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作为华夏史上首个统一治理九州大地的政权,其出现是如此耀眼,其速亡又是如此震撼。使得讨论这成因,成为史家、学者孜孜不倦的事,后世百姓亦常谈常议。所有的讨论,不过是想从中找出点道理,摸出点规律,以戒后来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汉贾谊写的《过秦论》三篇。 在《过秦论》上篇结尾处,贾谊直接抛出结论和中心思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把秦帝国的迅速崩塌归为:峻法太多,穷兵黩武,不爱民,不养民,暴政无仁。这固然有一定因素,但权认为这更多地是贾谊想借此题,而推自己的政治主张。 既然两千年前的高级干部贾谊这样,我也斗胆在两千年后以一介草民身份,讲讲自己的看法。当然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笔者也是加自己的私货,那我也不否认。货供不供,是我的事;买不买,才是你的事。 我们先来看看反秦起义都在哪里发生:首例在大泽乡,今安徽省内;主力项家在今浙江省吴兴地区起兵;后天下主刘邦应该在现江苏省境内地方起义。虽然我没有详细统计过,但起兵"造反"基本应该都在以前的关东六国的地区发生。秦国旧地地似乎风平浪静。如果是贾谊的仁义论成立的话,那应该只剩两种解释说得通:一、始皇偏心,仁爱不过函谷关。二、秦国旧地的群众是铁打的,无仁无义照样生活。 这两种解释显然是荒唐的。那就引出另一个很可能的结论:秦之亡不亡于仁义不施,而另有其因。这个另有其因会是什么?下面慢慢道来。 首先需要问的是:秦在统一之前干了什么?统一之后干了什么?这前后差别是否与速亡有关? 先说第一个问题。统一之前,秦地发生的最主要的事,恐怕非"商鞅变法"莫属。其变法的事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重点在变法本身。商鞅变法是动了当时秦国的根本。之前的秦国与之后的秦国完全不是一样概念。之前的秦国延循西周传统:贵胄治理,分级撑权,经典的封土建国体制;改革之后的秦国一扫这些祖制:君王集权,通过非世袭官员一杆子管到县级单位。两者的差距核心在于社会动员力上,主要是战争动员力上。在组织、管理和群众的积极性上造就后者动员力数倍于前者。这变法及变法之后的产物是千年以来,神州大地上前所未有之物。如果讲仁义不施,早在秦帝国灭亡150多年之前,就已经仁义不施。为何当时没出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呢? 先按下这个疑问,不答,接着说。 商鞅变法广度大,程度深,过程烈。以致于变法开始后十多年,最后的保护伞秦孝公一死,商鞅本人立马被积恨多年,丧失特权的老贵族们刑以车裂,据说满门还被抄斩了。在《天下之难莫过于革新》一文中说明过变革的种种艰难,在这里这种艰难解释了商鞅本人结局的必然性,或者说大概率性。 然而秦国在商鞅死后,非没有被反改革的复辟力量主导,后任君主们通过六代,依旧"仁义不施"地推行着商君法。最终以变法之国身份,凭实力占半壁江山,在历史的十字路上,有资格选择历史的前进方向了:统不统一天下。可以说,商鞅死了,商鞅的制度活了下来。这就是秦国在统一之前干的最主要的事。 这里插上一段:这些是不是提醒了什么?对,相同的,秦帝国覆亡了,秦法后续又活了很长、很长。甚至在当代,在国家治理中,依稀可见秦法的影子。好像历史特别钟爱这段剧情,演一遍不过瘾,要求回场再来一遍。只不过,这"回场"回得更是跌宕起伏,可歌可泣。 既然商鞅本人与秦帝国本身的命运有高度相似,死状高度相同,后来遗产的结局也几乎相同。那其过程和原因是不是也是相似的?我们接下来说,回头再看这个疑问。 回到前文中所提:秦统一之后干了什么? 我们回顾下,秦统一天下,成为帝国之后,做了什么被后世称为"统一"的事:统一文字、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废世袭等。 一样样理。文字是关东六国"统一"于秦小篆,度量衡是关东六国"统一"于秦度量衡。推行郡县是在关东六国推行在老秦地已执行150多年的郡县制。废世袭是废除早在老秦国废了150多年之后,关东六国的世袭。其它的也可以一一对照。秦统一天下所做的事,说白就是主要在关东六国推行早在商鞅时代,在秦国境内就已推行的商法,只是此为更大号的后续版本。整个事,对后人来说,好像是统一事务;但对当时六国人们来说,这其实是变法事务。 这点很重要。所以,与其说秦统一天下,不如说秦国推商鞅变法至已是秦帝国境内的原关东六国,简单地说是剩余的天下改革为秦法而己。 这里本文的主旨:秦帝国为何亡,为何速亡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不卖关子,直接抛出本文的观点:秦帝国之亡,非死于其它,就是源于改革。更准确的说法:死于改革烈度之大,(面对改革敌人)准备之不足。 先说死于改革烈度之大。 商鞅变法之事,商鞅仅在秦国一国(当时秦国版图很小)强推十多年,便随后本人被复辟力量杀死,而后人用六世余烈才完成半壁天下的变法(秦国统一之前版图),就足以看出变法之难,革新之险。更不用说后来秦政权在关东六国加新开拓的百越之地,强推变法的难度。面积变大多倍,人口变多数番,那么变法要面对的曾当权的复辟、守旧力量也随之成倍增长。 复辟、守旧力量有哪些,这里稍稍列举下:推秦制度量,六国百姓皆要适应;立小篆为楷,所有读书人都要重新学习;罢黜百家,端了天下所有知识分子的饭碗;废封地建郡,则是夺了所有关东贵族的特权。公元前221年之后所做每件大事都是空前的,又几乎绝后的。结合改革涉及幅员之广度,社会生活之深度,得罪人数之众这三者增量,使变法难度更是对应地成倍数之倍数的几何形势增长。这里就上文所说的度量衡,举个当今例子。公制推行约百年,英国是很晚之后改英制为公制。美国更是因为改起来麻烦,百姓收受起来困难为由,现在还执行英制。 