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们寻找靠山，卷入漩涡中心 胡旦一伙同年进士党，在与赵普等元老功臣的较量中，再次尝到失败的苦果，充分暴露了新人与老人的差别所在。新人靠才华声望进入政坛的一角，老人则靠资历与经验在政坛中占据有利地形。从太宗的角度看，他既需要老人的经验，又需要新人的才华，二者缺一不可。较量的最后裁决，都要由太宗做出，所以谁能让太宗听从自己的意见，谁就在斗争中占了主动地位。 胡旦等人以为凭着自己的才华，就能具有政治发言权，所以他们公然结党，抨击时政，对当道的权贵进行不客气的指责与批评。这是典型的书生气造成的政治幼稚的结果，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抨击与批评虽然都出于公心，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令专制皇帝最为反感的结党之迹太过显露，就给对手留下了攻击的口实，而让素有猜忌之心的太宗果断地下了惩治的决心。 赵普等元老之臣，在学问与才华上也许比不过这批新进的同年党人，但在政治经验上，则比他们丰富得多。他们的所做所为，并非出于振兴国家，或改革政治，他们所考虑的中心问题，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没有了政治上的地位，其他一切都是空谈。要保住现有的权势与地位，最要紧的是取得太宗的信任，而要取得太宗的信任，就必须在宫内有人，以便在关键时候有人为自己说话。赵普所以与陈王元僖聪明，目的就在于此。当然，陈王元僖要与赵普结盟，也有自己的目的，即取得太子的地位，以便今后继位称帝于天下。 胡旦当初对此认识不足，他们没有强有力的内助，所以在较量中，必然处于下风。不过，经一事，长一智，他们通过失败而总结了教训，懂得了寻找政治后台的重要性。在下一回合的较量中，他们就知道与深受太宗和皇后宠信的宦官王继恩结成联盟。不过，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政治漩涡中卷得更深了。由于当时北宋王朝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争夺太宗之后的皇位继承权，所以同年进士党人实际上已经卷到政治漩涡的中心，再想脱身，已是不可能的了。以后的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科举年年举行，所以同年进士也不止胡旦、赵昌言、田锡一伙，这本来是一股前赴后幼的政治力量。但既按同年划分了派别，所以不同年份的进士，便结成不同的同年党，彼此之间也就有了利益之争。只不过有的同年党活动得较为隐秘，不如胡旦这一伙人过于抢眼罢了。 胡旦是太宗上台后第二榜进士，在其之前有以吕蒙正、张齐贤、王沔、张宏、王化基、温仲舒、李至、陈恕等人的第一榜进士，在其之后有苏易简、李沆、寇准为代表的第三榜进士。这三榜的人才，都是北宋初期的优秀人物，所以史学家常称他们这几榜为＂龙虎榜＂，以示杰出人物济济一堂。 不管是哪一榜的进士，都在科举成功之时，自然而然结成同年党，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中，互相提携声援，照应扶助。当胡旦这一伙同年在与赵普等老臣较量之时，吕蒙正及其同年，则没有那么锋芒毕露，因而受到赵普等人的倚重，政治地位如日中天。除吕蒙正在赵普病退之后升任宰相之外，其他几人也都占据了要津，可谓独领风骚的一榜进士同年。吕蒙正这一榜的同年，比胡旦等人谨慎聪明，他们虽有结党之实，但不露结党之迹，所以能取得赵普等人的信任，故与胡旦等人相比，仕途顺利而少风险波折。 在胡旦等人之后的苏易简一榜的同年进士，到胡旦等人再次失败之时，也已慢慢崛起，成为朝中颇具实力的同年党派。其中最典型的的寇准。不过他们没有成为胡旦等人的盟友，而成了政治上的对手，还与吕蒙正一榜的同年党发生了利益冲突。两相争斗，竟然是寇准一伙占了上风，吕蒙正等人地位下降。 这时，不论哪一榜的同年党，要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都不能不与太宗之后的继位问题发生联系。本来太宗除掉皇弟廷美之后，已经确立长子元佐为皇位继承人。谁知元佐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他对继承皇位并无多大兴趣，却不满意父亲对叔父廷美的处置方式，当廷美忧悸而卒之后，元佐更是难过之极，时间一长，竟然变得有些精神恍惚，不愿与太宗见面，在礼节上也颇为疏远。有一次，太宗宴请近臣，因元佐精神恍惚，怕他在席上有意想不到的言辞举动，就没有请他到场。元佐闻知此事后，以为是为君父所弃，当天夜里，便关上宫门，纵火焚烧。太宗因此也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废为庶人。