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19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支持和纵容下，一小撮分裂分子企图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上划出去，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惹恼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南北疆先后告急 新疆古称＂西域＂，中国古代史中对其早有记载。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自那时起，新疆各兄弟民族在长期历史活动中与汉族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 1755年，清军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叛乱，3年后又消灭阿睦尔撒纳势力，西域重新安定。乾隆皇帝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之后，清朝在伊犁惠远城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管理新疆全境。 进入19世纪60年代，新疆风云骤起，有＂中亚屠夫＂之称的阿古柏趁乱进入南疆，先后攻占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等地，于1867年建立了名为＂哲德沙尔汗国＂的非法政权，自立为汗。为实现称霸新疆的野心，阿古柏勾结沙俄、英国，寻求支持。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不顾国际法基本准则，承认由叛乱分子、恐怖分子组成的阿古柏政权。维多利亚女王还亲笔致信阿古柏，与其＂修好＂。 有＂洋大人＂撑腰，阿古柏的胆子更大了。1870阿古柏出兵攻占了乌鲁木齐，占据了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部分地区，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野蛮掠夺和残暴统治。1871年，阿古柏又出兵攻占了伊犁。一直对新疆有非分之想的沙俄也看上了阿古柏。1872年，沙俄与阿古柏签订了所谓的＂俄阿条约＂，也承认其政权。阿古柏号称有6万军队，其中有印度人，也有中亚人，还有部分部落武装，花大力气修建了所谓＂天山防线＂，声称足以抵挡清军。 二、＂海防＂＂塞防＂起争论 新疆面临着分裂出去的危险。对中国人民来说，唯一能做的选择便是保家卫国、寸土不丢。 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两次鸦片战争让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巨额赔款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东邻日本悄悄崛起，先在琉球挑事，之后虎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海防重要，也有人认为平定新疆境内叛乱的塞防是当务之急，形成了＂海防＂与＂塞防＂哪个更重要的大争论。清政府先后收到这方面的80多份奏折，朝廷和地方的要员们也分成了＂海防派＂和＂塞防派＂。 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此时一门心思都在海防上，认为不能在遥远的新疆投入太多人力和银两，而要把有限的钱集中起来办海军，所以他是最坚定的＂海防派＂。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系统阐述了放弃西北、加强东南海防的主张，要点包括：朝廷财政困难，塞防和海防不能同时兼顾；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如东南沿海重要；暂时放弃新疆，静以待变，再图后举。 李鸿章的论点一出，立即得到不少实力派人物的呼应。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凡外国陆地之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其水路之实逼处此者，动则制我要害，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丁日昌认为来自海上的侵略是＂鲸吞＂，来自陆地的侵略只是＂蚕食＂，认为大清国的土地多的是，让敌人慢慢蚕食也不要紧。山西巡抚鲍源深甚至宣称放弃新疆有＂六大好处＂，是＂百世靖寇绥边之长策＂，两江总督沈葆桢也请求清政府停止收复新疆的准备。 三、出任钦差大臣 一时间，＂海防论＂占了上风，＂弃新疆＂的论调甚嚣尘上。这种＂弃新疆＂的论调加剧了新疆被分裂的危险，惹恼了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曾是曾国藩的部属和学生，是曾国藩最看中、最倚仗的两个人，但二人的脾气、性格截然不同：左宗棠狂放，以诸葛亮自诩，脾气又倔又大；李鸿章比左宗棠小11岁，但看起来更成熟稳重，能忍辱负重。 左宗棠很早就开始关注新疆，认为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将构成极大威胁。1833年，左宗棠第一次参加会试，曾赋诗一首：＂西域擐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比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在这首诗里，左宗棠提出＂置省＂＂兴屯＂等设想，也就是在新疆设置行省、花钱屯田，以加强对新疆的统治和边防，抵御列强入侵。后来清朝设置新疆省，与左宗棠的努力密不可分。1849年，37岁的左宗棠见到了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向他谈到了新疆问题：＂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这些话也深深地影响着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也参加了＂塞防＂与＂海防＂的大争论，他的观点是：新疆是中国西北的屏藩，塞防和海防同等重要；海防不应该也不需要挪用塞防的经费；只要＂剿抚兼施＂，新疆完全可以收复。由于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前还担任过闽浙总督，既熟悉西北＂塞防＂军务，也熟悉沿海＂海防＂的情况，他提出＂新疆可以收复＂的坚定主张是以知情作基础的，分析判断也是冷静细致的。他认为：新疆叛乱势力尚不够强大，西方国家暂时没有能力来争夺新疆；东南沿海暂时处在相对安定时期，不必惊慌失措自乱方寸。左宗棠还提出了具体收复新疆的方略，包括兵力调集、进兵路线、后勤保障等方面，对李鸿章的观点进行了全面驳斥。与此同时，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也主张加强塞防，大争论接近尾声时，重量级人物、军机大臣文祥也从支持李鸿章转为支持左宗棠。全国舆论趋于一致主张收复新疆，促使清政府最后下定决心。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 四、抬着棺材西征 左宗棠临危受命收复新疆，已经63岁了。他原打算从西北告老还乡，不曾想这样一副重担又落在肩上。国家分裂的危险不容他多想，担当使命必须及早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 接到任命后，左宗棠立即开始筹划。部署妥当后，他率军离开肃州，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为了宣示奉命收复新疆的决心和义无反顾，左宗棠是抬着棺材直赴新疆的。 收复新疆首战必须取得胜利。一向用兵谨慎的左宗棠调集了8万人马，这么多的军队进入地广人稀的新疆，最大困难是后勤保障。一方面，采购军粮足够的是个大难题；另一方面，运输军粮又是个大难题。