曾国藩,请求将自己一并撤职,二人矛盾公开激化。 下属有令不行乃是兵家大忌,饶是曾国藩心胸大度一时也难以接受,遂动了弃用王錱之念,他在给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指责王錱:见其意气满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窃虑其难与谋大事。(注7) 骆秉章 当时担任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也发现了王錱带兵与众不同,心知王錱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建议骆秉章趁此机会将王錱及其湘勇全部接收。王錱本就有脱离曾国藩管辖之意,听闻骆秉章有此打算,立即应允,从此改换门庭,成为骆秉章的手下。 左宗棠自负尝败绩,危难施援手 王錱刚愎自用的性格很快让他付出了惨痛代价。 1854年,太平军石祥祯攻占岳州(今岳阳)及周边县乡,巡抚骆秉章派王錱、朱孙诒等率部征缴。 此时曾国藩正统领湘军驻守衡州,王錱、朱孙诒的行动归于湘军统一指挥当中。3月21日,王錱收复了岳州,其后主动出击蒲圻羊楼司太平军林绍璋部,林绍璋采取避实就虚策略,由水路攻打岳州,迫使王錱匆忙回防岳州。 但当时岳州刚收复不久,城中百姓出逃,物资匮乏,不宜固守。曾国藩令王錱弃守岳州,退保南津,但王錱依旧对曾国藩号令置若罔闻,坚持守城拒敌。 4月7日,岳阳被围,王錱携众坚守,但城内无军需补给,王錱只能与各勇杀马觅草为食。(注8)本来他预期湘军水师能前来支援,但此时湘军水师也被太平军所败,王錱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孤军陷入绝境。 曾国藩气恼王錱的一意孤行,一面大骂王錱狂夫几何不败事(注9),另一面却千方百计调集水师残余战船,奔赴岳州解围。当救援战船到达岳州,王錱羞愧难当,欲拔刀自刎,部下将其救下,保护他登上战船脱离战困。 岳州一战损失惨重,有多名与王錱同拜于罗泽南门下的同窗在此战中阵亡,湘北战事陷入被动,湘军士气大挫,王錱终于尝到了骄傲自负的苦果。他在给骆秉章的信中写道:卑职战守不力,大挫军威,深负委任,清夜自思,万死不足以塞责。(注10) 其后,王錱痛定思痛,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继续深研用兵之法,继而在后续作战中一雪前耻,取得了更大胜利。 1854年10月,广西天地会朱红英、胡有禄等和湖南天地会何贱苟一起攻陷广西灌阳,建立升平天国,因其所属起义军皆蓄长发戴红巾,所以被称之为红巾军。红巾军不久攻入湖南,渐渐取代太平军,成为湖南官绅大患。 此时,清政府已将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主力悉数北调,全力镇压湖北、江西境内太平军,湖南省内兵力空虚,骆秉章麾下的王錱所部成为防卫湖南的重要力量。 从1854年到1855年,王錱一军在湖南数次大败红巾军,最终使红巾军元气大伤,退回广西,再也无力对湖南构成威胁。 此时的曾国藩带领湘军转战江西、湖北却战事不顺,太平军石达开在江西攻势凌厉,接连攻克40余州县,曾国藩属下得力干将罗泽南也在围攻湖北武昌的战役中不幸殒命。 面对湘军在鄂赣战场的不利局面,刚平定完红巾军的王錱毅然率部跨省支援,配合曾国藩开启了省外作战。 王錱在鄂赣战场同样大显神威,协同湘军两破太平军,拿下江西战略要地吉安,肃清赣江上游各州县义军;然后又以步步推进策略逼迫坚守湖北武昌的太平军韦志俊弃城而逃,拿下武昌重镇。 王錱的支援使曾国藩在鄂赣战场上从被动转为主动,而此间王錱所部的骁勇善战也给了鄂赣太平军极大震慑,王錱因此被太平军称作王老虎。 命陨征途止,后继建新功 连年四处征战讨伐,使王錱健康出现了很大问题,战伤加体疾曾多次迫使王錱不得不回乡养病,但战事紧急每次他都未待痊愈又重新披挂上阵,接连的透支终于使王錱身体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 1857年8月,在江西乐安追剿太平军途中王錱感染热疾,他无法亲上前线带队,只能卧床遥控指挥。 他派部下张运兰协同清军解除了太平军对永丰县的围困,又命令手下乘胜追击败退敌军,以求全歼。就在军队士气大振,胜利在望之际,王錱却病情恶化,于9月21日离开了人世,终年33岁。 王錱的去世令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这些与之合作过的清廷官员们倍感惋惜,纷纷为其上书请功。 清廷认为,王錱所部纪律严明,身经百战,前后杀贼十余万,克服城池二十余处,阙功甚伟。(注11)破格追授王錱二品布政使衔,赐予壮武谥号,并在湖南、江西等地设立专祠以纪念其功绩。 王錱去世后,其旧部一分为二,分别由张运兰和王开化带领,继续追随骆秉章在江西各地镇压太平军。 后张云兰部被曾国藩调入安徽战场,协助湘军收复了黟县、翕州等多地,张云兰因功被晋升为福建按察使;王开化则被左宗棠收入楚军,也因征剿太平军有功被擢升为道员。 1864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在湘军各部联合绞杀下,以失败而告终。农民起义大患解除后,曾国藩规模庞大的湘军成为朝廷隐忧,清帝害怕曾国藩拥兵自重威胁到自身统治。 在此情况下,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大部分武装被遣散,但王錱旧部却始终被保留,并在其后曾国藩镇压捻军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左宗棠属下的王錱旧部则在1875年跟随左宗棠去往新疆,奉命抗击沙俄和阿古柏等侵略势力。 1876年,王錱旧将刘锦棠以所部老湘营为主力,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各城,后又攻破阿古柏重兵防守的天山隘口和吐鲁番,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语 从1853年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1857年病死于江西,王錱真正意义上的统军作战生涯不过4年时间,但在这4年里他歼敌10余万,收复城池20多座,既保住了湖南省内安定局势,又跨省支援了省外湘军; 他所带领的队伍涌现出多位军事人才,为后来抗击太平军、捻军以及收复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勤于研究战争理论,撰写了《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等军事专著,对后世军事理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从军事角度,王錱的功绩和能力出类拔萃,但从为人角度看,王錱个性刚愎自用,执拗不羁,这一点限制了他的个人发展,也造就了他与曾国藩之间微妙的关系。 从他与曾国藩的过往交集我们不难看出,他与曾国藩之间既有性格冲突所导致的矛盾,也有危难之时相互帮助的惺惺相惜。 曾国藩在后来所著《挺经》里曾写道: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注12) 这其中的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与王錱其人何其相似这或许是曾国藩在以另一种方式怀念这位和自己个性相异,却又肝胆相照的旧下属吧。文献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