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民湖南史前时代的考古学观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湖南的历史大致从秦朝后才有记载。先秦时代的湖南在历史的叙述中极为模糊，约略只有洞庭、沅湘等地名，这些地名在某些历史地理学家眼里，似乎还不在湖南。因此，考古工作开展以前，湖南先秦的历史几乎是混沌一片，至于史前，那更是＂烟涛微茫信难求＂了。湖南的考古工作是以1951年10月长沙发掘为标志开始的，距今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湖南考古填补了湖南早期历史的大片空白：完整地建立起商周秦汉时期的历史脉络，基本建立了湖南史前历史的时空框架，找到了湖湘文化远古的历史渊源。本文拟从考古学的角度，尝试运用考古材料来观察湖南的史前时代。时间跨度大致始于距今50万年的虎爪山文化遗存，达于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之际，以这样的长时段来考察湖南史前的历史进程，并由此论及湖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
　　一、  湖南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年代
　　(一)旧石器时代两种文化类群和多种文化遗存的年代与特征
　　从考古学上考察史前湖南，自然要从湖南最早有人类活动的时候开始，早到什么时候，则需要考古学来回答。考古学对于人类史前时代的分期，大致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是从人类出现算起的。然而，人类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简言之，最早的人类是直立人，是人猿相揖别后出现的人种，大致生活于距今200多万年到距今20万年间，处在一个遥远而漫长的时代。距今20多万年前后，智人出现了，智人又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学术界一般认为，早期智人最先出现于非洲大陆，从距今20万年开始向欧亚大陆迁徙，并取代直立人，陆续形成分布于各地的早期智人若干亚种，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此外还有其他亚种。距今10万年前后，晚期智人出现于非洲，然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与原先的早期智人发生基因交流，并逐渐取代了早期智人，从而演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因此，今天的人们都是晚期智人(现代人)的后代。以年代标尺和人种标尺来考察湖南的旧石器时代，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湖南地区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到底具有何种体质形态?湖南境内发现的这个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是由什么人种所创造?这些都还处在探索之中。湖南境内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出现，目前基本确定在距今12万年至距今8万年左右，这得益于道县福岩洞遗址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在这个洞穴里发现了47枚人类牙齿，这些牙齿从形态特征来看，符合现代人牙齿的指标。与此同时，经过与牙齿同出的动物遗存研究和测年，确定其年代为距今12万年至距今8万年间，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化石，这对于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和迁徙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从这个发现可以得知，湖南境内的旧石器时代人种，既有直立人，也有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现代人),他们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是构建湖南历史的最早证据。目前，湖南境内已发现300多处旧石器地点，这些地点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和洞庭湖平原。湖南旧石器的风格，整体上表现为华南砾石石器工业技术传统。至少存在两个具有独自特点的区域性文化类群，即分布于湘北以澧水中游为中心的＂澧水文化类群＂和分布于湘西以沅水中游为中心的＂水文化类群＂；这两个类群均有着各自不同的阶段性发展序列 :澧水文化类群为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十里岗文化，起于距今50万年，迄于距今1.5万年；水文化类群为二卵石—岩屋滩—长坪文化，起于距今20万年，迄于距今2万年。在澧水文化类群调查发现的遗址或地点达200余处。经正式发掘的有津市虎爪山等近二十处遗址。澧水文化类群的石器以河床砾石为原料，石制品组合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多种形式的大尖状器、似手斧、薄刃斧、石球、切割器、刮削器等。该文化类群在时间上有明显的承袭关系：早、中期器体硕大浑厚，晚期石制品向小型化演变，小型石制品急剧上升占据主要地位，各类大型石器的形式也不如早中期多样化，似手斧、大尖状器在晚期的前段仍有保留，后段则不见。处于澧水文化类群晚期的十里岗文化，年代大约距今18000—16000年。
