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五月，继上海四月政变后，长沙又发生＂马日事变＂。不久，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公开叛变革命，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记得在军队方面的有：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人员不准召开会议，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受军事指挥人员的指挥等。此外，各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遭到逮捕、屠杀。 当时我在军阀唐生智部三十六军任营党代表。部队正沿京汉路由河南撤回汉口，我得到国民党叛变革命的消息，看情况不好，就连夜乘机逃走。这时，沿线已被控制，各站都在盘查。 到了湖北随州的广水，天墨黑，盘查的士兵没有发觉我。 我曾在广水铁路工会做过群众工作，认识不少工人。我便打算去工会。路上远远地看见几个工人，提着马灯朝车站这边来，走近时，一位认识我的司机立即招呼我，惊讶地问道：＂你还没有走吗?＂ ＂刚从柳林逃到这里。想回汉口，特意来找你们。＂ ＂往南开的都是军用车，恐怕坐不上。＂他有些为难地说；其他几个人也都锁紧眉头，面面相觑。我看他们有难色，就说：＂那我就走小路吧。＂ ＂那还行?沿路都在查，步行很靠不住：再说，那要走多久呀!＂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大悟似地说：＂单开车头出去！＂ 这话顿时提醒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就这样干！既秘密，又快。＂ 我激动地说：＂太谢谢你们了！＂ 时间已经是午夜，初夏的夜风，还是透凉的。几个人急急地向车站走，使我有种神秘的紧张的感觉。 汽笛＂呜——＂的一声，车头飞也似的开出了广水。 车头在黑夜的平野上疾驰。我想到我们被迫害，做政治工作的不让带兵，现在被人撵走，连性命都难保……＂心里非常气愤。如果我们握有兵权在手，岂不干他几下吗?那有这样容易离开部队?…… 快到花园时，车停住了。那位工人同志好像很抱歉似地对我说：＂再不能往前开了，午前我们要赶回去。你一路小心吧!＂我点点头，跳下车，说了声＂谢谢!＂就和他们分手了。 回到汉口，找到组织，诉了诉逃回的情景。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做法，非常不满。由于陈独秀忽视掌握军队，要共产党员不要带兵，要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所以当国民党右派一旦叛变，倒戈戕杀革命时，就使我们处于几乎无力抵抗的危险境地。 这时，反革命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武汉实行封锁，广东军阀封锁了粤汉路，长江航运被帝国主义和四川军阀杨森封锁了；市面上一些资本家及奸商故意罢业，停止贸易。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反动派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屠杀。面对着这种局势，我既焦急又气愤，心想，革命非要有武装不可。 经刘力劳同志的介绍，我在贺龙同志的二十军特务营当副连长。这个连有一百多条驳壳枪。抓住了枪杆子，我心里着实高兴。以后，怀着极大的热情随部队到南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八一＂起义。 起义后，部队南下向广东进发。八月六日，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同志要我留下，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武装联系，同时，交给我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件，他们就走了。 送走他们回来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将急待处理的事情办完，东方已渐发白，鸡啼四遍。我卸去武装带，想眯一会，外面忽然跑进人来，气吁吁地说道：＂副官长，敌人出来了，省政府被包围了，赶快走吧!……＂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外面＂啪—嘭＂的枪声。我没有料到潜伏的敌人出来的这样快，于是急忙穿上便衣，往大门口走，迎面就碰上几个敌兵持着枪从街上跑来，冲着我问：＂喂！里面有人吗?＂ ＂有！＂说完我就往街里走，其实里面早就没有自己的人了。 