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84年后依然失联中

　　他是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1937年从事件现场报道回来后两个月，突然从河北蠡县失踪。直至今日，永远25岁的小方，依旧温暖人心，有着持之以恒的勃勃生机。
　　冯雪松（口述）
　　本刊记者李雪（整理）
　　编辑：咖喱
　　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小方就这样出发了。这是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小方骑着自行车只身穿越炮火，成为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新闻记者，他用震撼人心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可是两个月后，他却永远失联了。
　　小方原名方大曾，他曾是抗战初期最活跃的战地记者之一，与范长江、徐盈同负盛名，为《申报》《良友画报》《大公报》以及美国《时代》周刊、英国《伦敦图画新闻》等供稿。
　　自小方从七七事变现场报道回来后突然失踪，多年过去，一直有人坚持不懈在探寻关于他的消息。
　　今天是七七事变84周年，也是方大曾在抗战前线失踪的第84年，同时也是央视记者冯雪松寻找他的第22年。
　　这么多年冯雪松从未停下脚步。从1999年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到2014年的书籍《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他一直在追踪报道小方。
　　以下是《环球人物》记者2014年采访冯雪松后的内容整理，从他口中，一个历史碎片式的小方变成了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青年。
　　用稿费买回胶卷、相机
　　小方拍了很多照片，但他本人留下的照片不过10余张。从照片上看，他的穿着打扮是时髦的，飞行帽、工装裤、皮鞋。
　　小方生在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在外交部工作。他家在北京协和胡同有一个600多平米的宅子。
　　说到对小方的影响，母亲倒是更多一些。她是个家庭主妇，但很开明；她会中医，胡同里谁有个小灾小病都找她，也不收钱这应该是小方民主思想和平民意识的来源吧。读小学时，小方就喜欢摄影，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
　　方大曾的摄影作品。
　　当时的摄影师大多满足于在沙龙里拍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小方爱拍车夫、苦力。他的妹妹方澄敏告诉我说，小方很少给朋友和家人照，别人也不求他，怕碰软钉子。小方经常徒步到各处拍照，回来后自己冲洗。照片冲出来后，他就投到报刊杂志去，用稿费再买胶卷。他拍的四子王府结婚照刊登在英国一个杂志上，得来的稿费买了一架高级的禄来福克斯相机。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参与机关报《反帝新闻》的编辑工作。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外面跑，常常只带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离开家，活跃在平津以及冀、晋、察、绥一带。他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用木头制作了一个灰色的暗房。有时候妹妹方澄敏也帮着定影，打打下手。
　　1934年大学毕业后，小方先是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又调去了天津。后来，他还和几位朋友组建了中外新闻学社。那几年，小方报道过大连走私，拍过一二九运动；他还深入冀东伪政府所在地，娼、赌、烟毒、走私无不摄入他的镜头。
　　方大曾的摄影作品。
　　发自二十九军阵地的报道
　　1936年11月，在绥远（今内蒙古中部），傅作义部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之间发生了战争，这是抗战初期一次重要的冲突。战争一开始，小方就去了前线，北京集宁高家地红格尔图集宁陶林（位于今乌兰察布），43天的行程是他战地记者生涯的起点。
　　从高家地到红格尔图是60里荒原地带，常有土匪出没，但小方执意要去这个军事重地。驻地张团长只好借给他一匹马，还派了30名骑兵护送。翻越阴山前往陶林时，小方唯一的随从十三军的一个士兵差点中途折返，而他坚持完成了采访。
　　小方把前线见闻写成了长篇通讯《绥远前线视察记》，在文章结尾，他悲悯而愤怒地写道：战争是这样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地在制造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小方正在家里休假，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他决定去卢沟桥看一看。10日早晨，小方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母亲妹妹匆匆告别。一路上，他骑着自行车，通过了日军的盘问，到了宛平城下。他看到童子军在向商户募捐，人们正在掩埋阵亡将士；站在卢沟桥上，他看到辽阔的白云、永定河岸的原野，感叹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要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被守城小战士用枪口对着，小方很欣慰，觉得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
　　当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被孙连仲将军约请至指挥部会谈时，小方已然出现在二十九军的阵地上了，他记录下了士兵们如何拔出大刀斩去了敌人半个头，如何在打败敌人后拼命追杀，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叫回来小方把这些写到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这也是对卢沟桥事变的第一篇报道。
　　方大曾的通讯作品。