当时太宗年事已高，于是皇位继承人又成了太宗最大的心病。 在太宗的儿子中，最想取元佐而代之的，是陈王元僖。但太宗的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仍然属心元佐。再加上太祖的宋皇后，还有一定的权威，太宗也不敢公然置＂金匮之盟＂而不顾，而立己子为皇位继承人。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想投拥立之机，但形势又扑朔迷离，人们往往押错了宝。先有吕蒙正的妻舅宋沆上书，请立元僖为太子。此议一出，即刻受到人们的攻击。于是吕蒙正一党的地位迅速下落，而寇准一党的势力则直线上升。 宋沆的上书，显然是元僖及其党羽的教唆。其实太宗已视元僖为当然的继承人，可元僖仍觉得不放心，急于正式得到＂太子＂的名份，怕李皇后与王继恩对太宗吹风，让元佐重返太子之位。当时赵普已病退，元僖便与当权的吕蒙正一党联络，希望由他们出面，向太宗提出立元僖为太子。当然吕蒙正一党，也很希望与元僖结成联盟，为将来的政治前途打下牢固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宋沆的上书。 不过，吕蒙正一党也像胡旦等人一样，不能透彻了解宋太宗在立储问题上的难言之隐。太宗既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又担心太祖的宋皇后等老人的非议，所以立太子的事，一直是太宗晚年最大的心病，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来乱发言的。 吕蒙正一党因宋沆的上书而遭受打击，寇准一党则因此而逐渐把持朝政，胡旦一党在经过二三年的沉寂之后，也被爱才的太宗纷纷召回。太宗一朝势力最大的三个同年党，逐渐地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然而就在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野心勃勃的元僖突然得急病死去，太宗对此极为伤心，追赠太子称号。可是不久就有人揭发说，元僖在世时曾有种种不法之事，太宗就命王继恩追查。王继恩此时已升为皇城使，即皇宫的总太监，凡是宫内的事，都由他来处理。他本来就不是元僖的人，当然很快就向太宗报告，所有的揭发都属实。太宗大怒，立刻宣布削去元僖的太子称号，还对元僖的宠妾和亲吏实施严惩。 能够而且敢于告发元僖的人，只有太宗的李皇后。李皇后一直喜欢元佐，她认为元佐的失宠，完全出于元僖的暗中捣鬼。李皇后就与王继恩配合，给元僖加上了许多罪名，而为元佐的纵火行为尽量作了开脱，并把这一切都推到元僖的头上，说是元僖暗中使用巫蛊之术的结果。 元僖死后，宫中势力最大的就是李皇后与王继恩，此二人是元佐的死党，一心要立元佐为太子。他们也知道，只凭自己的力量难以达到这一目的，于是就在朝臣中寻找盟友。找来找去，他们竟然看中了胡旦一党。因为吕蒙正和寇准等人都不是元佐的拥立者，赵普等老臣也不会背叛太祖立下的＂金匮之盟＂，而胡旦一党则正是这伙人的对头，正好加以利用。胡旦一党，在经过几次的挫折之后，也已懂得找个政治靠山的用处，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胡旦一党返京之后，仍然受到太宗的青睐，如太宗仍让赵昌言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只是告诫他说：＂半夜之会，不复有之＂，希望他们不要再做此类招人非议的蠢事。胡旦一党也学乖了，他们已懂得暗通宫闱，在政治靠山的帮助下，稳扎稳打。 太宗在元僖事件后，仍然要为立太子的事操心，虽然李皇后和王继恩极力为元佐活动，但太宗已无法接受元佐，他现在属意于第三子元侃。元侃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而元侃的拥立者，就是寇准一党，及元老大臣吕端。 吕端也是北守初年的一位元老大臣，他的哥哥吕余庆，跟随太祖赵匡胤多年，是赵匡胤称帝前后的重要幕僚之一，与赵普等人关系极深，政治态度上也与赵普相似，看不惯胡旦等人的轻躁急进。他曾先后当过廷美和元僖的僚属，虽然也为廷美和元僖受过连累而贬官多次，但太宗对他总的评价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太宗晚年也算知人善任，把这位老臣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政权核心。他便与元侃、寇准等人联手，成为李皇后、王继恩及胡旦一党的政治对手。王继恩及胡旦等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太宗突然会重用这位老臣，他们更料想不到，吕端才是他们真正的对手，而不是那个锋芒毕露的寇准。 