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广州，正值盛夏，气候异常炎热而沉闷，天公似乎在以它的烦躁向人们暗示着一场隐然的危机。 上午九时许，一辆黑色小汽车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人，他们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先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女士，以及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廖仲恺和陈秋霖一下汽车，便健步登上通向大门的石阶。一阶、二阶、三阶，突然，从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窜出两个暴徒，向廖仲恺开枪射击。与此同时，躲在大门铁栅栏内的凶手也向廖仲恺开枪，廖仲恺和陈秋霖当即中弹仆地，鲜血染红了石阶。何香凝一见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扑向廖仲恺，当她低头看扶廖仲恺时，又是一阵枪响，子弹擦着头顶飞过。党部卫兵听到枪响，寻声赶来，向凶手追击，射中一人，余者都夺路而逃。何香凝等人急忙把廖仲恺抬上汽车，驰往东门外百子路公立医院抢救。但廖仲恺终因伤势过重，所遭四枪皆中要害，途中即与世长辞，时年仅48岁。 噩耗传来，国人痛悼。国民政府在距孙中山辞世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又失柱石，立时陷进一阵恐慌和惊乱之中。 少年壮志不言愁 1877年（清光绪三年）正是清政府暮气萧索的时期，但这晚世的光景却不能遏制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这一年的4月23日，在远离祖国的太平洋彼岸，廖仲恺以他的第一声啼哭作为来到人间的宣言，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取字仲恺。他的父亲廖竹宾，是客家人，由他省迁至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栖身，因家境寒苦，早年卖身当猪仔，来到旧金山做苦工，终岁辛劳，慢慢地积聚资本，终由经营小本生意发达，成为一个商人。后来，廖竹宾又在旧金山汇丰银行分行任职。廖仲恺的童年时代，一方面在美国学校读书，同时又被送到私塾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我们是中国人！＂这句话在廖仲恺幼小的心灵中就占有着非同寻常的重量。1893年，廖竹宾病故，16岁的廖仲恺陪同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了祖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终因清政府腐败无能而告惨败。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使中华民族的苦难更进一步地加深。这一时期，欲图自强的变法维新运动在全国蓬勃地发展开来。一回到祖国，青年廖仲恺便切身地感受到风云的变幻。为了探求救国图强的道路，1896年廖仲恺离开家乡赴香港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何香凝女士，并于第二年在广州同她结为伉俪。他们二人的结合，正可谓＂天作之合＂。廖仲恺的父亲由于亲身经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临终时留下遗嘱：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根据客家人的规矩，儿子长大后必须讨个大脚姑娘作媳妇。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女子几乎都被严酷的封建伦常裹小了双足，而天足女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但人世间仍有离经叛道的果敢女子，激烈地反抗这非人性的摧残，何香凝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 何香凝出身于香港一个大地产商的家庭，从小就不顾家长的阻挡，坚持读书学习。在家人为她缠足期间，她每天晚上都用剪刀剪掉缠足布。剪刀被没收，她就再找一把，藏在祭祀的香炉下，待到深夜后再剪掉缠足布，再缠再剪，始终不屈。她向家人表示宁肯不嫁人也决不缠足，经她苦苦的抗争，终于保持了一双天足。经媒人介绍，廖仲恺和何香凝成为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并双双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 何香凝于1909年在广州，怀抱其子廖承志 廖仲恺的叔父廖志岗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他是从故纸堆中爬出又爬进清政府的官场的。仲恺回国后不久，母亲也因病辞别了人世。这样，父母双亡的仲恺便寄居在叔父家中，他和何香凝结婚后，再也不能容忍叔父骄奢淫逸的生活，便从叔父家搬出，住进了哥哥廖恩焘家中，这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妇在一起静心攻读，讨论时局，发愤承担救国之重责。 这时，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改良的救国设想遭到了破产。《辛五条约》的签订，更使古老的中华民族陷进了灾难的深渊。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在苦苦地寻觅着拯救中国的道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日本，他们决心跨海东渡，到那同文同种的东邻列岛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于是，在二十世纪初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浪潮。 廖仲恺也决心投身到这一浪潮之中。但是叔父和哥哥却希望廖仲恺步自己的后尘，进入清朝官场，对廖仲恺欲留学日本，不肯提供资费，连去日本的盘缠也拒绝供给。何香凝毅然变卖了陪嫁的珠宝首怖，于1902年秋先送仲恺到日本留学，两个多月后，她也东渡日本。两人分别进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在东京，廖仲恺先后结识了苏曼殊、胡汉民、朱执信等人，逐渐萌生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中国留学生的一次集会上，廖仲恺夫妇结识了刚从东南亚归日不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们对孙中山先生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政治主张，表示由衷的钦佩。