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的勤务兵，保管杨开慧遗物45年，72岁时哭诉不能再放我

　　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到了中国。下火车时，有不少老朋友在火车站等着贺子珍。见到昔日战友，贺子珍感慨万分，她说：
　　图：1947年，贺子珍（前左二）回国，嫂子李立英（后中）侄女贺小平（前左三）女儿李敏（后左一）
　　离开这么久，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希望组织能给我安排个工作，让我在工作中了解国内情况。
　　随后，贺子珍被安排在了哈尔滨总工会工作。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顺利结束，沈阳解放了。转年，贺子珍带着毛岸青以及女儿李敏来到了沈阳。
　　在沈阳，贺子珍被安排在东北局财政部工作。在苏联的9年间，贺子珍吃尽了苦头，再加上长征时受的伤，让贺子珍饱受病痛的折磨。
　　为了照顾贺子珍，组织上准备给她配备一名女勤务兵。当时，贺子珍住在东北财政局给她提供的一栋宿舍楼中。在这栋楼中，还住着财政部所属军鞋厂的6名女青年团员。
　　见状，财政部的领导告诉贺子珍，你就从他们6人当中挑选一人当你的勤务兵。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6名女共青团员依次走进一间教室内。贺子珍坐在台下，一脸微笑地看着他们。
　　最后，贺子珍选了梳着短发，穿着列宁服，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还很爱笑的一个姑娘。
　　姑娘名叫尹淑兰，来之前，财政局的领导告诉他们说，要从他们6人中选一人，为一位女红军首长服务。一听到这消息，几个小姑娘高兴得不行。
　　尹淑兰被选中后，贺子珍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聊起了家常。当听到她名字叫尹淑兰时，贺子珍说：‘淑’很配你的气质，但是我们干革命的，不能这么娇气！
　　尹淑兰听后便说：那把‘淑’去掉，以后就叫尹兰。贺子珍本想和她开个玩笑，没想让尹淑兰把名字改了。但是改都改了，就随她去吧。
　　当天晚上，尹兰就搬进了贺子珍的宿舍，从此和贺子珍同吃同住。
　　图：1950年在南京。前排左起：贺子珍、贺小平、李敏、李立英，后排左起：贺敏学、毛泽东警卫员
　　昨天晚上，尹兰激动的一夜没睡。既担心自己落选，又担心被选上后服务不好这名老红军首长。尤其是听说她还打过仗，在尹兰的印象里，军人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脾气也不好。
　　可随着和贺子珍的接触越来越多，尹兰发现，贺子珍和印象里的军人完全不一样。说起话来和声细语，对她也很照顾，经常问她想不想家，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
　　首长对自己如此的体贴入微，也让尹兰暗下决心，一定要服务好首长。
　　经过了解，尹兰知道贺子珍老家是江西，喜欢吃辣椒。没事的时候，尹兰就会给贺子珍买点辣椒，或者是买点江西口味的东西。
　　有段时间，食堂每天的早饭都是豆浆、油条和鸡蛋。吃鸡蛋时，贺子珍总会将自己的那份带给尹兰和赵钰等几个年轻人，贺子珍还说：你们是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胃口不好，吃的东西少，你们要多吃！
　　那个年代，鸡蛋本就是不可多得的营养，更何况贺子珍身体差，不吃鸡蛋哪能行？
　　为了让贺子珍吃得好点，尹兰会到街上买点江西火腿，让厨房师傅把火腿切成丁，摊到鸡蛋饼里面。
　　也只有碰到老家风味的东西，贺子珍才会多吃一点。
　　在东北财政局工作没多久，贺子珍迎来了一位亲人贺怡。此时，距离两人分别已经有十几年时间。再次相见时，百感交集，抱头痛哭，久久无法平复。
　　贺怡的到来，告诉了很多贺子珍去苏联后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贺子珍去苏联后，母亲便去世了。去世后，是毛泽东找人安葬的母亲，还给母亲立了碑。
　　后来，胡宗南占领延安，因抓不到毛泽东，便把母亲的坟给掘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花了10块银元，请周围的老乡重新修缮了母亲的坟墓。
　　贺怡还告诉贺子珍：毛泽东对我和母亲非常好，你不在的那些年，他也经常提起你。说到这里，贺子珍的眼泪忍不住得流了下来。
　　图：贺子珍与贺怡
　　1949年，贺怡来看贺子珍时，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已经13岁了。在娇娇的记忆里面，她只在小时候见过父亲。但是时间太远，完全忘记了父亲的样子。
　　在贺子珍的鼓励下，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娇娇在信里面问毛泽东：他们都说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爸爸吗？
　　收到信的毛泽东非常高兴，本想给娇娇写封回信。但是寄信太慢，毛泽东又派去一封电报。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娇娇：我是你的爸爸，我很想你，希望你赶快到爸爸身边来
　　从沈阳到北京，可谓是路途遥远。让别人送又不放心，贺子珍过去又不合适。于是，护送孩子的任务落在了贺怡身上。跟着一起去北京的，还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
