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性格幽默率真，在追求心仪女孩子的时候，其方式也与众不同。 这个女孩子名叫王根英，与陈赓初识于1923年。 当时陈赓正在筹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相关事宜，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教员。在课堂上，王根英这位漂亮开朗的＂上海小阿妹＂听课极其认真，她专注的模样令陈赓十分欣赏，很快，陈赓便大胆向她表示好感。 陈赓秉持了爱一个人，也要爱她全家的原则，曾数次到王根英家里探望她的父母。陈赓极有语言天赋，到上海不长的时间里已经能熟练地用上海话拉家常了，王根英全家都很喜欢这位文武双全、彬彬有礼，谈吐又相当幽默的年轻人。 只可惜，王根英很委婉地对陈赓表示，自己只想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陈赓的第一次追求宣告失败。 王根英之所以对革命工作如此上心，与她童年时期的悲惨经历息息相关。 王根英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家境极度贫寒，身为女孩子，她压根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8岁时，王根英就进了纱厂当童工维持生计。 上海的纱厂多数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的，那些所谓的资本家对工人相当苛刻，每天早上6点必须上班，迟到了就要扣钱或开除。年纪幼小的王根英，只能每天摸黑起床，喝碗稀粥就上路。 她每天要在充满了棉絮、灰尘的车间里连续工作12个小时，还常常挨工头的打骂，小小年纪已尝尽人间苦难。 1923年，共产党在上海各区都建立了党组织，王根英所在的怡和纱厂，更是沪东区党支部的活动重点。党支部在工厂区建立了工人夜校，陈赓与王根英便是在夜校以师生的身份初次见面。 拒绝了陈赓的追求后，王根英一门心思扑在革命事业上。她在1924年当选为怡和纱厂第一任团支部书记，组织六七千人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大罢工。很快，王根英被推选为怡和纱厂的工会主席，1925年由团转党。 后来，王根英调到沪东区委负责妇女工作，很快又担任了上海总工会组织委员。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她不仅三次全都参加了，而且得到周恩来的指示，把一些武器拿到家里藏起来。 就在王根英几乎将陈赓淡忘之际，1927年，党中央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与王根英都作为代表出席。两人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陈赓内心那几乎熄灭的爱情小火苗又熊熊燃烧了起来。 于是在一次听报告时，陈赓迅速写了张小纸条，请人传给王根英。王根英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王根英同志, 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 希望你嫁给我！陈赓。＂ 21岁的王根英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尽管她也对陈赓抱有好感，但这种新式的大胆示爱方式令她十分困扰。性格倔强的她，思索一会后在纸条上沾了点唾液，顺手贴在身边的墙上，然后继续认真听报告。 陈赓可不是一般人，遭遇挫折后并不灰心，很快，第二张纸条又递到了王根英手里：＂根英，我爱你！请求你做我的妻子！＂ 又来？这次王根英毫不犹豫，＂啪＂一下第二张字条也被粘在墙上。 陈赓继续埋着头写第三张纸条，这次表态更加坚决：＂根英, 我发誓娶你为妻! 不达目的, 决不罢休! ＂不出意料，它的命运和前面两张完全相同，陈赓的第二次追求又宣告失败。 正巧这时中场休息，＂呼啦＂围上来一大群人，对着纸条嘻嘻哈哈开玩笑。 有人问王根英：＂你这样处理情书，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王根英红了脸不说话，陈赓凑上来，脸上不见一丝失落之色，他调皮地说：＂我看总不是反对吧，她正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陈赓正在向她求婚呢。＂ 陈赓求爱，被三贴纸条这事成为大会上的轰动事件，很快这条新闻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他把陈赓叫到办公室，批评他追求女孩不讲究方式方法，弄得双方都下不来台。 批评归批评，善后的事还得周恩来亲自出马。 周恩来拉上邓颖超，与王根英进行了深入谈话。确定她对陈赓也心存好感后，极力撮合二人，把陈赓里里外外夸个遍，最后，王根英羞涩地低下头，表示愿意与陈赓交往。 很快，两人就在武汉结婚，甜甜蜜蜜地生活在一起。 对于革命夫妻来说，相聚总是短暂的。婚后没多久，陈赓便跟随周恩来南下江西，筹划南昌起义，王根英则转往长沙准备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在长沙时，王根英由于＂马日事变＂被到处抓捕，只能暂时隐蔽起来。陈赓曾专门派人到长沙寻找妻子，却怎么都没找到。 后来在陈公庆的掩护下，王根英和战友邢仁娣才回到武汉。陈赓亲自到武昌火车站接她们，并请3人一起吃饭，以示对陈公庆的谢意。 