几天之后，这对夫妇和另外一个留日学生黎仲实一起，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跟他们谈了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指出一定要进行革命，推翻封建清廷。后来，廖仲恺夫妇又去见孙中山两次，表示愿意参加革命，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贡献力量。中山先生非常高兴，当即指示他们在留学生中广为结交，物色有志之士。从此，廖仲恺正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留学生中广泛进行联络及宣传工作，积极从事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成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骨干。 1905年，孙中山先生作完环球旅行，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由于孙中山先生活动频繁，来往函信很多，为了避免日本警察的监视干涉，便以廖仲恺在东京租赁的寓所为秘密联络点。为了安全，廖仲恺夫妇按照中山先生的指示，连女佣人都没有雇用，从此，何香凝每日下课后亲自操持家务，自己动手洗米做饭，负责为孙中山收发信件，看门望风。 1905年9月29日夜，廖仲恺和胡汉民夫妇，请孙中山先生来到自己的寓所，请中山先生主持，正式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这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中，还有黎仲实、何香凝、马君武、胡毅生、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同盟会根据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分作评议部、司法部、执行部。廖仲恺被任命为执行部下属机关外务部干事，主持外务工作，负责办理与西方革命志士的联系事宜。 中山先生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贫富对立，提出＂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一些革命党人对此表示怀疑，仲恺则坚决拥护这一主张。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以＂屠富＂的笔名发表文章，阐述平均地权的主张。同时，他又和朱执信等人一起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对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各种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些学习和研究，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多篇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参与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与朱执信一样，廖仲恺是同盟会成员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物。 1908年到1909年，清政府临近覆灭的前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在这期间，廖仲恺受孙中山的指派多次潜回国内，在天津和吉林进行活动。1909年初，距大学毕业只有最后一个学期，廖仲恺又一次从孙中山那里接到一项特别任务，回国到天津去与那里的法国社会党人联络，以便使中国革命从法国社会党人那里取得支持。廖仲恺为了革命的需要，又一次中断学业，启程返国。当时，祸害中华民族五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和长期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刚刚死去，摄政王载沣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加紧把各种权力集中到皇族亲贵小集团手中，在这时刻，只身前往清王朝的腹心地区，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临行时，何香凝赠诗相送：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 廖仲恺在天津顺利地完成了中山交给的使命，回到日本后又抓紧时间补上了耽搁的学业，当年夏便从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为了打入清政府内部，做为革命的内应，廖仲恺怀着深入虎穴掏虎子的无畏气概，赶往北京参加了留学生考试，果然得中法政科举人。廖仲恺绝对无意于去做清政府的官，但这一公职可以为他提供革命的方便和掩护，于是他便作别了妻子。临行，他郑重地对何香凝说：＂香凝，我的学业能够完成，多亏了你，现在又要远离，此去以身许国，也不知道团圆何日，家和孩子们都托付给你了，你要保重。＂何香凝十分坚强，丝毫不做儿女情长，慨然地对丈夫说：＂你就放心地去吧，这一切都有我呢！＂ 廖仲恺回国后，被清政府派赴东北，进入东北边务督办大臣陈昭常幕下任翻译，帮助陈昭常及会办大臣吴禄贞办理吉林省延吉地区回归祖国的交涉事宜。这一地区以图门江为界与朝鲜接壤。日本在占领了朝鲜后于1907年派军队渡江占领了龙峪、光霁等地的中国领土，并强列名目为间岛，妄图据为己有。在廖仲恺等人的协助下，吴禄贞努力奔走，据理交涉，终获成功，收回了被占领土。嗣后，陈昭常调任吉林巡抚，廖仲恺仍在其幕中。在这一段时间里，仲恺一方面为收归祖国领土而奔忙，一方面又利用公职之便，往来于吉林、营口等地，进行秘密联络和策反工作。当时林伯渠作吉林省劝学总所所长，廖仲恺和林的交往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最终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地老天荒苍松啸 武昌革命的枪声，犹如晴天霹雳，震坍了清王政的基石，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濒于覆亡。1911年11月9日，广州光复。次日，胡汉民就任广东都督，并开始了组织都督府的工作。应胡汉民的邀请，廖仲恺只身南下，来到广州，担任了广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和枢密处参议，何香凝也带着儿女从东京回国。 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由美国经欧洲回国经过香港，廖仲恺陪同胡汉民一起乘兵舰赶到香港迎接。根据行前他们与朱执信、陈炯明等人的商议，胡汉民希望留孙中山于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修治战备，以待不测，劝阻孙中山不要北上沪、宁。孙中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详细地解释了前往上海、南京组织中央政府的必要性。