　　而随着毛岸青和娇娇的离开，贺子珍身边一下子冷清了起来。有一天，尹兰出门前，习惯性地向贺子珍汇报。她朝着里屋喊了两句首长，首长，可都没听到有人回答。
　　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尹兰赶紧往里屋走，发现贺子珍正坐在窗前的桌子前发呆。尹兰又叫了一声首长，贺子珍这才缓过神来，他看着一脸稚嫩的尹兰说：
　　娇娇不在我身边，我也把你当成女儿看待，你以后就叫我贺妈妈吧，别再叫我首长了，那样显得我们之间很生疏。
　　就这样，贺子珍成为了尹兰的贺妈妈。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有一次，尹兰在帮贺子珍整理衣物。她把一件件衣服叠好，放进了一个栗色的樟木箱里。
　　刚来第一天时，尹兰就见过这个樟木箱。当时很纳闷，这么大的首长，怎么用这么旧的箱子？虽然有疑问，但是尹兰从来没问。
　　过了没多久，东北财政局给贺子珍送来两个新皮箱。拿着这两个新皮箱，尹兰对贺子珍说：贺妈妈，领导给我们送来了两个新皮箱，把那个旧的木箱子丢了吧，换成这个新的用！
　　贺子珍抬头看着尹兰，若有所思地说：孩子，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小木头箱子，非常珍贵的！箱子有什么故事？这还得从长征时说起！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后，终于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他的工作也越来越多。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和毛泽东不在同一个营地。那段时间，贺子珍也不再是毛泽东的秘书。
　　图：贺子珍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夫妻两人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前
　　可但凡有空，贺子珍都会来帮毛泽东，帮他抄电报整理文件。长征途中条件差，没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便在两个铁皮文件箱上铺上红布毯，当成办公桌。
　　而她则找块石头，或者小板凳，用膝盖当桌子来工作。一有重要文件或者是东西，贺子珍都会把它装进那个檀木箱子中。
　　原来，杨开慧当年和毛泽东分别时，给毛泽东送了个箱子。这也是毛泽东身边为数不多的，杨开慧送的东西。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对这个箱子珍惜万分。几次反围剿的途中，都随身携带着这个箱子，长征途中亦是如此。
　　长征结束后，因为种种原因，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产生了隔阂，执意要离开延安。当时，贺子珍离开延安除了和毛泽东吵架外，还想到大城市去看病。
　　长征途中，贺子珍遭遇危险，一颗炸弹直接在她身边炸开，体内有多块炸弹碎片迟迟未能取出。因此，贺子珍当时还想去上海取弹片。
　　刚走到西安时，便得知上海沦陷，贺子珍也被迫滞留在了西安。毛泽东得知后，立刻派警卫员带去一封求和信，还有一个装满日用品的木箱。
　　而这个木箱子，就是杨开慧当年送给毛泽东的那个。毛泽东让人把这么重要的箱子送给贺子珍，求和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但是贺子珍性格直，还是没回去。
　　就这样，阴差阳错之下，贺子珍带着箱子离开毛泽东，来到了苏联，而这一走就是9年时间。而那个箱子，也一直被贺子珍带在身边，小心翼翼的呵护着。
　　了解了木箱子的沉重历史，尹兰也越发地珍惜起这个箱子了。每次拿取东西时，都小心翼翼的打开再锁好。没事时，还会用干布擦拭箱面。
　　1949年4月，贺子珍离开沈阳，去上海投奔哥哥贺敏学。途经天津时停留了一段时间，准备在这里见见女儿娇娇。
　　图：贺子珍与女儿娇娇
　　来到天津没多久，娇娇就被毛泽东的卫士送了过来。娇娇在天津待了10天左右，这10天中，娇娇除了陪妈妈外，便一直和尹兰一起玩。很快，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10天后，娇娇要回北京了，尹兰给她买了双白色的学生凉鞋。而娇娇也把脖子上的一条绿色玛瑙项链摘下，送给了尹兰。两人约定，过段时间在上海见面。
　　后来，娇娇每次去上海的时候，都会把尹兰当姐姐一样，而尹兰也会教娇娇写字，带着娇娇在上海逛街。
　　1950年冬天，贺子珍把尹兰和外勤秘书关英叫到房间中。她对两个人说：你们年龄也大了，不能总在我身边待着，你们要出去学点东西，将来好建设社会。
　　贺子珍还对他们说：我已经和东北财政局打过招呼，你们两个回到沈阳后，直接去沈阳财经学院学习就行了。
　　离别的前天晚上，贺子珍又找到两个人，他对两个人说：你们在我身边的这段经历，不要对任何人讲起，否则容易惹来麻烦。
　　不仅如此，贺子珍还让他们把之前的合影剪掉。无论是尹兰还是关英，都无法理解贺子珍的做法。尽管如此，还是按照贺子珍的吩咐去做。
　　当天晚上，贺子珍送给关英一个旅行包，给尹兰送了一个小木箱。而那个木箱子，正是杨开慧的遗物。因使用时间太长，箱子表面已经斑斑驳驳。
　　转天，贺子珍在上海火车站送别两个人。临上火车前，贺子珍不放心地叮嘱着尹兰说：你一定要保护好箱子，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放心，等主席终老，你替我把这个箱子送过去！