我一口气跑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那是一座小店房。我认识店里两个店员是同情共产党的；店里刘老板，也见过几面，在大革命时期，表现还不错。 大家都深怕敌人发觉我。上午，几个人分头出去打听消息。一会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在挨户搜查了!＂我正在忖量，老板娘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搜到隔壁来了，唐先生，怎办呢?＂ 这片小店，只有一楼一底，要藏是藏不住的。大家正在犹豫，我便往楼上去看看，见一个大座瓶，足有四尺来高。真是＂急中生智＂，我把这大座瓶放倒，先将脚伸进去，然后缩进身子，刘老板急忙把瓶扶起，顺手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接着就听见刘老板陪着笑招呼：＂老总，请检查，我们这里没有外人。＂ ＂没有共产党吗?＂ ＂没有，唔，老总！＂ 敌人的脚步声听得很清楚。忽而，格登格登的皮靴声响到瓶边来，忽而，格登格登地又踱远了。我心里又紧张，又愤恨。直到听见下楼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刘老板上来，气愤地跟我说，他们还凶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警告＂了几句，才扬长而去。 一连三天紧闭城门，戒严搜查。城内的情况我了解了，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能久呆在这小店，便打算出城赶部队。我跟他们商量。店员们搔着头在想办法。 半天，刘老板皱着眉头说：＂路是有一条，恐怕你不能走。＂ 我坚决地说；＂只要能出城，什么路都能走!＂ ＂从阴沟里爬出去。＂ ＂行!＂就决定这样走。 店员赵瑞祥、魏运利等凑了几块钱给我，又送了一套衣服。半夜，刘老板便领着我钻进阴沟。 夜，黑黝黝的。沟里的污水半尺来深，臭得人恶心。刘老板打着手电，忽明忽灭；两个人都憋着气，半句话也不说，躬着腰一步一步地走着。走了约摸半小时，走到了城墙外面，趁天亮前的一阵昏黑，我们安然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离城三十里刘老板的老家吃完饭，换去一身脏衣服，说了些感激他们帮助的话，就和他告别，向抚州的大路迈进。 我回头眺望英雄的南昌城。南昌，我们是要回来的! 撤出汕头好几天了。 我们直属队机关在葵士遭到广东军阀部队的堵击，仓卒迎战，又无阵地，虽然经过激战，终因我寡敌众，被迫连退五十里。在大片甘蔗地里，不便联络，敌人又紧追搜索，情况很混乱，部队失散了。 只我一个人了。去哪里呢？路既不熟，土匪又多，而且周围都是敌人，封锁得很紧。难道革命就失败了吗?不，不可能！海陆丰有我们的队伍，湖南也有我们的武装……有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们，在未死以前，还是应该想办法找党，找队伍。 空着双手，赤着脚，我不敢走大路，只是沿着路旁的田塍走。身上分文没有，饿了就向小摊上要点残食充饥，晚上就露宿在甘蔗地里。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浑身都是一股酸臭气。这样，走了三天。 第四天，走在一个旷无人烟的大坝子上，太阳已经靠在西山顶了，映出半天晚霞。还是早上吃了东西，现在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在小沟里掬了几口凉水喝，继续走；希望能看到一家农户，要点饭吃，在屋檐下蹲一宿，明天就可以到潮阳城。据老乡说，离潮阳城只有三四十里了。 太阳消失在群山的后面，时近黄昏。眼前是一个大湖沼，远远的山，平静的湖水，被落日染得一片通红。转过一垅甘蔗地，见一个五十岁开外的放鸭的老汉在把鸭群往竹棚里赶，一只小船泊在湖边，船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正在淘米。看见他俩，心里好象有些着落，就在湖边坐下来。 等他将鸭群拢在竹篱笆内以后，才上前和他打招呼，向他说明我是二十军的，被打散了，想借住一宿。 他听我说是二十军贺龙部队的，用善良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大概见我还有学生的模样，问道：＂你是读书人吧?＂ ＂是呀，在军队里当文书。＂我这样回答，既不暴露身分，又合他的臆想。 他点点头：＂好嘛，你坐下来歇歇吧。＂然后在临时垒的陶灶前，一面加柴火，一面对我说：＂现在路很难走呀!土匪很多。＂ ＂不瞒老伯说，我的钱全给抢光了，只剩一个光身人啦!＂ 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年头，你是过路人，有钱不要放在身上，埋在地里，在村里找上一家人，把一点钱给他，请他搭救你。