　　该文化以石器细小为主要特征，保留的砾石石器已经小型化。十里岗文化的细小石器与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流行的细小燧石器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十里岗文化已经＂开始酝酿通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转化＂。水文化类群目前已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100多处，其中正式发掘的有新晃大桥溪等十多处地点。在整体特征上，水文化类群石器以灰色、灰黄色条带状变质砂岩为主要原料。石器种类组合单调，主要为砍斫器，其次为刮削器，尖状器很少。富有特色的石制品是宽大薄石片、侧身长刃砍斫器、短身尖刃砍斫器、双边刃砍斫器等。湖南另一处重要旧石器文化地区是地处洞庭湖南岸的赤山半岛，这里考古发掘发现了距今30万年至距今12万年间的多处旧石器文化遗存，这里出土的石器多以砾石直接锤击修理而成，断块和石片毛坯少见。类别包括砍砸器、手镐、手斧、重型刮削器、刮削器和尖状器，以砍砸器等重型工具居多，有手斧和手镐。大石片的生产等具有似阿舍利技术特征，这是湖南首次确认存在似阿舍利传统的旧石器遗址。除了上述地区，湖南其他地区旧石器地点发现较少，旧石器材料比较零星，文化面貌不明朗。在湘江流域的上游道县，中游株洲、湘潭、浏阳、长沙，下游临湘等地陆续有些发现，但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原料为石英砂岩、硅质岩砾石。砍斫器在湘江流域各地点普遍出土，具有强烈的砾石石器文化风格，与澧水文化类群的石器特征接近。
　　(二) 新石器＂革命＂的到来
　　距今10000年或是更早，包括湘南在内的南岭地区率先发生＂新石器革命＂,这里发现了一系列遗存，其中以广西桂林甑皮岩、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为代表。玉蟾岩遗址最早发现于1984年，先后进行过四次考古发掘。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石制品以砾石为原料，制作粗糙，器体小型化，有一定数量的中型石器，大型石器较少。这些石制品加工技术简单，全部为打制，基本采用锤击法，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很少。主要组合为刮削器、砍斫器、锄形器、石锤，还有少量的尖头器、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等。这些石器的风格主体继承了华南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工业传统。骨器种类有骨铲、骨锥、骨针和骨饰。还有用动物犬齿制作的装饰品。角器仅见角铲，另有少量的穿孔蚌器。这些骨、角、蚌器均可见磨制痕迹。玉蟾岩陶片是重要发现，其中在接近底层位置出土的陶片复原为一件陶釜，由泥片贴筑制作而成。烧制陶器时火候不匀造成陶胎呈黑褐色、红色，近口沿部分夹炭，羼和料为石英砂，沙粒大小不一。
　　陶片的测年数据多数集中在距今18000年前后9595-9600。玉蟾岩遗址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水稻，一共发现11枚稻谷。研究表明，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谷是介于普通野稻与籼稻之间，兼有野、籼、粳特征的演化早期的原始栽培稻类型。除了上述遗物，玉蟾岩遗址还发现大量动植物遗骸。玉蟾岩一类遗存在湘南地区还有不少发现，如白公岩、三角岩、后龙洞等，大致都与玉蟾岩的年代与文化特征相似。澧阳平原也发现了不少过渡时期遗存。澧阳平原过渡时期的年代，其上限不逾十里岗文化，下限早于彭头山文化，年代范围大致为距今1.5万年至距今1.2万年之间。325石制品形态均为小型或细小石器，或以小型石器为主。这个时期的临澧华垱遗址和澧县宋家岗遗址还发现了陶片。华垱遗址陶片出土于红色网纹化土中，陶片夹砂，表面十分粗糙，饰有绳纹。宋家岗遗址则经过试掘，在彭头山文化堆积层之下，地层也有网纹化的特点，同样是细小石器和陶片共存。华垱遗址的陶片测年在距今13000年左右。这个时期，人类已经来到平原的旷野上开始简单的定居生活，竹马遗址还发现了高台建筑遗迹。这类遗存的发现，为探索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新旧石器过渡时期文化提供了重要证据。
　　(三)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与文化序列
　　湖南旧石器文化传统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的史前时代是一脉相承的。悠久的旧石器文化传统使得湖南有着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完整链条，也使得湖南出现具有典型特征的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彭头山文化。目前，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洞庭湖地区澧阳平原的谱系结构最为完整，这里也是中国旧石器—旧新过渡—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最完整的地区。澧阳平原新石器文化序列为：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这个序列的年代为距今10000—3800年。
　　1.彭头山文化。目前可以明确属于彭头山文化遗存并经科学发掘的是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杉龙岗遗址、苗儿岗遗址，另外经过调查并采集有陶器的金鸡岗遗址。彭头山文化的年代为距今10000—7600年。彭头山文化的陶器，还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陶器制法为泥片贴筑，烧制的火候不匀。从胎质看，以夹炭羼砂陶为主，次为夹炭羼稻和夹炭陶。陶色以红色为主，也有红褐色、褐色、褐灰色陶，其中红陶一般施红色陶衣。纹饰以绳纹为主，多通体装饰，较为复杂，多以粗绳纹，少数以网状绳纹和近篮纹的形式表现。此外还有戳印、捺压、刻划、锯齿、泥突或乳钉、镂孔等装饰。主要器形有深腹罐、双耳高领罐、钵、釜、支座、碗、碟、盆、圜底盘等。
　　2.皂市下层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年代为距今7600—7000年，它以石门皂市遗址命名。该文化的大多数因素继承了彭头山文化，陶器的成形方法仍为泥片贴筑。在装饰手法上，有刻划纹、绳纹、镂刻纹、戳印纹、压印纹、堆纹及组合纹饰等。器形有圈足盘、亚腰鼓腹双耳罐、高领罐、双耳腹、筒形釜、圜底釜、折沿罐、卷沿罐、圈足碗、盘口罐、钵、平底弧壁折沿盆、器盖等。其中以镂空圈足盘、腰鼓腹双耳罐、筒形釜、钵、器盖为主要组合。