　　说着说着，火车就要开了。站在站台上的贺子珍，不断地向火车上的两人挥手告别。两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一别竟然是永别。
　　回到沈阳后，尹兰顺利地进入沈阳财经学院学习，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沈阳财政部工作，后来又被调到中科院。
　　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来给尹兰说亲的人快要把门槛踏平了。可不管对方条件再好，尹兰都不愿意点头。后来她说，要嫁也得嫁个军人。
　　图：尹兰与丈夫张文忠
　　原来，在贺子珍身边时，贺子珍经常对尹兰说，以后要找个军人当丈夫。从贺子珍身边离开后，尹兰一直记得这句话，所以她一直在等着一个军人。
　　直到有一天，又有人来给她介绍，这次是个军人，名叫张文忠。16岁就去当兵了，从江苏打到东北。流过不少血，膝盖上还种过子弹。命好，取出来后没留下后遗症。
　　就这样，尹兰与张文忠走在了一起，1955年时组建了家庭。本想着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生，可上天却给尹兰开了两次玩笑。
　　第一次的时候，尹兰患上了急性肾炎，后来又发展成尿毒症。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种极难治疗的疾病。对于刚刚结婚的尹兰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
　　后来，尹兰不吃饭，不喝水。因为尿毒症，全身水肿。那段时间，尹兰简直放弃了生的希望。
　　直到有一天，丈夫张文忠给她换衣服时，正好翻到了那个木箱。看到木箱的那一刻，尹兰整个人都愣住了。她突然想到，她还没完成贺子珍的任务，她不能走。
　　于是，尹兰开始配合治疗。吃不下的药，硬着头皮也得吃。结果，尹兰的病竟然慢慢好了。而给她看病的那家军医院，也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第二次是1974年10月31日，尹兰的丈夫张文忠不幸去世。去世时，张文忠才50多岁。爱人的离世，让尹兰一下子被卸去所有的力气。
　　屋漏偏逢连夜雨，两个孩子也在生病，大儿子得了天花，小女儿得了急性肺炎。一边是丈夫去世，一边是两个孩子生命垂危，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给孩子看病期间，尹兰不止一次的想着一死了之。可当想到贺子珍交给她的任务还没完成时，尹兰又赶紧放弃了这个念头。
　　几十年来，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尹兰总会随身携带这个箱子。这时，箱子已经非常旧了。身边的人也不止一次的劝尹兰，把箱子扔了，换个新的。
　　箱子这时不仅仅是贺子珍的嘱托，还帮助尹兰挺过两次人生难关。可这一切，她都不能对外人说。
　　图：贺子珍保留的杨开慧的箱子
　　就连入党申请书，尹兰都不知道就着灯光写了几百上千封，可每到天亮时，都会撕碎扔到垃圾桶里面。因为想要入党，就要审查历史。
　　尹兰清楚地记得，贺子珍在分别时的前一晚叮嘱他们：你们在我身边的这段经历，不要同任何人讲起。直到这时，尹兰才理解了贺子珍的话。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解散，尹兰感觉春天终于来了。20多年的委屈，一定要向贺妈妈倾诉。
　　尹兰想去上海，想去北京，想要去找贺子珍。可她翻遍报纸，都找不到有关于贺子珍的报道，她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贺子珍。
　　1984年4月26日，尹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得知了贺子珍去世的消息。当天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贺子珍的两张照片。
　　这是分别20多年后，尹兰再一次见到贺子珍。只是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
　　得知贺子珍去世的噩耗后，尹兰内心悲痛万分，她不知道手中的箱子该怎么办，她也不知道二十几年的委屈该向谁说。
　　1993年，恰逢毛泽东百年诞辰。尹兰找到报社的记者，将箱子背后的故事告诉给了他们。那年，尹兰已经72岁了，她饱含着热泪对记者说：
　　这箱子不能再放我这儿了，多放一天，我就会不安宁一天。我已经72岁了，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将它放到博物馆中。万一将来出了问题，我没办法向贺妈妈交代。
　　后来在记者的带领下，找到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并转交了尹兰的亲笔信。说起尹兰，李敏回忆说：我记得她，她以前还教过我写字。
　　当从记者这里得知箱子的事情后，李敏也不禁掉下了眼泪。就这样，箱子被送到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
　　图：尹兰和曾经在贺子珍身边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赵钰
　　记者回到哈尔滨后，将箱子的去向告诉尹兰时，老人欣慰地说道：我的心愿了了，死也能死得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