一番风险过后，王根英顺利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后来调回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没过多久，1927年8月24日，陈赓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的胫骨腓骨被三颗子弹打断，为了治伤，他秘密经过汕头、香港，到10月中旬辗转来到上海。 夫妻两人终于在上海重逢，王根英高兴之余，见到身负重伤的丈夫又落下了眼泪。身为中央机关的交通员，她火速帮助陈赓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陈赓被安排进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在医生高超的医术和妻子的精心照顾下，他那条已经被宣判了死刑的左腿奇迹般恢复了。 腿伤治愈后，陈赓留在上海，负责中央特科情报科的组建工作。为了掩护他，王根英带来比自己小16岁的妹妹王璇梅（陈锡联妻子）和弟弟王鑫昌，看起来像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借此逃过敌人怀疑的目光。 在邻居眼里，这就是一户普普通通的人家，丈夫要么穿着蓝色或灰色的长衫，要么穿着绸缎上衣，每天忙忙碌碌，鲜少有时间呆在家里。 每次有人问起陈赓的工作，王根英的回答都是：＂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二人唯一的儿子陈知非，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陈知非从小就跟着父母频繁搬家。仅从1929年到1931年的两年中，陈赓夫妻就搬了5次家。 自幼出生在上海，对环境情况比较熟悉的王根英，竭尽全力帮助丈夫开展工作。她选择的住房都有三四个出口，出现紧急情况时便于脱身。在平时，王根英装作闲逛，实际总在观察周围的情况，不放过一个刻意的人物。 她还对同住的弟弟妹妹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弟弟王鑫昌经常充当小信使为陈赓通报消息。 尽管王根英小心到了极点，她还是遭遇过几次相当危险的情况。 一次是在陈知非3岁的时候。活泼的陈知非不谙世事，但早已能说会道，为了保密，王根英不让陈知非知道自家的门牌号码，也不告诉他父亲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谁知小知非竟然惹出了大麻烦。 他在街上玩耍时，看到在租界巡逻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着枪，于是跑上前对巡捕说：＂我爸爸也有枪，比你的好多了。＂ 此话立刻引起了巡捕的警觉，他们尾随着陈知非来到陈赓家门口，正好王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紧盯着王根英，问她家里是不是有枪。 王根英一看陈知非搓着小手的模样，立刻明白是孩子说漏了嘴。陈赓有一把枪每天都要放在枕头底下，估计陈知非看到过，说不定还玩过。 王根英不愧有着丰富的对敌经验，她立刻冷静地回答：＂是有支枪，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找来的玩具枪。＂ 说完她作势转身上楼，要拿玩具枪给巡捕看。巡捕见她一身生意人家的少妇打扮，讲话又从容自然，也就没再深究此事。等巡捕走后，王根英吓得几乎瘫软在地，没多久，她就带着陈赓搬了家。 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儿子和妹妹坐黄包车，在经过外滩时，车子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拦住，女巡捕对王根英进行了全面细致地搜查，王璇梅当时年纪小，东张西望地看热闹。 巡捕搜索未果后，抬手示意他们离开。王璇梅当时诧异于姐姐为何长舒一口气，直到解放后她和丈夫到陈赓家做客，这个谜团才被解开。 陈赓指着她的鼻子：＂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原来，王根英清楚，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于是常常趁妹妹睡着时，将重要文件缝进她的棉袄中。当时被巡捕搜查时，王璇梅的棉袄里塞着一把枪，万一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王根音每天过得提心吊胆，陈赓的日常工作更是充满了无尽的危险，他戏称自己每天提着脑袋出去，晚上不知道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 陈赓有好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最惊险的一次当属他在电影院里迎头碰上恰巧知悉他真实身份的密探，碍于电影院里人太多，密探暂时无法下手。电影散场时，陈赓马上混在人群中溜走，回到家还笑着向岳母谈起此事，说没人能抓得住自己。 然而，尽管陈赓几次躲过了暗探的抓捕，还是没能逃过叛徒的告密。1933年3月24日，原本准备同王根英一起动身前往苏区的陈赓，突然被国民党逮捕。 当时王根英正在闸北的一家酒楼上开会，听说丈夫被捕的消息后双眼一黑，抱着年幼的陈知非从楼梯上滚落下来，陈知非的额头碰在栏杆上，鲜血涌出，后来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王根英对丈夫被捕一事焦急万分，过度的紧张和忧虑使她的情绪极不稳定，常常出现幻觉。