现在形势明朗，一方是以寇准、吕端为首的拥元侃派，他们的政治后台就是皇子元侃，另一方是以王继恩、胡旦为首的拥元佐派，他们的政治后台就是太宗的李皇后。而吕蒙正一党，基本上被排挤出局。 两派围绕拥立之事，拉开阵势，互斗心机，明争暗斗。由于太宗晚年最大政治问题就是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所以说靠科举成功而进入政治舞台的进士党人，在互相找到政治靠山之后，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谁也脱身不得了。 太宗看来也是一个控制政治局势的老手，他一方面也重用胡旦一党的人，另一方面也重任吕端和寇准一党的人。两派谁也不能专权，相互之间只有明争暗斗，太宗就好调节控制。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当皇帝的最好方法。 寇准由于资历较浅，当时还在担任青州知州，太宗想早日确立太子，就把寇准召回，与寇准商议太子人选。太宗问寇准：＂朕诸子之中，谁可托付神器？＂他想征求寇准的意见，实际是观察寇准的立场与态度，是站在谁的一边，由此判定此人是否可靠。 寇准很会说话，他既要回答得让太宗满意，又不能让李皇后及胡旦一的意图得逞，于是他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宦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 寇准是在告诉太宗，立太子的事，绝不可听李皇后及王继恩的唠叨，也不可听胡旦这伙人的话，只能由太宗自己选定天下都能接受的一个人。太宗沉默了半天，屏退左右，对寇准说：＂元侃可乎？＂寇准对此毫不含糊地支持，他说：＂知子莫如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这就促使太宗下了决心，立元侃为太子。做为必要的步骤，先任命元侃为开封尹，即京城开封的市长，改封为寿王，同时任命寇准为参知政事，提到副宰相的位置上。 从寇准的角度看，他算是找到了最硬的政治靠山，因为只要太宗确立元侃为太子，元侃就有绝对把握继位，而元侃继位后，也必然会对自己感激不尽，若非寇准促使太宗下定决心，元侃就不会有继位的希望。所以寇准这一宝押得准，其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元侃继位就是宋真宗，而寇准也就成了宋真宗最为信任的宰相。 不久，太祖的遗孀宋皇后逝世，太宗摆脱＂金匮之盟＂沉重负担的最大障碍终于自然消失，同时太宗也自感时间无多，便很快正式册立元侃为太子。李皇后一伙对此甚感失望，但她（他）们仍不放弃，想方设法破坏元侃的储位。就在元侃以太子身份接受京师百姓祝贺时，太宗突然召见寇准，说出令寇准胆战心惊的话来：＂四海属心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居然对太子的大受欢迎表示出莫大的忧虑。太宗的这种心情是怎样产生的？谁能让太宗在终于实现册立太子的愿望之时，突然产生这种怪异的心情？除了可以与他说枕边话的李皇后，还能有谁呢？ 然而寇准又用中听的话，打消了太宗的疑虑，他说：＂百姓欢迎太子，这是社稷之福，怎会对皇帝产生危害呢？＂太宗这才从疑惑中走出来，放心大胆地为确定继承人的事情划上了句号。 但在太宗认为事情大功告成之时，李皇后等人还不甘心，他们认为元侃一下子是扳不倒的，但极力为元侃说话的寇准则是一个容易除掉的家伙。于是，他们指使胡旦、赵昌言等人，在京师联络了一批士大夫，聚集到多宝僧舍，密谋中伤寇准，推倒元侃的储位。胡旦等人这次可学聪明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地在赵昌言家中结党聚会，而改在僧舍中暗通消息。他们让能够接近太宗的人，风言风语地说元侃和寇准的坏话，影响太宗对此二人的印象。还找到一个平民到检院上书，说王继恩为平定四川李顺起义立有大功，而皇帝对他的赏赐太薄，企图让太宗提高王继恩的地位，以与寇准和元侃抗衡。 太宗这次还算明智，没有上当，把这些乱说乱讲的人统统贬逐。宋真宗后来回忆这段日子，还心有余悸，他极为担心这些中伤，会影响他来之不易太子地位。元侃能安然度过这段危险的日子，实在是靠了身居相位的寇准的保护。寇准保护元侃，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因为元侃若储位不保，则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宣告结束。就连最善于制造冤假错案的王继恩，这次也不敢贸然栽赃元侃，这都是寇准大力保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