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怎样看唐王朝的兴衰

　　范祖禹在他的唐鉴这部书中认为：在新王朝建立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个新的王朝稳固下来，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唐王朝做到了这一点，范祖禹认为其原因是能做到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他认为这就是唐朝能够兴盛的原因。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君与臣都能做最正确的事，在古代的社会制度下，君是最根本的因素，臣是辅助性的因素，对于君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明。明不是个人在智力上的聪明，而是在政治上的开明、明智。君能做到在政治上开明、明智，就能识别、判断和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担任各级官员，这就保证了臣忠不是臣为了讨好君而装出来的假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为臣之人的素质。忠也不是臣对君的个人忠诚，而是臣对于整个国家命运、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大忠诚和负责精神。开明、明智的君所要求的臣的忠，就应该是这样的忠，而不是臣对君本人的言听计从，甚至是阿谀奉承。如果君臣能做到这种明与忠，就能使整个统治机制达到最佳效果。
　　而衡量这种最佳效果的标准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客观的标准就是外包四荒，下遂万物。四荒是指遥远的四面八方，也就是要君臣能关心整个天下，不是只关注自己眼前的那点地方及其事务。万物则是整个天下中所有的人与物，要让所有的人与物都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遂。遂，意为完成。用外包四荒，下遂万物作为衡量君臣治理天下的客观标准，是非常有效的，其他的事情都不能有效地衡量君臣治国的效果，无论文人墨客或大臣官僚如何歌功颂德，都不能真正衡量出君臣治国的真正效果，只有从四荒与万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才能真正看出君臣治国的实际效果。所以范祖禹说到唐王朝的治国成功与统治稳固，只用这几句话就足以揭示其中的道理了。
　　这就是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的整体纵观与深刻分析所能得出的最简明而有效的结论。这一结论无论观察哪一个王朝，都是足够有效的。
　　但唐王朝初期的君臣能做到的，不一定保证后来的君臣也能做到，这就造成了唐王朝的由盛转衰，由强变弱，由胜利走向灭亡。范祖禹研究唐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当然也会看到盛唐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就逐步走向衰亡，他考察了这一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认为这就是：
　　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
　　子孙忘前人之勤劳，正是说明唐王朝后来的君主不能像初期的君主那样勤劳治国，变得懈怠，不能尽心尽力治国理政，这就使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即在上的天不再帮助唐王朝，在下的人民也不再顺从听命于唐王朝。
　　所谓天助，不是说天有意志，能有意帮助一个王朝，而是指整个客观环境不再为唐王朝提供有利的条件，使唐王朝的统治之内产生了分裂与破坏的因素。在唐当初起兵反隋时，似乎有天之助，所以能够顺利成功。当时的天助也不是有意志的天来帮助，而是当时整个天下的各种因素汇合成为有利于唐起兵来取代隋的综合条件，到唐王朝由盛变衰而走向灭亡时，也存在着这种可称之为天的客观综合因素，这都不是哪一个人有意地造成或主观地决定的，而是整个客观环境的各种因素汇合在一起的综合效果，所以古人就用天来说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王朝的兴起还是强盛以及衰弱或灭亡，都在客观上存在着整体的综合因素，由此造成一个王朝的兴亡盛衰，所以中国古代在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而提出了一句名言：顺乎天而应乎人，简称顺天应人。
　　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代经典《周易革卦》里的一句话：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GE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所说的意思是天地在不断地变化，由此构成了四季的变化，这是说变化为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没有永不变化的事物。而历史上的商汤、周武王的GEGE命，即他们采取军事行动消灭了已经腐败残暴的夏桀与殷纣王，使天命从以往的王朝手中转到自己手中，完成了王朝的更替，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GE命，即天命的变化（GE指变化，命指天命），而商汤与武王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顺乎天而应乎人，即顺应了天意与人心。在天意与人心要求进行改革时，顺乎这一要求，就是顺天应人，由此完成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就是革之时大矣哉。所谓的大，就是说变革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使整个世界与万事万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唐王朝的兴起并强盛，是顺乎天应乎人；它的衰弱灭亡，也是天意与人心的客观要求，使唐王朝不得不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人说的顺天应人，就是种种客观因素造成了一个王朝的兴亡盛衰。范祖禹所说的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就正是唐王朝不能顺乎天，也不能应乎人，上天与人民皆抛弃了唐王朝，所以唐王朝必然由盛变衰，由强变弱，逐步走向灭亡，也就是范祖禹所说的宇内圯（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宇内即整个天下，圯（圮）裂即四分五裂，废即王朝的统治废坏崩溃。可知，范祖禹从唐代历史总结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一个王朝必须顺乎天应乎人，顺应客观环境的要求与天下民心的需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