故才有"天下苦秦久矣"这样的说话。这句更深层次地解读应该是:天下苦秦之变法久矣,不是苦秦之统一久矣。主要苦的人也是六国旧贵族,六国百姓的苦是其次的,内容也仅是短时间内不适应新的律法、生活、工具等一系新事物。 先有全国改革烈度预计之不足,后就有全境变法准备之不足。 再说准备如何不足,不足在哪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变法者相同,始皇亦不能例外。在天下推行秦法变法时,主政者会犯错误,新方案也会有疏漏。变法过程一旦有任何闪失,复辟者必会加以利用、反攻倒算,清算逆流必会重现。好比水中的船,船底有漏洞,水必定渗到舱内;攀岩的人,脚一踏空,身体必往下滑。 此时,变法者如处理不当,稍有不慎,改革就会被颠覆,变法就会被抛弃。更有甚者,之前的成就都会付之东流。可谓旺火煎薄肉,过之必柴。历史随后的事实就是展现了其中的一个闪失而带来的改革危机:嬴政没考虑到自己积劳而突亡,又立嗣不完备,改革工作交接不善。总得来说,这是改革容错防备不足。 而以始皇为代表的全国改革小组,又低估了改变的难度,轻视了复辟的力量,进而没有做好充足的、长远的改革打算,最后造成改革事业失败。心过急,事太多,改革之力太猛。因改革得罪的主要是关东六国的遗贵强豪、守旧势力,又太多,产生地太快。他们几乎同时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让改革造成了欲速则不达的局面。此为评估工作量不足。不过,话要两头说:这也难怪这个改革领导小组,干这旷世大事,立此未闻之功,所遇到的阻力也将会是旷世的,闻所未闻的。 另一点,改革者在明处,反对者则在暗处。从反改革复辟力量来说。他们在嬴政当道里,是循匿于人群之中的:如喊道"彼可取而代之"的小项羽,如说出"大丈夫当如此"的刘亭长,他本应是体制内的改革工作人员。改革敌人的隐蔽性和潜伏性,客观上造成侦打改革敌对力量的难度。嬴政即使想找到改革主要敌人也找不到,或者说找不到全部。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在咸阳圈起那些看得见的敌人-关东六国中台面上的老贵族们。至于真正后来威胁改革的人,那些看不见的项羽们,是断然不可能预先防犯和处理的。这就必然是使得改革本身在已经很难的情况下,难上加难。这是评估敌情不足。 这还不是最难的。从辩证地哲学上说,那对应的,在天下改革的秦法所益人群,能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力量,又主要是后世百姓,以及相对于后世人数较少的当代群众们,两者都在客观上无法在当下为变法,对抗改革反扑力量。因为前者尚未出生,后者无人组织。简单说,改革小组面对的局面是,当下护法之人,少,而复辟之徙,众。这是估己方力量不足。 这里多说一句:后来承接改革的汉帝国的起家--刘邦出原来的属地,争天下,恰恰是靠充分利用的老秦地受益于秦变法的资源来实现的。其中资源包括且不限于:人、都城设施、组织架构、农业基础、改革经验。这也侧面回答了之前提的:为何当时没出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呢?无它,改革已恩及大众,群众已接收并维护改革成果。这也侧面说明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当然也不可苛求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嬴政李斯们想到走群众路线。 这里只是例了下我能想到的四不足。就这四不足加之前所提难度大,就已经使强大的秦帝国不堪重负,轰然倒塌。至此,可以得出结论:秦帝国非亡于"仁义不施",实亡于变法太难,任务之巨,轻敌之下。同时,也回答了前文所提命题,秦在统一前后做的事,即改革,是其速亡的主因。 用现代的话直白地说:改革的当下能力无法支付改革的当下成本。用金融的话更时髦地说:秦帝国是被改革挤兑兑死的。 最终隆隆烈烈的一场名为"统一"的变法,在寡不敌众中,迅速失败。暂时性的"人亡政息"了。真可谓:商鞅死得有多惨,秦帝就亡得有多彻底。 借此,推想下,如果秦帝国的全国"统一"改革,是在空间中分步进行,在时间上分时段,甚至是"功绩不必在我"的跨代推进,同时对改革中失利一方,加以赎买、补偿,并且提高敌在暗处,敌在内部的警觉。那最后有可能帝国不会速亡,改革也不会受如此大的波折。 万幸且相同巧合的事,秦帝国因变法而亡,但秦制却因变法而后生。与商鞅的变法一样,商鞅变的法在后续百年中逐步推进,终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中,大成。秦政权变的法在其始作者覆亡后的百年中,陆续推进,终在汉武帝中期国力顶盛中,大成。之后的数千年里,华夏地区又一直有效遵守法家的国家治理原则,践行法家的各种规章制度。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这个大轮回,怕是再好的艺术家也写不出的好剧本了。 即使如此,在后世中华中,不乏改革与改革者,或成功,或成仁。但每次变法无一不艰难,无一不被复辟,无一不壮烈。纵敌千万,改革往之。结果,中华文明却在一次次危机中,一次次变法后,伟大成长,延绵不断。在众多古文明的消失背景下,堪称奇迹。 曾经,据说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总是被她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这里,我认为这句话更应该是:"中国总是被她实践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改革者们保护得很好。" 文至此,常思常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