　　3.汤家岗文化。汤家岗文化年代为距今7000—6300年，以安乡汤家岗遗址命名。陶器均为手制成形，有的在器表进行过打磨处理，少数还涂黑褐色陶衣。陶系方面，以夹砂褐陶为主、次为夹砂红陶、夹炭褐陶、细沙白陶。汤家岗文化陶器的纹饰复杂繁缛，以印纹和戳印篦点纹最多，还有附加堆纹、刻划纹等。多数是复合性装饰，而且均经过了数道工序。器形以釜、圈足盘为大宗，次为碗、钵，有少量的支座、器盖、双耳罐。汤家岗文化继承皂市下层文化而来，但出现一些明显变化。此外，高庙文化出土的各种类型白陶、红褐陶盘，大多以敛口、弧壁为特征，器形与汤家岗文化同类器特征明显相似。有人指出，汤家岗文化的形成与高庙文化有关。
　　4.大溪文化。大溪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年代为距今6300—5500年。该文化最先发现于巫山大溪遗址，一般将大溪文化分为四期。大溪文化一期以夹砂陶为主，次为泥质、粗泥和夹炭陶。纹饰有绳纹、瓦棱纹、篦点纹等。器形有釜、曲沿罐、折腹钵，也有圈足盘、器座和支座等。二期器物釜、罐的数量减少，新出现大量的盘、豆、杯，还有彩陶杯和单耳杯。三期薄胎彩陶以及单耳杯消失，折腹圈足碗、折腹钵等消失，继续流行釜、豆、圈足碗、器座、器座盘、器盖等。四期与三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制作上，为快轮制陶。陶器组合与形态也有了很大变化：墓葬随葬器物以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为主，器物基本组合为鼎、壶、曲腹杯、豆、瓶等，不是本地大溪文化一至三期所固有的形态。有人将这个时期文化命名为＂划城岗文化＂,也有人将其归入＂油子岭文化＂。
　　5.油子岭—屈家岭文化。这个时期距今5500—4500年，油子岭—屈家岭文化继承大溪文化而来，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与＂大溪文化四期＂在陶质、陶色和器物组合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主要器物组合为鼎、豆、簋、曲腹杯、壶、瓶等，因此也将该期与大溪文化四期合并，称为油子岭文化。第二期才是真正的屈家岭文化，该期细泥黑陶减少，泥质黑陶和灰陶数量有所增加，出现双腹器。墓葬陶器变化较为明显，曲腹杯、瓶、簋的数量减少，壶的形态有明显变化，豆出现宽凹沿并向双腹转变。第三期墓葬中器物小型化，以泥质黑陶和灰陶为主，主要组合为鼎、豆、壶、杯等，其中以双腹豆最为典型，并出现大量以缸为葬具的瓮棺葬。
　　6.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100年，它整体继承了屈家岭文化的特征，该文化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二期。早期陶器以泥质陶为主，次为夹砂陶，有少量粗泥陶。陶色不纯，常见黑褐色、红褐色。器表一般为素面，纹饰以蓝纹居多，次为附加堆纹，有少量方格纹、凹弦纹、网状划纹、刻槽等。主要器类有鼎、釜、豆、高领罐、圈足碗、钵、鬶、杯、缸、甑、器盖、壶、器座、盆、盘、漏斗、臼等。晚期陶器有些变化，以罐类最多，次为盆、钵、盘、壶等。
　　7.肖家屋脊文化。距今4200—3800年，其晚期已经进入中原夏朝纪年，从区域社会发展形态而言，该文化既可列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末期，也可纳入广义的夏时期。肖家屋脊文化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地区肖家屋脊遗址命名，该文化以泥质灰陶为主。主要器物形态是鼎、高领广肩罐、浅腹圈足盘、高圈足豆、盆、鬶、盉、器座等。纹饰主要是绳纹，还有一定的划纹、蓝纹和方格纹等。肖家屋脊文化最著名的并不是陶器，而是它的玉器，湖南的孙家岗发掘出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不少玉器，其中龙凤玉佩、兽面獠牙玉神人面、壁、鹰首笄、柄形器、玉蟾等均是最重要的玉器代表。在洞庭湖的外围，如沅水流域和湘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也有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中高庙文化和堆子岭文化最为著名。
　　高庙文化距今7800—7000年，以洪江高庙为代表，此外还有辰溪征溪口下层和松溪口下层、辰溪台坎大地等遗址。高庙文化的陶器绝大部分是褐红色与灰褐色的夹砂陶，占第三位的是细砂白陶。器形以圜底、圈足器为主，尤以圜底釜、罐和圈足盘最具特色。器表多施复杂繁缛的纹饰，印纹白陶圈足盘尤具特色。图案有凤鸟、兽面，此外还有垂帘纹、带状纹、波浪纹、八角星纹。有的还在器物的圈足底部施加彩绘。高庙文化是一种采集渔猎经济的文化形态，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存，遗址的堆积性质也属贝丘类型。高庙文化中具有发达的观念信仰，高庙文化的白陶以及陶器上的纹饰图像，曾经广泛传播，被誉为史前中国第一次艺术浪潮。堆子岭文化分布于湘江流域中下游和资江下游地区，覆盖范围主要在湘中、湘东和洞庭湖南部地区，其年代大致与大溪文化同时，主要以独岭坳晚期、磨山早期、堆子岭、附山园中期遗存为代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次为泥质红陶，有少量细砂白陶。器物以鼎为主，另有釜、双耳罐、高领罐、高圈足盘、双腹器、豆、缸等。纹饰流行戳印纹，此外还有篦点雨线纹、绳纹等。
　　二、  社会复杂化进程
　　(一)新旧石器过渡与农业起源和发展
