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国民党的＂围剿＂，中央也立即执行了反＂围剿＂的指令，不过在那个十分特殊的年代中，两党之间的差距已是肉眼可见，主要体现在兵力和装备上。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中央也被迫走向了长征之路，为了能保留希望的火种，这次要经历的困难实在是太多。 除了途经多地要跨越险要的地势，还要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所以，军队的条件一直都好不到哪去，这一直持续到长征结束都没有缓解。 那么，红军长征后，中共的军费从何而来？据说当时师长的工资只有5元。 长征后，经费是最主要的难题 在长征之前，红军是被迫撤出原本根据地的，很多财物和硬通货就间接地留在了当地，在荒凉的行军路上，身上就算带着纸币，也找不到能够消费的地方，那个时候，所谓的经费并没有什么用，活下来才是当务之急。 因此，野果、野草、野菜等都是帮助红军度过艰难的关键，也有一些动物皮制品被红军煮熟果腹，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都是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 仅存的一些经费，在路过有人烟的地方时，会被拿出来和百姓交换食物或者药品，有些时候没有经费，就会拿一些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去换，比如说马鞍。 对于战士们来说，支撑他们的重要动力便是希望和信仰。 这一路上，没有消费、没有军饷、没有给养，他们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度过如此漫长的时光，也是一项创世的记录。 在路途上，红军也打了很多仗，物资也全都要靠缴获，当土豪被打倒以后，田地便会分给当地穷苦的农民，而很多物资和补给便被红军所使用了。 1935年9月，红军抵达了汉书陇南市西北处的哈达铺镇，在这里，有战士们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过期的《山西日报》，这也为长征未来最终的方向提供了参考。 聂荣臻后来还回忆道：＂当时，毛主席召开了一场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我们要去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此时的目标，是北上抗日，日本人已经在疯狂侵略东三省，他们早晚都会发动起全面战争。 路上不需要经费，可到了那边稳固下来了，就一定会需要经费。 红军刚刚到达刘志丹根据地的时候，军队中的所有人都骨瘦如柴，据说，当时从长征中走出来的红军有三个分不清： 男和女分不清，个个都是长发；枪支和棍子分不清，很多战士们都把枪支当作拐杖来用了；衣着分不清，有的人即使身上是军装，可早已经到处都是洞，还有些战士干脆把兽皮直接裹在身上。 初到陕北，需要的是恢复元气。 毛主席和周总理立即派人去盘点了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这才发现，有七千多人的中央红军把钱加在一起也才仅仅只有一千多块钱大洋，几乎买不回来什么东西。 当盘点的信息传来以后，周总理非常着急，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生活，部队未来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训练，以后还要上战场去打仗，经费是一支军队的基础。 就算是搞生产，眼下的时间那么紧迫，红军到底从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如果没有钱，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经历了两年的行军与苦战，战士们早已是疲惫不堪，就算是去种地，都已经赶不上了。 这也是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头疼的问题，想要发展，必须解决生存。 还好，毛主席等领导人渐渐想到了办法。 据说师长工资只有5元的红军，如何挺过＂寒冬＂ 最初的时候，毛主席先是想到了前几天见过面的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他们以前是陕北的红军部队，手上应该还能宽裕一些。 不到万不得已，毛主席绝不会想到这个办法。 他找来杨志成，并对他说：＂这样，我给你写一个借条，你拿着这个借条去找徐海东，如果他那周转的过来，肯定会帮助我们。＂ 说是稍微＂宽裕＂一些，也仅仅是和其他红军对比而言，大家都是在国民党的＂围剿＂下生存，本身都非常困难。 毛主席还是写下了那张欠条：海东同志，请你借2500元给中央来解决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此致，敬礼！ 这张借条上，留下了毛主席的名字和日期，被送到徐海东那边。 徐海东刚刚拿到借条，并瞬间了解了中央红军目前的处境，他还非常自责，应该主动伸去援手才对。 因此，他立即将自己的供给部部长找了过来，详细询问了军团的经费。 在得知还有七千块大洋以后，徐海东毫不犹豫拿了五千元给中央红军，给自己的军团留下了两千大洋。 就在第二天，红15军团供给部的同志们不仅带去了五千元大洋，还抽出了很多重要的物资和驳壳枪，更有诚意的是，徐海东还把自己最为精锐的骑兵团调给中央去使用，每个班还得出一把最好的机枪，帮助中央红军度过难关。 五千块大洋不多，可放在那个节骨眼上，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无论是毛主席、周总理，还是张闻天等人，在事后回忆起这笔钱，都当作是雪中送炭，彭老总看到这些东西被送来以后感动不已，连连夸赞徐海东。 毛主席无论何时都没有忘记徐海东的恩情，在抗日战争后半期，徐海东病倒了，后来也没赶上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一直都担任闲职，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养，不过在1955年第一次授衔仪式的时候，他还是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仅次于粟裕。 