他说：＂现在最大的祸患是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也未必能为患于新政府。为今之计，我必须迅速到南京、上海去主持对内对外军国大计，不能留在广州练兵，而且你们最好都跟我去。＂胡汉民见中山主意已定，却也无可奈何，只得说：＂既然先生已下定决心，我自当服从，陪先生北上。＂当即胡汉民写了一封信，说明中山先生的意旨，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交廖仲恺带回广州，向陈炯明、朱执信等人传达落实。朱执信、胡毅生等人见不仅未留住孙中山，反而把胡汉民带走了，不禁非常生气，当即也要撇下广州，北上追随孙中山，经廖仲恺多方转圜，才得以挽留下他们，并使陈炯明代理了广东都督，维持了广东军政府。 12月25日，中山先生来到上海。29日，又被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清王朝终于被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志士们埋葬了。 孙中山当了四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便根据南北议和时的协议，于4月1日解职，让位于袁世凯，而以在野的身份专门从事社会实业活动，推行自己毕生致力的＂民生＂主张。当时担任广东省军政府财政司长的廖仲恺，把全部精力投注在整顿广东的财政上，开始着手推行更换土地契约法案，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逐步使土地国有化，并藉此增加财政收入，为往后经济建设筹集一点资金。但为廖仲恺料所未及的，这个法案在广东省议会处处受到挑剔，阻力重重，终未能获得实现。尽管如此，廖仲恺没有沮丧，他凭借着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细致果断的工作能力，全力对广东财政进行整顿。他通过清理各类税，厘捐，发行有奖公债，以银币取代纸币，以及鼓励发展工商业等办法，很快使广东财政从入不敷出变为收支相抵，而且使库储逐渐有余。由此显露出卓越的理财能力，深为人们所器重。 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苦苦奋斗，没有换来民主共和的真正实现。袁世凯耍尽阴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又进一步扩大了他那反动的政治野心。1913年3月12日，廖仲恺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那里与黄兴、于右任等共商支持宋教仁赴京争取组织责任内阁的计划。3月20日上午十时左右，廖仲恺与黄兴、于右任等到上海车站欢送宋教仁北上，十时四十五分，宋教仁在廖仲恺的陪同下步行走向月台，突然，有凶手在背后向宋教仁开枪射击，教仁当即中弹仆地，经救无治，于22日晨四时许离开了人世。 宋案在陈其美等人的侦缉下迅速侦破，撕去了袁世凯的面纱，露出了那一副罪魁祸首的嘴脸。枪声惊醒了沉迷于实业建设幻想的革命党人，他们看透了袁世凯反革命的凶残本质。孙中山从日本归国，和廖仲恺、黄兴等人举行紧急会议，组织武装，反袁讨贼，以卫共和。 5月中旬，廖仲恺奉中山之命到北京，以处理有关财政问题为遮掩，暗中走访有关议员，揭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策动国会议员反袁。很快，廖仲恺的秘密活动为袁世凯的暗探侦知，把他列进了捕杀的黑名单中。廖仲恺从友人处得到消息，在袁世凯搜捕他的前夜，只身离开北京，经天津南返，于6月初回到了广州。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宣布讨袁，18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但由于袁世凯早就作好了准备，而南方力量薄弱，终遭失败。民生主义化归泡影，民主共和名存实亡，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9月4日，廖仲恺与何香凝，带着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随着广东军政府的其他要员仓促地离开广州来到香港。香港的英国当局把这一批中华民国的缔造者统统视为政治犯，不许在香港停留，限他们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这样，廖仲恺等人怀着满腔的悲愤，再度辞别了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孙中山认识到同盟会的涣散和缺陷，他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党，以铁的纪律约束党员，共兴大计。1914年5月2日，廖仲恺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他在＂誓约书＂上写道： 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救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 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实际主持财政工作，千方百计向各方面筹款，为党务工作提供经费。同时廖仲恺积极参与了《中华革命党方略》的制定，热心支持创办《民国》杂志，在上面发表诗文，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廖仲恺还帮助孙中山筹组革命军，购买枪械，组建革命党武装力量。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下令称帝，当即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蔡锷云南起兵，各省响应，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4月27日，廖仲恺陪同孙中山由日回国，当时国内护国讨袁声势高涨，孙中山打算亲赴山东主持战事，先派廖仲恺为特使到青岛，对东北军进行慰问和视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乌呼，但从此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分争割据的局面。皖系军阀段祺瑞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军阀统治，假手张勋，赶走了黎元洪。张勋进京后竟又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于是段祺瑞便组织＂讨逆军＂，驱逐了张勋，推冯国璋为总统，自己以国务总理的身份独揽大权，并宣布不恢复临时约法，解散国会。 为了与北洋派抗衡，实现共和，坚持约法，孙中山亲自同海军总长程璧光会谈，同时又遣廖仲恺、何香凝到海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中做发动工作，争取他们共同起义，维护约法。1917年7月6日，廖仲恺夫妇陪伴孙中山登上＂海琛＂号军舰，驶出吴淞口，离沪赴穗。