　　湖南史前社会的进程，与该地区地理环境、自然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湖南地处长江以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暖湿润。平原地区湖沼发育，山岗河谷水陆皆宜，具有良好的动植物成长的生态环境，也具有丰富的动植物种群。这样的环境能够提供充沛的资源，对于早期人类来说最适宜从事采集、渔猎活动。从澧阳平原分布的旧石器遗存来看，旧石器时代整个时期，澧阳平原及其附近就有人类活动，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经开始在大河平原上定居下来，那时的人们从事采集与渔猎。湘南地区以玉蟾岩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中，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可以推知当时的人们也从事类似的活动。采集和渔猎，即使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后来的历史时期，都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辅佐。在过渡时期，农业便已出现。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但如果用＂革命＂一词来概括新石器时代的出现，未免有点牵强，因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从采集狩猎经济向稻作农业的过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是突如其来的质变，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长，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在湘南及南岭以南地区，虽然水稻出现的年代早，但成熟的稻作农业出现得相当晚，基本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而在湘北洞庭湖一带，稻作农业成为一定的规模在彭头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彭头山文化时期，洞庭湖地区特别是澧阳平原出现了长江中游第一批村落，这些村落或位于湖沼之滨，或立于丘岗之上，反正是在临水的台地，就近有丰富的水产资源，既适合居住，也适合生产。彭头山、八十垱遗址附近即是古河道，居住生活区位于河边的岗地。八十垱遗址居住区的周围掘有壕沟，壕沟与古河道相贯通，这样既利于给排水，又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一判断基于四个方面的证据：第一，八十垱遗址一处仅1平方米的地点出土上万粒稻谷，说明当时的稻作经济农业已经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第二，在八十垱聚落的西侧发现了不少类似仓储式的建筑遗迹，这些建筑的基础为圆形，多半是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其形态与特征，以及周边的共存物等证据均可指向这类遗存属于仓储性质；第三，八十垱聚落出土的水稻，其性状特征已经脱离了野生稻的范畴，具有古栽培稻的特征，这也说明当时的稻作农业有了一定的规模；第四，八十垱遗址还发现了可能是水稻田的遗存，更丰富了这一判断的证据链。自彭头山文化开始，洞庭湖区就成为湖南的粮仓，也是长江中游的粮仓。彭头山文化时期，文化进一步发展。稻作农业经济支撑起一个富裕而强势的社会，文化和人群也随之不断向外扩散。彭头山文化晚期，整个洞庭湖地区都是该文化的分布范围，彭头山文化还不断北进，扩张到了长江沿岸的鄂西峡江地区，宜都城背溪、枝城北等遗址发现的城背溪文化遗存，即是彭头山文化向北扩张的产物。
　　不仅如此，该文化还继续北上，到了江汉平原，并与南下的中原地区贾湖文化发生交流和碰撞。从这个意义上说，澧阳平原是长江中游文化的孵化器，不仅产生了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社会经济，还极大地扩张了自身的势力范围，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澧阳平原的稻作农业，到大溪文化时期又有明显进步。城头山城壕里出土了大量的水稻遗存，经研究，这些水稻的绝大部分都具有栽培稻性状。这说明经过长时间的驯育与进化，湖南史前稻作完成了历史性转变，水稻的生产和种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水稻，是与其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这个具有城池性质的大型聚落，其城内与城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城乡分野。社会分工进一步显现，或已出现食物分配和交换，这显然是早期贸易的萌芽。目前尚不知城头山城内居民具体的结构构成，但至少已有部分人脱离了农业生产而从事手工业等工作，稻作农业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给经济，而是有一定的输出、交换与再分配功能，社会在这样的状态下复杂起来。鸡叫城接城头山古城而来，这里在油子岭文化时期已经是一处环壕聚落，后来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开始筑城。再后来，城的规模不断扩大，陆续形成三道环壕，众多水渠和河道，以及由平行水渠和河道组成的稻田耕作片区。这样的城壕规模和结构，构成了极为复杂和完整的稻作农业体系，是史前稻作农业发展到高级形态的真实反映。一系列证据也使鸡叫城稻作农业的高级形态得到进一步彰显：城外平行水网所处的区域，通过考古钻探，在现代水稻田之下发现了水稻遗存迹象，从单位面积钻探出来的土样，经检测含有丰富的水稻植硅石，由此证明这里原来即是古水田的所在。
　　另外，经过考古发掘，在早期油子岭文化时期环壕之上，堆积了大量的水稻遗存，这类遗存并非以稻谷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稻壳和谷糠的形式存在。这样的堆积成片分布，厚度从十厘米达数十厘米，分布面积至少达数百平方米。从一处80平方米谷糠堆积测算，当时稻谷量约达2.2万公斤，而实际稻谷量远远不止这个数。谷糠的成批量出现，说明当时的水稻加工已经规模化，绝非家庭式小规模水稻加工，这也说明粮食已经进入统一管理。这一现象的背后，暗示稻作农业形态已经进入复杂流程，或许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生产、收割、加工和分配。这样的流程背后，暗示着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运作系统。由此看来，鸡叫城谷糠遗存所展现的当时社会形态，完全是在本区域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换言之，洞庭湖区的稻作农业孕育出了古老的文明。