有了徐海东这五千元大洋，最为艰难的那段日子算是熬住了，让红军有了立足的根基。 但在立足和壮大势力的这个阶段，同样还需要很多钱。 毛主席思来想去，现在各个军团都需要资金，大家也需要发展，在陕北去快速找来经费，已经不再有可能。 最终，他想到了远处的宋庆龄女士。 因此1936年3月，毛主席联系到了宋庆龄，希望能向宋子文借上一笔钱，那会的宋子文可是腰缠万贯，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 宋庆龄马上知道红军肯定是遇到难处了，可毛主席不知道的是，宋庆龄已经和宋子文分道扬镳了，两家也很久没有往来。 为了帮助红军，她拿出了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的抚恤金，还将自己唯一的公寓＂莫利爱路寓＂给抵押了出去，凑出了5万美元。 这五万美元，彻底帮助红军度过了最危难的时刻，部队养精蓄锐，开始了接下来的行动。 接着，国共合作，八路军和新四军能够从国民党方面领到一些经费，对于部队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抗日年间，苏联恢复了对于中共的支援。 比如在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里，苏联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一大笔援助，总计已经高达160多万美元，这也减轻了中共的压力。 而且，在全面抗战期间，这笔钱绝对至关重要，特别是王稼祥在1938年回国的时候，一下就带回了30万美元的巨款。 1940年，周总理前往莫斯科治疗胳膊，阐述了国内斗争局势，在会谈的时候，周总理再次提到了中共现在亟需资金运作，希望再次得到苏联的支持。 不过当时斯大林也比较忙，并没有细看周总理的预算表，便拨了30万美元的援助交给了中共中央。 后来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毛主席和莫斯科方面产生了一些分歧，莫斯科一气之下干脆不再向中共提供支持，不过，很快苏德战争又爆发了，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最终决定向中共拨款60万美元。 从苏联拿到的这笔钱，不算是借的，因为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经费援助是无偿的，中共如果能够发展壮大，也充分满足了苏联在国家战略安全层面上的意义。 在那七八年的时间里，中共总计收到了180多万美元的援助。 而国内方面，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愿意每个月支援二十到三十万元作为支持共产党抗日的经费补助，由杨虎城将军间接发放，这段时期，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历史功臣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1937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里，国民党政府也提供了抗日经费。 等到番号正式确定后，八路军和新四军便可以正式领取军饷了。 最初的时候，包括战务费、医药费、补助费等一系列费用在内的工资加起来大约有三十万，后来这个数字渐渐有了增加，不过每个月的总数没有超过七十五万，跟国民党的正统部队还是没法比，折合到每个人的手上，基本没有什么钱了。 为此，彭德怀在一次演讲中还提到：＂我们共产党人都是不怕困难的，我们的老司令都已经五十多岁了，每个月也就领取一元。＂ 当然，除了毛主席借来的、苏联补助的加上国民党掏的经费，还有一笔钱，来自于海内外的募捐。 在战争年代，中共都确立了死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普通群众募捐，掏钱的也都是些大户人家。 比如从1938年10月到第二年2月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海外及后方共同募捐而来的一百三十多万元的法币。 1937年到1941年，各个部队捐上来的账已经接近了九百万元，不过很多基层部队组织，他们的经费还是需要自己去解决。 除了这些以外，剩下便需要大家自给自足了。 特别是在1940年和1941年这两年时间里，国民党始终都在出尔反尔制造摩擦，搞得大家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很多工作人员到了冬天几乎连被子都没有。 这段时期，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王震的359旅进入南泥湾，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便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毛主席都夸赞道：＂这是中国历史上还未有过的奇迹。＂ 这一招，才是让延安军民能够养活自己的根本。 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了三年以后，边区开支中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成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王震的359旅已经完全实现了自给，还能拿出很大的一部分去支援中央。 除了缓解了燃眉之急，通过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让广大战士们在实践中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也在劳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些也都深刻影响到了解放战争的走向。 在这一些列方式之下，中共领导的抗日路线也终于坚持了下来，力量还在不断壮大，到了抗战结束的那一年，八路军、新四军的武装力量一度超过了九十万，抗日根据地的人口接近一个亿，这也是后来能够和国民党交锋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