有时候她去井边提水，会突然指着水桶说：＂里面有人头。＂ 等到情绪渐渐好转后，她又开始频繁外出打听消息。其实，此时陈赓已经秘密逃脱。 陈赓因为救过蒋介石的命，蒋介石很喜欢将＂礼义＂挂在嘴边，一时不好对陈赓下手。黄埔一期的国民党军官又联名写信保陈赓，蒋介石只能暂时将陈赓软禁在南京，这给了陈赓逃脱的机会。 陈赓逃离南京后，专程到岳母家寻找王根英，当时王根英恰巧没在家，他来不及再找，只能匆匆告诉岳母，自己这次离开，短时间内不会回来，只能拜托岳母帮忙照顾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陈赓走后没多久，王根英便在家中被特务逮捕。出卖她的人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纱厂女工张小妹夫妇。 从此，王根英好几年都没有消息，亲友们都认为她已经牺牲了，直到收到一对她给陈知非绣的老虎枕头，才知道王根英一直被关押在狱中。 原来，王根英被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中，同时被关押的还有20余名女共产党员。在狱中，王根英并没有颓废，她向文化高的学习知识，还学会了刺绣、挑花等技艺。 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人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意外得知王根英等人还被关押着。在8月19日那天，周恩来与叶剑英到了反省院，点名要见王根英。 王根英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见到周恩来时直接惊呆了，随即周恩来向反省院院长提出要求，自己和叶剑英做担保，将王根英等3人带走。不久，周恩来亲自将王根英带到西安，时隔近4年，王根英终于和陈赓团聚。 陈赓见到爱妻兴奋极了，在日记里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 王根英与陈赓团聚了几天后，便到延安的边区党校学习，在党校，她对近4年的监狱斗争做了回顾总结，也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将这些写成了总结，保留下来的有《王根英自传》、《狱中斗争》等数篇文稿。 从党校毕业后，王根英到太行山区的129师工作，被分配到师供给部主办的财经干部学校担任政治指导员，恰巧陈赓率领的386旅也驻扎在太行山的涉县，二人得以再次见面。 见面时，陈赓兴奋地抱起王根英转了好几圈，不住嘴地说：＂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天上掉下个王根英。＂当着众多战友和领导的面，王根英羞得面色通红。这还不算，陈赓大声问弟兄们：＂你们看我媳妇长得漂不漂亮？＂ 王根英轻轻抱怨了一句：＂看你那疯劲。＂ 1939年1月18日，王根英起身去师部报到，与陈赓仅团聚了3天。临行时，她拿出一件做好的棉坎肩给陈赓披在身上。平原的西北风成天刮个不停，陈赓常常说冷，她用自己的津贴买了棉花和布为陈赓缝制了一件专属坎肩，希望它能代替自己陪伴着他。 这次分手，却成为二人的永别。 1939年3月8日，敌人进攻冀南军区驻地，129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将自己的马让给伤员骑，徒步随警卫部队突围。 好不容易冲出村子，她突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不顾众人阻拦，独自冲进村子。结果她在村口与敌人遭遇，不幸牺牲在机枪和刺刀下。 正率领386旅西进的陈赓收到爱妻牺牲的电报后痛哭失声，在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陈赓大病一场，高烧不退，昏迷近半个月，嘴里常常喊着：＂王根英、王根英。＂ 一贯有记日记习惯的陈赓，在王根英牺牲当天只写了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此后，他中断了一个多月的日记写作，还坚定地对战友们说：＂我要为她守节三年。＂ 陈赓说到做到，在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再次结婚娶了傅涯。 他与王根英唯一的孩子陈知非，从4岁后便再也没见过母亲，由外婆和舅舅抚养。尽管家人都很疼爱他，但在他7岁时，舅舅遭遇失业，陈知非为了生活，只好每天清晨4点起床卖报纸，后来又当过鞋童整天在街头擦皮鞋。 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地下党才找到陈知非，并将已经是17岁大小伙子的陈知非接到陈赓身边。 陈赓见到儿子，眼泪哗哗流淌下来，晚上他搂着陈知非通宵达旦地用上海话交谈。陈赓对儿子详述了王根英牺牲的经过，并说，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她死得很英勇，我们都要向她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陈赓的第二任妻子傅涯，对王根英也充满了战友的感情，在陈赓去世后，她整理了陈赓的日记和文字材料，亲笔撰写了有关王根英的文章《报国何计女儿身》，发表在《红旗飘飘》上，其胸襟着实让人敬佩。 2011年3月16日，在陈赓逝世50周年之际，在湖南湘乡举办了他与王根英的合葬仪式，这对昔日聚少离多的革命情侣，终于再次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