　　(二)聚落演变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湖南史前文化的悠久传统，演绎着史前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处于何种社会形态，目前还无法找到确切的考古学证据。通过一些旧石器遗址点，以及考古发掘的遗迹现象，或许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推测。在临澧道河流域的不少遗址，比如条头岗遗址、伞顶盖遗址、乌鸦山遗址等，均发现类似石器加工现场，在半成品和碎片之中，能够拼合一些石片和石核，这类石片的碎片和半成品有一定的分布空间，通过这些遗物的空间分布，大致可以还原当时石器的制作场景。通过一系列遗存的发掘，甚至可以推测当时石器的原料来源和加工、使用与废弃过程，以及哪些遗存可能是相同或不同人群所遗留。这些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遗存显然是认识当时人群与社会的唯一线索，通过对这些遗物的研究，能大致了解当时湖南与周边的交流与交往。比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技术出现了小型化趋势，有些地点甚至出现了石叶技术，这些技术非湖南本土发明，而是起源于北方，通过大范围和远距离交流传播而来。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普遍流行的是用砾石来制作石器，称为＂南方砾石石器工业技术＂系统，湖南当属于这个系统之中，但不同时间的这个系统内部各区域也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也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湖南旧石器遗存中发现的手斧、手镐等石器，也是来自其他区域。这说明，在数十万年以前，中华大地文化与人群，已然开始了互动和交流，这为后来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过渡时期的石器技术明显有了小型化趋势，某些人群中还出现了磨制石器——曾经被当作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人类离开洞穴，来到旷野上定居。一处定居点可能就是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社会团体。临澧竹马遗址应该就是这样的定居点。在旷野上定居，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进步，它使人们脱离了随处游荡、居无定所的状态，开始建造房子。房子不仅成为生活的居所，更是维系血缘成员关系的有力保障。在这样的基础上，最早的一批村落诞生了。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大致是以血缘为主体的氏族部落，一个聚落就是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内部，已经有了确切的血缘家庭。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都发现了多处房子遗迹。这类房子大多聚在一起，房子形状多呈圆形，面积不大，最多十几平方米，能够维持一个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有的房子中央还有灶坑，灶里面甚至还残留有陶釜，这说明中间的灶坑就是炊煮的地方。多数房子外面有墓葬，墓葬的平面多为圆形，墓内随葬有一件或数件陶器，人骨无存。从墓内器物形态及墓圹大小范围来看，当时采取的是二次葬。这些现象说明，人们对于房子的依赖程度不仅基于生前的生活，甚至也及于死后的安葬，房子是人们生前死后的中心。
　　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居所和土地或许已经有了某种分配和占有，私有观念已经产生了。复杂化一般是指社会的规模、其组成部分的数量和特点，其整合的特殊社会功能的多样性，其拥有的独特社会人格的数量及其多样性，以及社会功能整体凝聚机制的多样性。不平等和异质性是理解复杂化本质的两个重要概念。社会分层是复杂化的表征形式。湖南史前聚落形态至汤家岗文化时期有一次明显变化，社会复杂化已初见端倪，汤家岗遗址墓地留下了重要证据。这处墓地分为南北两个墓区，每一墓区内的墓葬又分为多个墓群，每群墓葬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在随葬品方面，南北两个墓区的随葬器物有明显差别，南区墓葬的随葬品等级明显低于北区墓葬，在等级较高的北区墓葬中，位置靠西的墓群又高于位置靠东的墓群。从汤家岗文化开始，洞庭湖地区的聚落基本固定下来。换言之，从这个时期开始，一批永久性的聚落产生了，其年代从汤家岗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有的聚落在汤家岗文化时期环壕聚落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发展成为超级环壕聚落群和城壕聚落群。城头山即是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典型实例。城头山遗址在汤家岗文化时期是一处普通环壕村落，这个村落的外围有一道环壕，环壕外就有水稻田。这是澧阳平原早期村落的基本形态。或因环境、区位、经济技术、人际优势，城头山在6300年前从一处普通环壕村落一跃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开始了持续不断的筑城运动。＂城头山模式＂既是一个特例，又是发展的必然。城头山一期城墙和城壕始建于大溪文化一期，这期的城墙和城壕多数地段是将原来汤家岗文化的环壕填平，在其外围开掘城壕，城壕挖出来的土，就近堆筑在壕的内侧，形成城墙。这样的墙、壕所形成的高差，最高可达五六米，成了名副其实的城池。城头山古城是环壕聚落数千年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是稻作农业文化所支撑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个矗立在大地上的古城，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道醒目的里程碑，把文明和野蛮区别开来。