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并于9月1日选举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就职后，即组织军政府，通令讨伐段祺瑞，揭起了护法义旗，发动了护法战争。 廖仲恺被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次长，特任署理财政部长，专职管理财政，再一次担起了为军政府与护法战争筹措经费的重任。但是，由于西南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和对中山先生的排挤，护法运动旋遭夭折，孙中山愤而辞职。1918年5月21日，廖仲恺随同孙中山离开广州，6月26日返回上海。 在上海，廖仲恺积极响应孙中山制造舆论启发国民、唤醒社会的号召，开展理论建设和宣传的工作。1919年6月和8月，廖仲恺和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作为从事革命宣传的阵地。廖仲恺翻译了《进步与贫困》和《全民政治》二书，在《建设》杂志上连载。此外，他还撰写了《三大民权》《革命继续的工夫》《国民的努力》等十多篇政论文章。这些著述主要是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权民生主义和最新著作《孙文学说》，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同封建军阀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廖仲恺仍在探索解救中国走出危亡困境的途径，为此，他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廖仲恺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混乱现象，根源就在于＂国家权力失去了他原来的位置＂和＂人民的主权很不完全＂。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实现＂全民政治＂。即人民要实现直接的权力——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国民有了这三种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恢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八九分了。＂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廖仲恺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要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对交通建设，币制政策，他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不仅如此，廖仲恺还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的建立，表示由衷的喜悦和极大的希望。他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握于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坚信这＂前途曙光，必然出人群与黑暗。＂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翌年6月，廖仲恺和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两次去福建漳州，敦促陈炯明率粤军回师讨伐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廖仲恺按着中山的指示，为陈炯明筹募军饷。在仲恺和朱执信的催促和帮助下，陈炯明于1920年8月16日在漳州誓师，分兵三路，回粤伐桂。10月下旬，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组建军政府。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并开始准备北伐，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全力筹措经费，整顿财务，支持孙中山北伐。 廖仲恺一上任，便深感处处掣肘，工作局面很难开展。原来，陈炯明回到广州后，自以为羽毛已丰，便独揽大权，欲图架空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更是极力反对。廖仲恺被任命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使陈炯明深感不安，故而百般刁难，必欲去之而后快。廖仲恺为了顾全大局，辞去了省财政厅长的兼职。 孙中山在桂林建立了北伐军大本营，陈炯明却拒绝提供一粟一弹，企图以此使孙中山大军不战自解。廖仲恺竭尽全力筹措军费，供给大军以子弹与米粮，保证了军用供给，因此他更遭到陈炯明的嫉恨。为了驯服陈炯明，1922年6月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声望，迫使陈炯明就范。 但是，陈炯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策划武装叛乱，妄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幸于事变前二小时得到消息，于叛军逻弋之中，间道出走，免于罹难。在炮轰总统府的前两天，陈炯明下决心要割掉＂孙大炮的钱荷包＂，于6月14日打电报给廖仲恺，邀请仲恺前往惠州。仲恺行抵石龙时，便被逮捕，陈炯明把他囚禁在石井兵工厂，用三道铁链把他锁在一张铁床上，严加看管，准备过些时日将其杀害。 廖仲恺身陷囹圄，自忖必遭毒手，面对死亡的威胁，廖仲恺给何香凝和他们的儿女写下了绝命词。在给何香凝的词中，仲恺写道：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在给女儿，儿子的诗中，仲恺写道：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当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表达了廖仲恺对妻子儿女的殷殷期望和骨肉深情。 何香凝得知廖仲恺被捕的消息，多方奔走，设法营救。8月18日，何香凝冒雨爬上广州北面的白云山，到粤军总司令部当面责问陈炯明说：＂我问你，仲恺有什么对不起你？你们说仲恺帮孙中山先生筹款，要把孙先生的荷包锁起来，就囚禁了仲恺。但仲恺何尝没在民国九年之时帮助你们呢？你们在漳州两年多，把孙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抵押了两次来帮助你们的不也是仲恺吗？难道只有帮助你们才对，助中山先生就不对了吗？同样都要帮助，帮助孙中山先生更要紧，我们没有对你不起！＂陈炯明理屈词穷，仍欲继续玩弄诡计，何香凝据理力争，终于使陈炯明下令释放了廖仲恺。当夜，廖仲恺与何香凝就乘船离开广州。第二天上午，陈炯明后悔，再令重新逮捕廖仲恺时，仲恺已经到了香港。 陈炯明轰击总统府的炮声，彻底震碎了孙中山等人对南方军阀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们认识到依靠军阀来反对军阀，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处在失败的惨痛和迷茫中的孙中山、廖仲恺看到了前途的曙光。 