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 通过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国民党的反复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为尽快使八路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1937年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西安：＂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各事。＂ 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 1937年9月3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与彭德怀、徐向前等乘火车进入山西，9月5日到达太原。 周恩来到山西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阎锡山共同抗战。阎锡山是山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从辛亥革命时起已统治山西20多年，一向闭关自守，不许其他政治势力进入。 1936年初，红军东渡黄河抗日，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却乘机以＂剿共＂为名，大举进入阎锡山的独立王国。 红军班师回陕后，开入山西的中央军仍不撤走，这对阎锡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他曾经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也对山西构成严重的威胁，使日阎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使阎锡山感到，降日、迎蒋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于是不得不另行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向中国共产党求助。 他在一段时间内标榜进步，招揽进步人士赴山西工作，为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 但是阎锡山并不是真心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他想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式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 他曾说过，抗战中他在3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所谓3个鸡蛋就是指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 针对阎锡山当时的两面性，周恩来到山西就是利用他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一面，推动共同抗战。 中央和毛主席派周恩来去山西开展工作，是因为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卓越的外交能力。 此外，周恩来在国民党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都称他为周先生。同时，中央还派彭德怀、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一同前往开展谈判工作。 徐向前、程子华和阎锡山是山西老乡，便于协同周恩来做统战工作。周恩来是与阎锡山谈判的首席代表。 在八路军办事处他约见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听取了刘少奇、彭雪枫关于山西采取多种形式团结、支持山西新派开展抗日救亡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开展谈判工作。 周恩来分别于9月7日、22日两次赶到雁门关附近的代县太和岭前线同阎锡山会谈。当时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天镇晋军不战而溃，傅作义部也准备从大同撤出，阎锡山在连遭挫败后对抗战失去信心。 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耐心地分析了抗战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但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 他在会谈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欲使华北抗战持久，必须使山西成为游击根据地。他建议将山西全部分成若干军区进行独立作战，使山西成为持久战的抗日根据地。 阎锡山听后，解除了许多顾虑，他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他请周恩来帮助写一个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用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了。 阎锡山看后，吃惊地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还感叹道：＂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对阎锡山当时表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周恩来给予积极评价，希望他履行诺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 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经过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在太原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当八路军开入山西时，晋北沦陷区的旧政权由于战事动乱已经瓦解。 八路军、牺盟会出面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主持各地区的工作。它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起了临时政权的作用。 经过与阎锡山会谈，阎锡山同意在晋北和绥远、察哈尔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以实行抗战的充分动员和游击战争的组织工作，八路军派代表参加。周恩来领导起草了动委会工作纲领。 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 战地动员委员会是抗战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形式。鉴于动委会的特殊形式，加上阎锡山曾对动委会有顾虑，周恩来在中间做了大量工作。 他多次电告中央进行积极沟通，形成了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的策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各级组织在山西普遍建立起来。 之后动委会在晋西北、晋东北、雁北、察哈尔、绥远等地，在配合八路军、牺盟会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动总会的成立，是国共两党在山西抗战初期成功合作的重要标志，凝结了周恩来超凡的智慧和巨大心血。 雁北失守后，山西处在抗战关键时刻，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暂留太原，一方面继续推动党的军事战略部署在山西的贯彻落实，推动山西和华北的全面抗战； 另一方面，应阎锡山要求，协助他进行重大战役的分析、决策、部署，继续协调八路军与阎锡山及国民党军事上的合作。 1937年9月中下旬，沿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分别占领河北沧州、保定等地，9月13日，晋北重镇大同弃守，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纷纷向雁门关方向撤退。 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〇师从西南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支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平型关战役打响。 身处第一线、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对平型关战役的策划和发动起着重要作用。 敬爱的周总理 战前，他与朱德同阎锡山研究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计划。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回忆道：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周恩来至雁门关岭口同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决定用运动战来配合阎锡山所拟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 ＂他为我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侧击平型关日军的作战命令。24日，周恩来电告洛甫、毛泽东：八路军主力在灵、广以南待机，宋时轮支队出东北游击。 他在电报中所说的灵、广是指晋北的灵丘和广灵。平型关正处在它们的西南，是日军从广灵、灵丘南下的必经之地，八路军便埋伏在它的东北方向待机。 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从9月24日晚起，彻夜冒雨设伏在平型关东北由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右侧高地。 25日清晨7时许，从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和辎重车辆及后卫部队进入伏击圈内。 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立刻展开猛烈攻击，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他们的全部辎重车辆，取得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平型关大捷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祝捷电报雪片似的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他对八路军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顺利地在敌后创建并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有着重大影响。 当时正在陕北待命入晋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红军参战的第一次胜利，也是中日开战以来最大的第一次的胜利。＂ 平型关一役，是八路军出师的第一仗，达到了出战必胜、振奋民心士气、提高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威信的目的。 平型关战役后，由于战局南移，阎锡山离开太和岭口，在10月1日回到太原。在太原失守前的一个多月里，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接触。 并多次应邀参与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并协调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的共同作战。