　　如果从文明起源的角度来看，城头山是见证文明发生的首善之地。史前文化万年以来的孕育，终于长出了文明的花蕾。城头山社会的形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其一，城乡分野。在城头山的周边，还有一些小型村落，这些村落与城头山是同时并存的，这些村落的存在，也印证了城头山城池所体现的社会复杂化特征。建造城池显然有事先规划，除了城头山城内居民，还包括周边村落民众一起共同参与，城外村落要对城内负有某种义务和责任，甚至要听从城内人员的指挥和调遣。其二，城内居民也有明显分化。城头山东部区域有大溪文化一期阶段的城墙、祭坛和祭祀坑，祭坛和祭祀坑的出现应与城墙的建造有一定关系。一期城墙在修建过程中，曾有一具人骨埋筑在城墙土中，这具人骨保存完整，但并没有墓坑，也不平坦，而是斜躺式地放置于当时地面上，随着城墙的筑造而一起埋于墙内。有人推测这或许就是牺牲，作为修造城墙某种仪式之用。修建城墙过程中，这类活动不少，于是在旁边建起了祭坛。祭坛为椭圆形，附近有祭祀坑，坑内填埋兽骨、烧土和打碎的陶器，有的坑内还填埋成坑的稻谷，这可能是瘗埋性质。祭坛的坡上堆积了厚厚的灰烬，或是燎祭性质。祭坛后来成了墓地，位于祭坛中心的墓葬等级最高，墓圹宽大，随葬有鹿骨，推测还应随葬了很多有机物。这座墓的周围，则是肢体残缺的屈肢葬墓，明显与中心墓不属于同一级别，或许是牺牲之用。
　　这片墓地后来成了高等级墓葬的所在地。在大溪文化二期阶段，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也在此地，暗示祭坛作为一处圣地，一直是高等级人士的丧葬之所。城头山城池的社会分工已经较为明显：在这里，宗教祭祀区、墓地、手工业作坊区、生活居住区有明确的空间分布，各居于城池的不同位置，这或许是事先就规划好了的。作为居住区，精心设置了道路、院落和公共建筑，显示出复杂社会的明确意图。油子岭—屈家岭文化的墓地，则安置在城内的北部，其下葬顺序先是在一处略高地方的西部埋墓，然后墓地不断东扩，从油子岭文化一直持续到屈家岭文化，数百座墓葬上下叠压，显然是一处集中的公共墓地，而非某一血缘家族的私家墓地。这表明，油子岭—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头山城池的社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血缘纽带已经松弛，地缘纽带已在上升，这是社会复杂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鸡叫城城壕聚落群见证了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里聚落的演变与城头山如出一辙。彭头山文化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说明当时是一个村落，但很普通，甚至还可能无法与彭头山、八十垱相比。大溪文化时期这里也有人居住，到油子岭文化时期则村落扩大，人们在此挖掘环壕。后来，人口进一步增殖，聚落规模扩大，因而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人们开始建造城池。城池建造后不久，城内开始大兴土木，在城内的西南部建造了大型木构建筑，该木构建筑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主体部分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不低于630平方米。该建筑基础的主体部分先开挖基槽，在基槽内垫置木板，木板最长者超过8米，宽0.42—0.46米，厚0.1—0.13米。木板上立柱，木柱与垫板之间不见榫卯结构。绝大多数保存较好的木柱外侧有卯孔。这是百年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大型木构建筑基础遗存，反映了鸡叫城城壕聚落集群所代表的当时社会与文化高度。它的发掘和发现，有助于理解长江流域史前建筑形态特点，丰富了史前中国土木建筑的内容与形式。如此大体量的建筑，也反映了当时对劳动力、资源的控制和工艺技术达到了目前所见最高的层次。
　　(三)意识形态与宗教艺术成就
　　湖南史前意识形态和宗教艺术成就，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属于非物质的无形文化遗产。这些无形文化遗产，通过物质载体表现出来。因此，很多就附着在了史前考古发掘的遗物和遗迹之上。陶器纹饰在一定程度上是观念的表征，就如同现在一些器具上的花纹，除了美观，还有更深层的意蕴。实际上，美观也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属于精神文化领域。彭头山文化的陶器纹饰非常丰富，主要有绳纹、戳印纹、镂孔等，往往是多种纹饰形成组合，这些纹饰到底是何种观念的表达，还不清楚。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陶器纹饰大体继承了彭头山文化的特点，但更显精致。与该文化基本同时的沅水和湘江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则出现了白陶，白陶上的纹饰极为复杂，已然是信仰和艺术的表达。纹饰有几何纹和几何纹组合，但最具特征的还是图像化纹饰，如太阳纹、八角星纹、凤鸟纹、獠牙兽面纹等。如高庙遗址T1015⑧:16白陶罐最引人注目。该罐颈、肩饰篦点纹组成的兽面纹。其中颈部有对称的二组，兽面椭圆形，方口，獠牙外龇，有门齿，唇上部有三尖冠，下部有垂须。兽面两旁附有双翼，无躯干。兽首下的附加装饰类似柴薪，兽面图像两侧各有一座木构建筑，有梯子盘旋而上。该罐的肩部还有四组相同题材的兽面像。这成为高庙文化的标志性图像。另外还有白陶盘、簋等，器表都有复杂的图像纹饰。高庙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湖南史前白陶的文化内涵，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器及其图像纹饰一经刊布，很快就在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此后，又陆续在沅水中上游发掘了松溪口、征溪口遗址，均发现了白陶，在年代上与高庙下层遗存有先后，但应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