国共合作急先锋 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决心以苏俄为榜样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4日，孙中山指示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与各省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国民党改组计划，决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原则，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组。廖仲恺坚决支持孙中山提出的三大主张。会后，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赴日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他们在一起详细地交换反对帝国主义及中苏合作的初步意见。11月中旬返沪向孙中山做了详细的汇报。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确立了平等友好的中苏关系。随后，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派，陪同患足疾的越飞去日本，继续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秘密地设在日本著名的温泉伊豆山海滨的＂热海饭店＂。经过前后近三个月与越飞的朝夕相处，使廖仲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有了较多的了解，开始明确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完全理解和赞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代表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开幕。孙中山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廖仲恺担任大会的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廖仲恺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以三大政策的原则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全力赞助国共合作。针对国民党右派破坏改组，反对国共合作，廖仲恺坚定地表示：＂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经过激烈的辩论，大会终于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上，廖仲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工人部长。由于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中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始终是赞助最力的一人，被誉为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 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队伍，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就下令筹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并指派蒋介石担任筹委会委员长。由于筹建工作极其困难，蒋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擅自离粤返回原籍浙江，孙中山于是委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筹建黄埔军校。军校正式建立后，廖仲恺担任驻校的国民党代表，＂殚精焦思以期有成，艰难百折非所恤，蜚语万端非所顾＂，为党的主义和政策在军校中得以贯彻，费尽了艰辛。 1924年2月24日，廖仲恺在广州主持中国国民党追悼列宁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赞扬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廖仲恺举荐鲍罗廷担任中国国民党特别顾问，并与之有非常密切的交往，认真解决来华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同志的各种困难，被苏联友人视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当时，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刚刚来到广州，人生地疏，颇为困难，每逢他们遇到疑难的事情，廖仲恺都十分热忱地帮助妥善解决。这年10月的一天夜里，苏联的一名海员因患热症，用快艇从黄埔送到长堤，最初想直接送到德国医院，但当时已是深夜二点，鲍罗廷知道消息后，就给廖仲恺打电话，廖仲恺一口应承，＂此事交给我办好了。＂深夜亲自赶到长堤，与医院接洽，安排了一切事宜，使苏联友人十分感动。就这样，廖仲恺以自己的热情和真诚，赢得了苏联同志的无比信赖，使他们能愉快地在广州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努力。 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联共政策的右派势力。对此，廖仲恺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者，坚信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使国民党起死复生、成为一个新生命的重要因素。廖仲恺明确提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亲自迎接从巴黎归来的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并经常推荐共产党人担任工农运动部门的干部，彭湃、冯菊坡、罗绮同等都得到过他的提携，对他们的工作多有信赖和倚重，同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何香凝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在广东的或者到过广东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鲍安、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璋、聂荣臻、肖楚女、熊雄、熊锐等人，毛主席也去过广州，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对国共合作后出现的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廖仲恺给予积极的扶植和支持，国民党一大后，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中央第一任工人部长，接着又成为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成员。