这时，山西战局的中心已转到历时近一个月的忻口会战。 忻口在太原以北90公里处，正处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一条河谷地带，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也是守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后，阎锡山调集8万兵力，由刚率部入晋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准备忻口会战。 同时，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领数万兵力，在东线的娘子关布置防御阵地，阻止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 忻口会战开始时，阎锡山根据北线日军分3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地区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的防御。 10月初，周恩来在面见阎锡山和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时，针对其集中主力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明确指出：＂中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应当将主力用于侧面，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主动打击敌人。＂ 为了便于协调工作，经中共中央同意，他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周恩来仔细考察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兵力分布情况后，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提出修改意见。 他认为：在中部地区，应以小部钳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军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部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部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 为了配合忻口战役，他还提议组织正太、同蒲两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破坏铁路和煤矿。 他的这个方案，博得阎锡山、程潜、卫立煌、傅作义一致赞同。10月5日，毛泽东也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周与程潜、阎锡山共同决定之作战计划。＂ 第二天，周恩来又同阎锡山商定：为了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队10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 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 10月中下旬，周恩来、彭德怀到忻口前线指挥部会见卫立煌。周恩来再次向卫立煌表示，不赞成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更不赞成把一二九师调到中路的正面打阵地战，使他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 而主张让他们迂回到日军后方，寻找有利的条件打击敌人。而阎锡山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只重正面堵击。这种打法，势必损失大，胜算小。 周恩来一再向他建议，正面硬堵不如以少数兵力钳制敌军，主力向东北出击；加强侧面部署，以阻止敌军突入，避免败绩。 他还反复强调，正面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进攻。 阎锡山同意改变部署，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照周恩来的建议去做。娘子关、忻口的国民党军未能阻止日军的两面攻击，终使两地先后陷于敌手。 但是八路军在晋北、晋东北发动了一系列的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八路军一二〇师在10月18日伏击敌军交通线，一次摧毁敌运输汽车数十辆，歼敌500多人，一度收复宁武和雁门关，给进攻忻口的敌军运输线造成很大困难。 一二九师先头团在19日夜袭日军严密戒备的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24架，使急于夺取忻口的日军失去空中支援能力。 一一五师在繁峙、蔚县、曲阳一带配合作战，收复这些城镇和平型关等重要隘口，切断了日军通往张家口、北平的交通线。 忻口会战是华北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取得较好成果的一次战役。 卫立煌在忻口会战结束后，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他又说：＂没有把一二九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代表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11月2日，周恩来应邀参加阎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了守卫太原的问题。 撤离太原前，他再次会晤了傅作义，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他在太原的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礼堂向各抗日救亡团体做讲演，分析抗战形势，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他对牺盟会和决死队非常关切，寄予很大希望，并多次指导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工作，要求他们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密切配合八路军，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努力。 他不仅亲自出席牺盟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作重要报告，而且还专门为牺盟会的军政训练班和民众干部训练团的近5000名学员作重要讲话。 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胜利。 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 周恩来同志足足讲了3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像大海的怒涛，激荡在听众的心头。＂ 为实现党的策略任务，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周恩来还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给他们讲话，和他们座谈，尽力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增强抗战力量。 ＂有一次，周副主席应邀给阎锡山的军官教导团作报告。周副主席向他们宣讲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残暴罪行和狂妄野心，激发这些军官的爱国热情，勉励他们为保卫山西、保卫国土贡献力量。＂ 周恩来还接受太原女子师范学校的邀请，参加了部分师生的座谈会。＂周副主席亲切地问询了女师创办的时间，培养了多少学生，现在还有多少学生，目前学生的思想状况如何。 接着，他以热情风趣的语言，鼓励师生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使自己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成为对祖国和民族有所作为的人。＂ 许多师生积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其中有不少学生投笔从戎，走上杀敌战场；有一些学生到了延安，进了抗大，成长为革命骨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太原失守后，临汾一度成为山西抗战的政治中心。大批进步人士聚集在这里，抗战气氛高涨。 11月16日，周恩来在铁佛寺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讲演。他分析上海、太原失守后的抗战形势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继续强调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意义。 他说：＂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 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 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 他在分析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后指出：＂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 ＂它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同时也使日本无法结束它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 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毛主席与周总理 周恩来的这个演讲，猛烈抨击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局，重申了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挽救时局危机的正确主张。 周恩来当时的随员廖其康回忆道：＂周副主席的报告，表达了山西和华北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揭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右翼集团的民族投降活动。 坚定了广大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于我党我军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周副主席的报告，激起全场听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受到广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会后，听众自动集资将周副主席的讲话记录印行了数万份，广为散发。＂ 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杰姆斯曾这样记载，＂周恩来每天在临汾及其周围向民众大会演说＂，他＂黑色的眼睛充满着生气和活力，每当开始说话，两眼就发出光来。 他有一种叫人毫不感觉地接受了他的吸引的魔力，和天生能征服人的演说家的口才＂。 经过周恩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共同努力，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猛烈发展起来。 它像燎原烈火一样，逐渐被人们视为全国抗战的希望所在。周恩来完成中共中央交付他在山西的使命后，从前线返回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