等风声好一点，就把地下的钱挖出来，再拿一些谢过他，他就可以送你出去；不这样，你有钱命也难保。＂他说得很淳善，我相信这是他饱经风霜得来的经验。 饭好了，一只小钵只焖了那么一点饭，他还再三地让我吃，我婉言谢绝了。其实，我饿得头都有些发晕。推让一会，他指着一碗锅巴说：＂走了长路，不吃行吗?＂我拗不过他的盛意，就吃了几块锅巴。 晚上，三个人睡在船上的一块窄板上，我们又聊起来。他问我：＂家里还有老人吗?＂我说有。 ＂你怎么不回去呢?世道这样乱，家里又有老人，还是回家吧!＂话里充满老人的慈爱和怜惜。我表示很感谢他善良的劝导。 接着，我就慢慢地向他讲：为什么我不回去，为什么穷人总是过苦日子，为什么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过好日子等革命道理。他默默地听着，最后，深情地说道：＂你们闹的这革命能成功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从破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慢慢地打开，将仅有的十一枚铜元，攥在手里对我说：＂想捉只鸭子给你，你也没法弄来吃，也不好带，这里有点钱，你放在身边吧!＂ ＂不，老伯，留着你自己用，我有办法。＂我推辞不肯要，深知老汉这十一枚铜元得来不容易。 ＂你们为穷人奔走，这点钱就算我的心意吧。＂老汉再三地推让，我只好收下。双手捧着这十一枚铜元，我感到它是那么温暖。望着老人那满是皱纹的慈祥的面庞，没有什么语言能表达我感激的心情，最后说了一句：＂老伯，我走了!＂ 转身才走几步，他又唤回我，微颤着手将一顶斗笠戴在我头上：＂这顶破斗笠你戴去吧，遮遮太阳，免得人家看出你是外江人。＂ 我拉着他的手，看着他那满含感情的眼睛，是这样充满着体贴、爱怜，半晌我才说：＂老伯，你自己保重吧，将来我们会见面的。＂他颔首示意，我忍着两眶热泪，默默地离开了他。 走着，我不时地回头看望，远远的还见他站在田塍上挥手：＂一路要小心！＂ 经过一夜安逸的休息，又结实地吃了顿早饭，迎着东方泛起的血红的朝霞，我迈开快步，直奔潮阳城。 傍午，进了潮阳，通身给搜查一遍。街上是冷清清的，很多门户都关着，或封着。在城里转了一趟，没有遇见熟人。 我想部队虽然撤出了汕头，那里总会有人的，但一打听，坐小轮船到汕头要十二枚铜元，刚才吃饭花了三枚，钱不够了，怎么办呢?走陆路吧，危险性大…… 正踌躇不决，见前面一个手执小红旗的铁路工人走来，使我倏然想起广水工人的帮助，看看周围人少，就上前向他说：我是二十军的，现在想离开这里，没有钱，请帮帮忙。 他听我带有湖南口音，用谨慎的眼光看看我，很为难似的沉默着。我又说了一遍。他指着车站外的栅栏淡淡地说道：＂你在那里等着我吧。＂ 从他小心拘谨的态度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可是……我正在纳闷，见他缓慢地走来了，又轻轻地对我说：＂走吧。＂便领着我往码头走。 到了码头上，他又让我等一下。他在寻艘开往汕头的汽轮上，和一个工人咬着耳朵简短地说了几句什么。那人唔唔地点点头，神秘地看我一眼，接着就把我引上船去，指着舱边的角落说，＂就坐在这里吧!＂ 他俩都用同情的眼光向我点点头就走了。我暗暗自忖，他们小心谨慎却满腔热忱，真是令人钦佩、感激。在这样的动荡的年月，他们仍能如此热情地帮助我们，可见党的影响的很普遍了。 汕头的白色恐怖更为器张，到处贴着杀人的告示，反动军官在街上晃来晃去，行人也是惶恐于色。不久前，我们驻在汕头时，被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倒坍的房屋还残存着；市面是凋敝的，呈现着一种恐怖的气氛。 我夹杂在人群中，走不多一会，在一家商店门口，碰到两个我们粮秣处的同志。他们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会意地跟着他们。到偏僻的地方时，他俩惊讶地说： ＂哎呀，你还在这里!＂ ＂我是刚到的。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他俩皱着眉头回答我。 ＂那我们还是应该去找党的关系!＂ 三人回到街上转了几趟，午后了，一点头绪都没有，都认为要在这猖狂的白色气焰中找到关系，是不容易的，而且这里也非久留之地。这样我们便决计去上海。 他俩凑了点钱买到一张船票，好在人多混杂，三个人便混挤上船。当天下午，我们就离开了汕头。 日本船查票很严。查票时我钻在货舱底下。被发觉了，受到一顿辱打。吃不上饭。有些同情的人，在吃饭时将剩饭藏在衣襟里，偷偷地给我吃。饿一点肚子还不要紧，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们所施给的凌辱，却使人难以忍受。 有一天，查票的人把我捆在船沿的铁栏杆上，让风雨吹打我，让阔佬们嘲笑我。我咬着牙忍受着侮辱，抑制着内心的仇恨，心想：总有一天要算这笔账的! 