1924年11月，他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其后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在廖仲恺的主持下，广东国民政府先后制订了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第二次宣言，制订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法以及工会组织条例，分别以大元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广东省政府的名义公布。这些文件，是第一个保护农民协会、提倡农民自卫的政府法规，也是第一个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以及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权利的法规，这是中国工农运动史上的创举。 廖仲恺强有力地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尤其注重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他大力支持建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共产党员彭湃担任第一届主任，他自己还亲自兼任第一、二届讲习所教员，多次到讲习所演讲和授课，尽心尽力地培养农民干部。在百忙之中，廖仲恺还挤出时间，不辞劳苦，多次到香山、南海等县农村访问农民，调查情况。他随身携带行军床，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与农民群众交朋友，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4年夏，廖仲恺偕同谭平山到香山县出席农民代表大会。他们从广州乘船登岸后，拒绝乘坐县公署为他们预备的轿子，步行到了县党部。廖仲恺的这种平易近人的朴素作风，使当时欢迎的群众十分惊讶，都惊叹有如此的新鲜事。廖仲恺在会上会下亲自找农民谈话，了解情况，倾听他们的反映和要求，更使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感到兴奋。 在农民运动发展过程中，廖仲恺始终站在广大农民一边，1924年11月，在彭湃等人领导下，广宁县农民协会开展减租运动，地主劣绅为了对抗减租运动，竟先后组织了＂保产大会＂和＂业主维持会＂，并组织民团武装强行收租，围攻农会、屠杀农民，气焰十分嚣张。廖仲恺得知后，派出以共产党员徐成章、廖乾五为领导的大元帅铁甲车队去镇压地主的暴行，并亲笔草拟了大元帅命令，明确指出：＂此次调兵，全在保卫农民，清除土劣，务使横霸乡曲、损人肥己者，绝迹销声，不为农害。＂在廖仲恺的支持下，这场对地主武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4 年底，广州市郊第一区的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因反对地主武装联团局加捐田谷，遭到杀害。廖仲恺闻讯后，迅即通过省长胡汉民将联团局长彭础立等扣押，并查封了联团局，彭础立是廖仲恺妹夫的妹夫，廖仲恺的妹妹向他痛哭求情，但廖仲恺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还有一次，当廖仲恺自己曾经教育过的广宁县县长蔡鹤鹏阻挠农民减租运动时，非常生气，责问蔡鹤鹏：＂你究竟是拿谁的薪水，吃谁的饭？你拿政府给你的薪水，吃农民的饭，却无视政府的政策，不支持农民，反而去破坏农民的斗争！＂当即便解除了蔡的县长职务。 廖仲恺也十分重视工人运动。他把组织工会和工团军，看作工人阶级求得解放的极为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并亲自帮助工人解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1924年5月，他主持了广东各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和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开幕式，并担任工人代表会主席。他经常亲自过问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关心工人的疾苦，维护工人的利益。当时广东江门油业工会会员千余人参加＂五一＂游行，遭到油业资本家和商团军的包围，杀伤工人数十名，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廖仲恺闻讯后，十分愤慨，即以工人代表会主席的身份领衔发出通电，谴责资本家和商团的反革命暴行，声援江门油业工人的斗争，提出＂保护工人，成立工团军，以保工人行动之自由＂及＂依法严惩江门油业车行及商团＂等最低要求，7月，廖仲恺帮助广州工人团体筹组工团军，并下令于8月下旬开始训练，他亲自参与广州工团军的领导，把工人武装做为广东革命政策的依靠的力量。 廖仲恺果决而有力地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使国民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也由此，廖仲恺遭到了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的极端嫉恨。 留得中华史上名 1924年，中国革命逐渐高涨，广东呈现出一派革命景象。而北方的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决定兴师北伐，讨伐曹锟、吴佩孚。正在这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受到国民革命浪潮的影响，发动了北京政变，表示拥护国民革命，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解决时局问题。 孙中山北上前，审慎地部署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并特别对廖仲恺委以重任。孙中山确信＂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因此他命令廖仲恺复专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孙中山北上前二天，11月11日，对廖仲恺发出三个手令：一是任他为所有党军及各个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二是任他为大无帅大本营参议；三是委派他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从中足见孙中山对廖仲恺倚界至重，期望至殷。 