　　从此，高庙文化作为沅水中上游地区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为世人所知。与此同时，在湘江的中上游地区，大致是在长沙以南的湘江流域，也陆续有一些考古发掘，如大塘遗址、千家坪遗址、磨山遗址、堆子岭遗址和独岭坳遗址的发掘。这些遗址中，以长沙大塘遗址的年代最早，距今约7000年，茶陵独岭坳遗址略晚一些，接下来则是株洲磨山和湘潭堆子岭、老虎坑遗址，其年代也在距今6000年前后。在这些遗址也发现了白陶，整体而言，这类白陶遗存较早阶段与高庙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的白陶特征较为相似，较晚阶段则与汤家岗—大溪文化的白陶相似。大塘遗址白陶上类似建筑的图像以及陶器上的彩绘暗示其与高庙遗存有着某种联系。桂阳千家坪遗址的两次发掘，则基本解决了湘江中上游地区白陶遗存的性质和地位。千家坪遗址位处南岭北侧的桂阳县，这里发现了年代不晚于距今7000年的大量白陶遗存。白陶的造型和纹饰，与高庙文化相似，且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与高庙文化相比，其印纹、浅浮雕的图像造型更富特质。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千家坪及大塘遗存等均可以纳入高庙文化系统。千家坪遗址的地理位置和文化遗存的特点，为湖南史前白陶南下珠三角大湾区找到了文化传播线路上的节点。大溪文化也有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遗存被发现，前述城头山大溪文化一期祭坛和祭祀坑、牺牲等均是精神观念的表达。澧县优周岗遗址也发现类似的祭祀坑，坑内发现大量烧骨、碎陶器，还发现了三叉形木质面具，类似后来的傩面具。宋家台遗址也发现过面具，也应该具有傩面具的性质。高庙文化白陶上的图像所表达的观念，在远古中国影响了很长的时间。孙家岗遗址肖家屋脊文化出土的玉神人面，甚至可以在高庙文化中找到某些蛛丝马迹。这个玉神人面双面雕琢，正面为减地阳文浅浮雕獠牙神人面，背面为阴刻神人面。正面神人头戴云冠，眉心饰以四角菱形，双唇微翘，其外侧则饰上下对称两对獠牙，神人面的背面阴刻图像乃是正面的摹刻，构图与刻划所表达的造型特征一样。这样的造型的源头，与高庙文化的兽面獠牙图像有着惊人的一致。凤鸟是高庙文化常见的图像，这类艺术也广泛影响了很多地区的文化，孙家岗遗址出土的凤形玉佩宛如古老凤鸟涅槃重生。
　　总体而言，湖南史前白陶的纹饰，与其说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毋宁说是古人精神意识的图像表达。白陶的纹饰，显然不是简单的装饰艺术，而应该具有象征意义，其所传达的既是宇宙观与哲学思想，也是信仰和情怀。
　　三、  湖南史前文化、湖湘文化融入中华文化
　　(一)湖南史前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湖南史前文化源远流长，史前文化缔造的传统，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是深植于湖南大地，给湖南历史和文化提供滋养。自肖家屋脊文化以后，中原王朝更替，华夏化进程的疾风骤雨不断向外辐射。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中，湖南似乎成了华夏的边缘，成了中原王朝的＂要服＂之地。湖南在夏商王朝时期确实有所沉寂，但文化和人群并未远去。近年考古发现反复证明，相当于夏商时期，湖南仍然有相当发达的人类文明，湖南多地均有相当于夏王朝时期遗存发现，商时期遗存则更多。有专家推断，湖南在殷商晚期可能存在多个区域性王国，与中原商王朝及先周邦国都有一定的联系。宁乡炭河里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炭河里文化的青铜器，虽是中原青铜文化辐射的产物，但外表的形饰，则似乎更多地秉承了湖南史前的纹饰图像，凌厉与灵动的兽面和人面应该就是由此而来。湖南商周青铜器是南方地区三大青铜文明的所在，与湖南史前的辉煌创造应该是分不开的。商周时期湖南在史前文化的基础上，与南方多地形成互动，促进了百越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东周以降，楚文化入湘，湖南是楚越文化交融表现最为明显的地方。湘江流域是越文化的原乡，这个源头或许可以追溯至6000年前，从堆子岭文化开始，湘江流域就与江汉及西洞庭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与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存在广泛的交流。到了东周，楚文化南渐，越文化在各地与楚文化融合。从临湘大畈、长沙金井、桃江腰子仑、湘乡何家湾、资兴旧市等东周遗址与墓葬中，明显可见楚文化强势进入和越文化步步向南退却的过程。湖南史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为东周秦汉时期湖南本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源泉，长沙子弹库和陈家大山出土的帛画，有人物御龙和人物龙凤等图像。这些图像的源头，或许可以回溯至高庙文化。湖南史前文化中的兽面和凤鸟也可能是楚文化龙凤艺术之源，楚文化中那些奇诡浪漫的艺术题材或与湖南史前文化有着某些基因上的联系。沅水流域是高庙文化诞生和发展的区域，这片区域从高庙文化以来，绮丽神秘的精神信仰表现强烈，及至战国时期仍然被原生态地保留着。屈原从汉北流放至此，曾见到巫风遍地的景象。有论者推测，屈原有感于这里的祭祀与歌舞，遂记录其所见所闻，汇成《九歌》的重要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沅湘之风的反哺，铸就了屈原辞赋的本色，而湖南史前文化之基因，也通过屈原而得以保存和传递。学界不少研究者，每将湖湘文化之源追溯到屈原，却鲜少讨论屈原之精神与文化滋养来自何方。沅水流域秦汉六朝隋唐墓葬中屡屡出土獠牙兽面的面具，而沅水流域至今还唱傩戏、戴傩面具，这傩面具与史前獠牙兽面也是如出一辙，可见湖南史前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何等深刻。湖南史前文化对湖南语言分区的影响至今仍是根深蒂固。湖南方言，总体而言是以雪峰山为界，沿雪峰山脉向东北延伸至益阳—沅江与汉寿交界，再沿沅江尾闾至南县—华容以东，是沅水故道的基本走向。这一条线是湘方言和西南官话的分界线，汉寿、沅江、南县、华容在这条分界线以东和以南者，是讲湘方言的益阳和长沙口音；以西、以北者，是讲西南官话的常德口音。这条分界线还是历史时期长沙郡和武陵郡两大互不统属行政区的界线。此外，这条线也恰恰是6000年前洞庭湖西北地区大溪文化与洞庭湖东南地区堆子岭文化的分界线。在这里，我们看到史前文化所奠定的语言格局竟然数千年屹立不变，足见古老的文化基因所缔造的时间与传统，会从各个层面对当代产生影响。鸡叫城出土的大型木构建筑基础，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和最大的木构建筑基础。这种建筑的形式和结构，是后世中国木结构建筑的雏形，这种结构和形态，也在湖南被完整地继承下来。湘西、湘南一带的不少木结构建筑，特别是留存于今汉寿山区的敞口堂屋与其颇为相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湖湘文化的基因，可以看出史前的传统是如何穿透历史的烟云，影响着后世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