面前是无垠的大海，波涛冲击着船舷，矫健的海鸥驾着呼啸的海风，掠过汹涌的大浪…… 一个革命战士，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要经受得住考验! 我怀着希望，怀着热忱，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 上海，六个月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气焰还没有收敛；＂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清党＂，在这里继续恐怖地进行着，这个繁华嚣闹的都市，渗透着一股强烈的血腥的气味。 在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始终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人。三人身上早已没有分文，饥饿又袭击着我们。 正踯躅街头，绞尽脑汁想办法时，突然听见过路人当中，有湖南口音。这使我想起上海有一个湖南会馆，心里顿时高兴起来。心想，湖南人住湖南会馆，问题是不大吧，也许能在那里见到熟人。打听到湖南会馆的地址，满怀高兴地往会馆走去。 刚到会馆门口，就见一个肥头阔耳的人正往外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很面熟的人。这人名叫聂荣台，一个纱厂的经理，也是湖南会馆的董事，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他曾在汉口请吃饭，我也去了，那时他说过不少恭维革命的话。真是＂他乡遇故知＂，竟在这里碰上了。那种＂绝处逢生＂的喜悦和冲动，使我无暇去考虑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急着上前和他打招呼。还没有等我开口，他的脸刷地就挂下来了，轻蔑地扫了我们三人一眼，大声嗥叫：＂你们都是共产党，这里要杀你们，赶快给我滚开！＂ 半年前，革命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殷勤谄媚；现在命受到挫折，我们困难的时候，他就翻脸不认人。这种阴险、两面派的嘴脸，原是资产阶级的本色呵。 我顿时气得义愤填膺，立即厉声地质问他道：＂这里是湖南会馆，难道湖南人不能住吗?你在汉口请我们吃饭、讲的话，你就忘记了吗?＂当着人面前，老底子一揭，他瞠目结舌，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一扭身，踉跄地爬上一辆黄包车溜了。 我的气并没有消，手还在微微地颤抖着，真想一把火将会馆烧它个干干净净! 我们又回到大街上。 黄昏，高大的怪物似的楼房里，忽闪忽闪地亮着灯光，猥亵的乐曲，充塞着这闷燥的空间；形形色色的人群，噪杂声，还有那凄厉的囚车，不时地从街上驶过……黑夜，裹住上海。 我们一整天粒米没有落肚，拖着疲困无力的脚步，躞蹀在黯淡的街灯下。青色的短衫背上，已满是斑斑的汗渍，草鞋也破了。我默默地走着，想着：到上海仅仅一天，决没有这么容易就找到党，可是明天，后天…… 夜晚，就坐在商店骑楼下打盹，还不时地遭到警察的非难，用棍子来赶。最后，我们不得不在雨篷下蹲下来。秋天的凉风，徐徐吹到我们身上；尽管街头卖夜食的悠长的喊声不断传来，引诱着我们，我们还是在疲乏中酣然入梦了。 天明，又在街上转来转去。没有找到党，象失去了灵魂一样。 午后，我们转到法租界，在街口处突然遇见我在三十六军时的一位党代表。这一下我高兴极了。他见我们这副颠沛流离的形象，有些怔悸。我没有等他说话，就赶紧问道：＂党的关系找到了吗?＂ ＂没有。这里情况也不太好。＂他蹙紧眉头说道。 ＂现在准备去哪里呢?＂ ＂说不定……我最近就要离开这里。＂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说道：＂我这里有十二块钱，全给你们吧!＂说完将几张簇新的纸币给了我，就匆匆地走了。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想要说的话也只好作罢。 有这十二块钱，心里比较踏实了些。在卖剩菜剩饭的小摊上，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晚上在一家小客栈住下，三人还添了点寒衣。 一连几天的奔走，还是没有什么眉目，三人停留上海，终非善策，于是我们决定分手。我只身搭轮船西上汉口。 我又回到了武汉。 长江远远地从西天奔腾而来，武汉雄伟地矗立在江边。转了几个月，现在又回到了这里。看到它，觉得是这样地熟悉，又是这样地陌生，不禁引起我的感慨与回忆： 去年九月，我随着势如破竹的北伐军来到武汉，全城悬灯结彩，龟山上竖立着二十来丈高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巨大铁标语塔，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了租界，那时，人心振奋，整个武汉沸腾起来了。 ＂马日事变＂后，我从广水逃回武汉，这里，就已经听不见激昂的歌声，看不见雄壮的工人纠察队，而是萧条、冷落的景象。 而现在的武汉，更是面目全非，江汉关边的＂打倒帝国主义＂大标语被粉刷掉了，龟山的铁标语塔被拆毁了，都市弥漫着白色恐怖…… 在武汉，我终于找到了党，在长江局找到了同志。 数月来的波折和遭遇，更加使我浑身充沛着斗争的力量。 在这短促的艰难的行程中，我得到很多的生活教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广水的火车司机、南昌瓷器店里的人们、潮阳的放鸭农民和铁路工人，和那纱厂资本家的阴恶嘴脸等等，联想起来，使我鲜明地看清了什么人是朋友，什么人是敌人；更使我认识了党的正确领导与掌握武装的重要。 这短促的行程，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 一九二七年，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一年。 作者: 唐天际同志（1904——1989年）: 原名唐时雍，曾用名唐文发、唐天济。1904年10月22日生于湖南省安仁县。青少年时期，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发奋读书。在读中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作战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调任国民革命军第36军1团3营党代表，后任贺龙任军长的第20军特务连副连长，随军参加南昌起义，曾任南昌卫戍司令部副官长、南昌起义军第9军粮秣处副官长。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任安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28团连、营党代表。同年8月调任中共湘南特委军事委员、湘南游击大队大队长，率部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曾任中共湘南特委代理书记。1930年起，任东江红军第50团政治委员、红22军第2纵队司令员、第64师师长、红5军团第40师政治委员、红15军政治部主任、第44师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5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5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红4、红31军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1937年任援西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八路军驻第1战区联络处主任，晋豫边区游击支队司令员。1940年起任第129师新编第1旅政治委员，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太行、太岳区反＂扫荡＂。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吉东军区政治委员，吉林军区和东北前线第1指挥所副政治委员兼主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第12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平津、衡宝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第21兵团政治委员兼桂北剿匪委员会主任、湖南军区司令员、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兼工程部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防空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财务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为加强我军防空力量和财务、后勤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四次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8年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89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