孙中山北上后，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积劳成疾，在北京卧病不起。廖仲恺得知孙中山的病情日趋恶化，非常担心，要求入京侍病。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复电阻止，言＂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于是廖仲恺委托夫人何香凝赴京照料孙中山。1925年12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廖仲恺极为悲痛，于3月22日和胡汉民、蒋介石、许崇智、谭延闿联名通电，声明＂谨遵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从此，为完成孙中山未竟事业，廖仲恺更加积极努力地为贯彻三大政策而斗争。 为了打垮距盘在东江的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廖仲恺领导了东征。作为东征主力黄埔学校校军的党代表，廖仲恺亲自筹划作战的策略，终于在1925年3月底击溃了陈炯明的势力。接着，他又参与领导了平息滇、桂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师生在谈到廖仲恺当时的工作时说：＂我们亲眼看见，为了东江战争，他每天做十几点钟的工作，还要穿着草鞋，领导我们去打仗，在跟刘扬作战的时候，晚上二时以后，他还要单独一人由黄埔回到广州办事。＂苏联代表顾问鲍罗廷感慨他说道：＂像廖仲恺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又活跃起来。他们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工农运动，捕杀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排挤打击统一战线内部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时间，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在这艰难危急的时刻，廖仲恺挺身而出，号召国民党人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发扬他的革命精神，贯彻三大政策，把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廖仲恺坚决地表示：＂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正是凭着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廖仲恺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支持工农群众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亲自处理国民党右派破坏工农运动的事件。对于妄图分裂革命力量的人和事给予严肃的惩处。 1925年6月，广州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廖仲恺积极支持这一斗争。他亲自担任广东群众反帝斗争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和罢工委员会顾问。他废寝忘食地日夜奔波，与领导罢工的中共党员苏兆征、邓中夏等研究情况，制定策略，维护工人权益，抵制敌人的破坏活动，办理有关交涉和筹募款项等等。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廖仲恺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封闭了长堤一带的烟赌馆和利用停业的酒楼及祠堂、会馆的房屋来安排罢工工人的临时宿舍，拨出广州市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开办免费食堂等。为使罢工能长期坚持，他还积极设法解决罢工工人的就业问题，真正是＂尽其力劳所及以援助罢工工人＂。为这次罢工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必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常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在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素愿，何事顾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说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党部门前，惨遭杀害，八月的广州出现了这一幕悲剧，苍穹为之低沉。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左起：廖承志、何香凝、廖仲恺、廖梦醒 廖仲恺牺牲的消息传出，各届深切哀悼，人民无比悲痛。国民政府通令：所有文武职员及兵士，一律臂缠黑纱一周，为廖仲恺致哀。广东各地工农群众举行追悼会，仪式之隆重为广东历史上所罕见。印度、波斯、德国、苏联、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代表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追悼大会。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遇难唁电国民党，给予廖仲恺以崇高的评价。廖仲恺被害的当天，周恩来就赶到医院探望。他对廖仲恺的牺牲，非常悲痛，亲自撰写《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文章，指出廖仲恺一生革命为党，牺牲为国，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继续者＂，在革命斗争中＂勇往直前，凌厉无比＂。自国民党改组后，他建立了很大的功绩，＂而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恽代英在悼文中称颂廖仲恺是国民党中＂最急进最不妥协＂的领袖。 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绪之严肃，气氛之悲壮，为广州空前之例。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 1935年9月1日，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廖仲恺以他的壮年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用鲜血在中华英雄史的丰碑上镌下了他那光耀人寰的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