　　随着战事发展，小方有家难回，经范长江介绍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从他的文章和照片中，你能感受到由远及近的炮声、厮杀声和浓烈刺鼻的硝烟。
　　当时，小方的姐夫在上海做事，他每天下班都要买一张《大公报》这是一家人了解小方行踪的唯一信息来源。9月30日，小方发自河北蠡县的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刊登后，这个热情四射的青年就此彻底消失了
　　小方失踪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找他，但一直没有音信他很可能已经牺牲在抗战报道前线了。
　　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者
　　小方失踪前的两年里，拍摄了大量照片，现在还有800多张底片，大多是民风民俗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底片是1999年，棕褐色的盒子里整齐地码放着一些粉色纸袋，上面都印有德记商行的字号。至今，我还记得从纸袋中取出黑白底片的感觉，轻轻地，仿佛怕惊动了一个沉睡中的人。
　　小方的镜头很朴实，他拍井底的矿工，城市里的搬运工，烈日下赤身裸体的纤夫，一个父亲和他的5个儿子，一个母亲和她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女儿，海水中嬉笑的孩子，兴高采烈的小喇嘛，运送补给品的民夫散漫地走在高山之下，一名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在掩体里他拍摄的下层民众是健康的，不少人都是笑着的，丝毫没有一些国外摄影师所呈现出来的孱弱和萎靡。而且，小方对民众有一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不管是乞丐还是纤夫，抑或战场上的普通士兵，他都表现出真实的情感，那是一种爱。
　　如果你再结合小方写的那些报道看这些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有深意。他采访矿工，自己也会下到井下。这些矿工不但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工作非常危险，但小方总是留给人希望。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的因为有千万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战斗！他的照片也是，工人们微笑着，并不那么愁苦。
　　在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背后，你能感觉到小方的善良乐观。他看到那些情景能不悲伤吗？但他把潜台词留给了自己，把希望留给大家。
　　1999年，冯雪松（左）在拍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右为方大曾妹妹方澄敏。
　　也有很可爱、莽撞的一面
　　小方失踪以后，他的母亲一直住在协和的老院子，1969年，老人去世了。老人曾说要用暗房的木头做棺材，娘俩永远在一起。可最终没能实现，天长日久，暗房木头蛀坏了，被当作了柴火。小方的妹妹一直在收集整理他的东西，这几乎成了她的精神支柱。现在，他的姐姐和妹妹都过世了，除了外甥张在璇，其他人不太了解小方了。
　　小方是一个行胜于言的人。他很少和家人说自己的事，很多是妹妹看了他的通讯才知道的。1933年，小方的同学、诗人方殷因为参加民主运动被捕，小方知道后，打听到了方殷的秘密住处，把文件、传单席卷而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小方是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和独立意识的青年，他追求进步，但思想中没有党派这样的东西，完全是一种民本的、人本的朴素思想。
　　小方也有很可爱、莽撞的一面。他经常在妹妹房里洗脚，洗完也不倒水，要妹妹倒。后来，两人还为此吵了一架，很久不说话。在保定时，小方听说八路军挺进热河，甚至放下《大公报》的工作，赶去采访，最后因为消息不准才作罢，因此被范长江批评了一顿。
　　现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想到小方，想着他生活中这些小事我就想笑，这孩子怎么也会这么二呢。
　　【后记】
　　冯雪松知道小方是因为1999年的一份传真时任中国摄影家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想请央视推广关于方大曾的书，本来不是发给他的。但阴差阳错，他和小方结了缘。
　　看到那份传真的时候，冯雪松正承受工作的压力，陷入对未来的迷茫，还为罹患重病的父亲而心力交瘁。这个失踪时只有25岁的年轻人成了他忘记痛苦、走向希望的力量源泉。多年来，他追寻着小方的脚步，从北京到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县；在澳门驻站时，他一直随身带着关于小方的材料，方便查外文报纸；他不知为此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别人说他傻，他说是把这当作公益事业；遇到挫折和不顺的时候，他会想：如果是小方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很多人问冯雪松，为什么会用这么多年去追寻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年轻记者？他说，小方是一个很纯粹甚至理想化的人，他能让你照见自己的人格。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后，张在璇对他说：你从战场上把舅舅的灵魂捡回来了。但在冯雪松看来，小方的意义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寻，更是面向未来的探求。一个人应该对民众和国家怀有一种情怀，不因暴力和金钱，就像小方。
　　冯雪松觉得自己只是个药引子，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小方。小方摄影展、小方大学宣讲都在策划中，他还打算用出书的版税和拍卖小方照片的钱，建立小方新闻奖，专门面向有为的年轻记者。有人找到冯雪松，说：要给小方做个头像，也有人说，要为小方拍电影。
　　采访结束时，冯雪松说他做过一个梦。梦中，有人拍拍他的肩，说：你怎么才来呀。而那人，正是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