　　(二)湖南史前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湖南史前文化是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其区系类型理论中，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列入六大区系类型之一，湖南属于＂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28]69。洞庭湖西北岸的澧阳平原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和文明化进程轨迹最为清楚的地区，对大西南远古文明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多元一体中国文明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稻作农业是支撑文化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湖南是稻作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从玉蟾岩到彭头山、八十垱，再到城头山、鸡叫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稻作农业。稻作农业是湖南史前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直到现在，湖南依旧是中国粮仓。由稻作农业而出现的环壕聚落，由环壕聚落发展而出现的城壕聚落，澧阳平原有一条清晰的变化发展线索。这种变化的出现和格局的发展，澧阳平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城头山是史前中国城池之源，城头山史前城池的出现，开启了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大幕，中国文明五千多年，城市化的浪潮风起云涌，其文明的轨迹，最初可以追溯至澧阳平原城头山。高庙文化为中国贡献出了艺术、观念与信仰。高庙文化的白陶和白陶上的纹饰图像，是湖南史前的辉煌创造。高庙文化距今7000多年发生于沅水中上游和湘江中上游地区，这是湖南土生土长的原生文化，它一经产生，便以强大的力量向外辐射，影响之广，南到珠三角地区，东到江浙沿海，西到三峡巴蜀，北至关中，覆盖了大半个中国。高庙文化发明的太阳、兽面獠牙、凤鸟、八角星图像纹饰，不仅传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为中国图像艺术的基本素材，也成为中国精神文化观念与信仰的基础。高庙文化白陶的传播被誉为史前中国第一次艺术浪潮。学界每每谈及良渚、三星堆，甚至商周青铜时代，其艺术图像的母题，精神文化的滋养，都无法回避湖南史前的文化创造。兽面獠牙最先出现于高庙文化，后来在良渚文化中出现，然后复兴于肖家屋脊文化，并流行于商周青铜文化中。凤鸟图像同样最先出现于高庙文化。凤鸟载日图是高庙文化千家坪遗址、下湾遗址白陶上主要的装饰，其流传到千里之外的淮安黄岗遗址，似乎也流传到数千年之后的成都金沙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或许就是来自高庙文化的凤鸟载日图。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证实这些均来自高庙文化，也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来重建这个传播链，但文化传播与交流所引发的＂浪潮＂最先发生于高庙文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学界多认为，中国早期的宇宙观念、神话传说和艺术形式的发祥地是在长江流域，而表现最充分的是史前湖南地区。中国早期文化中的太阳崇拜思想、神祇形象和组合形式，有可能起源于湖南地区。这些信仰与观念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和中国早期文化一体化的表现。中国上古时期广大范围内形成的包括太阳崇拜在内的宇宙观念、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王朝和统一帝国形成的思想基础。
　　结语
　　与其说考古成果重建了湖南史前文化与社会，毋宁说是考古发现了尘封已久的史前湖南。数十万年的湖南考古遗存所展示的湖南史前文化，是不见于历史文献的，完全来自考古发现与研究。七十年湖南考古，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取得了重大成绩。考古发现展示了湖湘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湖湘文化的灿烂成就，展示了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数十万年的文化发展、万年的文化提速、六千年的文明化进程中，湖南与周边密切交流，融合创新，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贡献了经济技术、精神观念、社会制度。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形成之际，湖南积极参与早期中国的形成。在华夏民族形成发展之际，湖南地区较早地融入了华夏化进程。从史前的六大区系之一，到商周的青铜王国，从楚人入湘到秦汉郡国设置，湖南逐步从化外之地融入华夏国家体系。湖湘文化也在这样的进程中一步步走来，不断吸收、融合和创新，成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