困难必须自己克服，左宗棠调集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多匹驴和骡子，外加29000匹骆驼。买粮、运粮，左宗棠做到了精打细算。买粮前，不仅要先搞清楚准确的战马匹数、士兵的人数，还要弄清楚各支队伍哪一天行军到哪里。唯有如此，买的粮食才能够吃，运力才能满足，因为多买将是行军的累赘。 左宗棠还请山西著名商人乔致庸协助筹措军需。乔家在山西祁县，左宗棠从京城返回西北时专程路过祁县，登门拜访乔致庸。左宗棠见到乔致庸的第一句话是：＂亮大哥，久仰了！＂晚清时期，山西祁县乔氏家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数千万两白银，时人称乔致庸为＂亮财主＂。乔致庸十分感动，当即表示将鼎力帮助左宗棠西征。为此，乔致庸派出一个票号随同大军行动，为军队筹办粮草，汇兑朝廷军饷，军饷周转不开时予以借支。 五、透支＂未来的钱＂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 《战争论》中说：一国的＂全部力量就集中表现在自己的金库上＂。偏偏这时国库空虚，清政府虽然采纳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意见，但拿不出充足的军费供他去平乱。 左宗棠精准测算了入疆平叛至少需要8万人马，以及每一名军人、每一匹马每天需要的粮草数量、路上运输消耗数量，比较了用毛驴、骆驼驮还是用车拉哪种运输方式省钱，最后得出每年的军费需求是800万两。为保险起见，左宗棠上报朝廷需军费1000万两。对于这一关乎社稷统一的重大事项，朝廷咬了咬牙，承诺拨给500万两，另外500万两让他＂自己想办法＂。 不可思议的是，朝廷的＂承诺＂里面有很大水分。其时清政府的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直接由户部银库全额拨付根本不现实，只好采取＂协饷＂办法。所谓协饷，是清代对经济落后﹑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规定由税收富裕的省份拨款给予协助，以保证所有的省份都能收支平衡的做法。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各省的日子都不好过，被认为是富裕省份的地区也捉襟见肘，往往以各种理由拖欠协饷。户部采取协饷的方式向左宗棠支付西征军费，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将士已踏上征途，粮草却不能先行，怎么办？总不能真的让乔家垫钱打仗吧？无奈之时，左宗棠想到了好朋友——＂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本名胡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 清政府虽然没有给左宗棠拨足军费，但给了一项政策：＂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也就是允许向外国银行贷款。左宗棠通过胡雪岩联系上一些外国银行，经过多轮磋商，双方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经胡雪岩之手，左宗棠先后向多家外国银行分6次借款，本息合计达1870万两，远远超过清政府批准的500万两规模。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原因：一来是左宗棠入疆平叛需支出的实际的军费浩繁，不是原来测算的800万两，也不是向朝廷上报的1000万两，而是高达1254万两。二是贷款利息很高，年息普遍在10%以上，最高的达到18%。 向外国银行贷款收复新疆，听起来很滑稽，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办法了，只能接受。对于左宗棠的西征军来说，无法兑现的协饷充其量是一笔＂未来收入＂，而向西方银行贷款，用款人虽然是左宗棠，但＂贷款主体＂是清政府，抵押的是清政府海关收入等，左宗棠不用考虑如何还，等于把＂未来的钱＂提前变现了。 六、＂缓进急战＂收失地 为了稳妥地收复新疆，左宗棠提出＂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两项战略。当时阿古柏的主要势力在南疆，在北疆的势力较为薄弱。左宗棠采取先易后难的战法,先平定伊犁外围地区，最后再收复伊犁；＂缓进急战＂就是先治军，增强部队战斗力，再进兵作战。当时的清军积弊重重，军队里充斥着繁官冗员，战斗力很弱。左宗棠整顿军队，裁汰冗员，加强训练，在马、步、炮各兵种的150多个营里训练出50多个营的精兵，作为作战的主力军。由于准备充分，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左宗棠正式出兵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 1878年，左宗棠多次上书朝廷，请求在新疆设省以及收回伊犁事宜，同时与沙俄进行谈判。沙俄不但提出苛刻条件，而且边谈判边实施武力侵扰和威胁。1880年，清政府派曾纪泽出使沙俄谈判，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喊出＂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誓为收复伊犁将血战到底。 左宗棠塑像 1881年2月，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在当时背景下，条约虽然也有割地、赔款等内容，有不平等性质，但条约规定中国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在领事等问题上也收回一些权力，所以西方报纸载文评论：＂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能有此效果，与左宗棠的强硬立场和军事准备是分不开的。 七、＂引得春风度玉关＂ 挫败新疆分裂势力后，左宗棠致力于新疆的建设和开发，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一、安置难民，积极组织修渠、垦荒；二、推广蚕桑等种植，繁荣新疆经济；三、整顿币制，筹建铁厂等，制造农具；四、修筑道路，改善南北疆的交通条件。 新疆气候干燥，植物稀少，左宗棠让部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城镇的道路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一可巩固路基，二可防风固沙，三可有利于行人遮阳，实为一举三得。左宗棠在新疆5年，所到之处，他都广泛动员军民植树造林，人们把左宗棠和其部属种植的柳树称为＂左公柳＂。左宗棠的老部下杨昌浚写诗称赞：＂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1881年，左宗棠离开新疆，到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同年，改任两江总督。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73岁。临终前，左宗棠向朝廷上折，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请予专设海防大臣，二是请予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他的这两个请求均被清政府采纳而得以实现。 左宗棠凭借收复新疆的重大贡献被视为民族英雄，梁启超赞誉他是中国＂五百年来第一伟人＂。1890年，美国人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评论说：＂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著的。＂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这样评价左宗棠：＂近百年历史上的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甚至是整个世界。＂责任编辑/王封礼